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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在国内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在原著小说《科里尼案》出版后几个月,德国司法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可见此案牵涉颇深。“无罪谋杀”即为无动机谋杀,片名一语双关,明面指电影中搜寻不到谋杀案的动机,暗面则意指被时间长河掩盖的黑暗历史。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电影海报

电影从新手律师莱恩接到第一个案子说起:意大利人科林尼在酒店杀死85岁老人迈耶,而律师莱恩年幼时便结识迈耶,得到迈耶如同父辈的关怀,并资助自己成为律师;杀害了迈耶的科林尼虽主动伏法,却始终对作案动机三缄其口,莱恩在搜寻动机中一步步接近了真相。电影不断穿插律师、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情感与记忆,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变换着时间滤镜,观影犹如驱车行驶在山间公路,上一秒还在山野绿林,下一秒就滑入幽暗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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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的辩护律师

在剧情胶着之际,撬动整个故事走向的是一把瓦尔特P-38式手枪,作为科林尼杀害迈耶的凶器,瓦尔特P-38式手枪在当时并不常见。这是一种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使用的手枪。科林尼为什么要偏偏选中这种手枪作为作案工具?在不断的探究中,犯罪者和被害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科林尼杀害迈耶

电影中善与恶、温情与冰冷的对比运用比比皆是,带来一种压迫感的反思。在二战期间杀人如麻的纳粹党徒,战后依旧可以沐浴在公众的阳光下,成为真正有良知的人。他的善举如清风拂过瘠弱者的心田。而同一人,却在三十年前犯下“复仇”式的杀戮罪行,很难将二者的形象统一。

人性之复杂,常常被环境裹挟。揭开历史疮疤,作恶的动机大多被归咎于错误的战争,权力膨胀下人性不加控制地倾向恶的一端,是罪欲的开始,也恰恰是被现代社会与高度文明的泥土里所培育出来的恶之花。

战争中的受害者

现代社会中理性、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如同一部庞大的机器,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如一个小零件,在高速运转中慢慢丧失了道德感。大屠杀的开始,就如大工厂里的生产线,每个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只不过原材料是一条条被判定了不配为人的鲜活生命。

如此的冷漠,影片也通过一个小场景展示:迈耶的尸体被法医解剖,对于法医,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只是一块肝、一块肾,器官不断地往天秤上测出精确的数字,莱恩在冰冷的解剖室里,脑海里却不停地闪现出一段段与迈耶相处时暖调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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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除了科林尼,看似每个人都处在主流社会的规则之下。尤其在法庭之上,法官不断提醒辩护律师莱恩:“不要打破规则。”但是,服从规则就能维护正义了吗?

庭审中不断打破规则的律师

莱恩与迈耶的孙女旧情复燃,看起来是一段浪漫旅程,实则是孙女为了赢取官司而打的感情牌,而在二人深夜深情相拥之时,孙女的手上却讽刺地闪过一枚婚戒的亮光。

情法之间

莱恩刚考取律师资格证,就接到大案,对方辩护律师还是自己的明星导师,看似偶然,实则是导师的精心安排。表面上每个人都遵守了大众的规则,但出于利己的目的又游离于规则之外。甚至开庭之际,虽然法官们都按时到场,但又都神情轻松,仿佛诉讼结果早已盖棺定论。

影片对于规则的讨论,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小镜头。第一次开庭,对方律师穿着西服问迈耶:“你看今天在场的有记者吗?”迈耶说“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穿律师袍呢?”基于人性自私的假设,在规则之下,小小的玩弄竟可以带来人性释放的兴奋感。

法庭之上

所有人看似都服从了规则,那科林尼的悲剧又是谁造成的?

科林尼一开始也试图遵循规则,按照法律程序去提起诉讼,但却因《德雷尔法案》中已过追诉期的条款而止步。该法案将战争期间杀害人民的行为定义为“过失杀人”,犯有战争罪的罪犯因为法律追诉期随之缩短而不再遭受惩罚。而制定《德雷尔法案》的西德联邦会议对如此的“免罪条款”态度也极其暧昧,很难称不是为了纳粹党徒脱罪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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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双重伤害的科林尼

人性不仅会在规则之下算计、利用,还会自我建立一个容易接受的道德框架来达到目的。

如果称科林尼在三十年前受到纳粹的迫害是第一迫害,那么三十年后因为司法不公遭受的迫害就是二次迫害,而其中规则之下各种自私的缘由也给他带来无数无形的迫害。

德国拥有世界先进的法律和哲学,出过贝多芬、康德、歌德等文化巨人。而为什么会出现“大屠杀”的犯罪?

追溯罪的源头会发现,“大屠杀”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犯罪,它的特征即“完全不可理解性”。一场谋杀案我们总会追究其动机,但大屠杀的动机则是无罪,完全将某类人当作多余的灰尘清扫出去。而服从规则的执行者,带着浅薄的天真,不加思考地出卖掉自己的良知。

《波斯语课》海报

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发生不是偶然,德国电影在不断刺破历史,反思症结。今年三月上映的《波斯语课》,让观众看到集中营军官们的“办公室政治”,平庸的恶也应受到应有的审判。而2017年的《冒牌上尉》掘得更深,软弱的人性在集权机器中转眼就会变成滴血的屠刀。

《冒牌上尉》海报

当这些罪行随时间远去,一部足以脱罪的《德雷尔法案》无异于厚重的尘埃,使惩罚与反思无所依凭。《无罪谋杀》,正是一把直指战犯头颅的枪,它谋杀的不仅是命,更是日益钝化的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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