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抢占东北先锋官，任东野主力纵队司令员，被授军衔出人意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有一位将军被授予的军衔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这位将军就是抗战后出关的第一人曾克林。

曾克林是日本投降后，率领成建制八路军挺进东北的第一人，他带着4000人出关，鼎盛时期麾下扩充到8万（一说6万）人马，而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由关内出关的总人数也才10万，毋庸置疑，曾克林为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但建立如此功勋的曾克林，东野早期的主力纵队司令员，在1955年授衔时只是一名少将。

如无特殊原因，东野的纵队司令都应该是中将以上衔，纵观后来东野出身的12个纵队司令员，授衔时上将有5个，中将有4个，少将有3个。

3名少将之所以是少将，都有说得出的原因：

第8纵队司令员段苏权在红军时期曾经脱队3年；11纵司令员贺晋年出身陕北红军，受到当时东北局书记的牵连；12纵司令员钟伟一向不太听话，更由于不听话使他的146师在青树坪中了白崇禧的埋伏。

唯独曾克林，当争夺东北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正是用人之时，却从3纵司令员任上离开了野战部队，在55年授衔时只是个少将。

还有个比较。

曾克林所在的3纵，前任司令员程世才是中将，副司令员曾国华也是中将。和3纵一同在南满并肩作战的4纵，两个司令员吴克华和胡奇才都是中将，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更猛，先替代曾克林成了3纵司令员，后成了上将。

2004年左右，相关部门专门拍了一部《曾克林出关》的电影，以此反映并纪念为占领东北做出杰出贡献的曾克林将军。仔细梳理一下，以本人真名上影视的，除了元帅和大将外，连上将们都鲜有这样的殊荣，而曾克林仅为少将，因此更为稀罕，也更让人感到疑惑：

什么原因让有如此殊荣的曾克林只是一位少将？

曾克林有很多名头，“出关第一人”，“挺进东北第一人”，“抢占东北先锋官”，“抢占东北开路先锋”等等，这些名头，直接说明了当年曾克林立下的重要功勋。

对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朋友来说，可能认为第一个到某地并没有值得骄傲的价值。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了无数新的根据地，很多将帅们都有进入敌后“第一”的经历。

但东北却与八年抗战中开辟的所有根据地都不同。

经过日本人14年的经营，日本投降后的东北三省（热河除外），已经成为关内无法比拟的战略要地。

相比贫穷的关内各地，东北是一个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化工业区，在煤，电，铁，钢材，水泥，粮食方面的产量都占到了全国的70%-90%，其中，发电占到全国80%，钢材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93%。而通过电和钢的产量，就可以明显看出内地和东北的巨大差距，因为电和钢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

东北的港口，河道和铁路更是发达，发达的交通和港口也标志着商业和城市的发达，这里拥有当时亚洲第一，比东京还要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春，其日伪时期的基础建设和城市规划直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辽宁的中等城市鞍山，其市政建设的先进，轨道交通，供电供水，楼宇的规划有序，在上世纪60年代还让来自江南大城市的南京人惊叹。

与苏联、外蒙和朝鲜为邻的地理，也加重了东北的战略地位。中共需要东北，因为方便随时获得苏联和朝鲜的支持，国民党需要东北，因为可以隔断中共和苏联，朝鲜的联系。

处在这样的战略地位，东北必然成为国共双方必争的焦点，但是国民党有美国人的飞机轮船和汽车帮助运输军队，共产党没有这些先进的装备，要占领东北，靠什么？一个字，快。

1945年8月9日，150万苏军向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11日朱总司令就发布了第二号命令，其中有一条命令是：

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这时，日本虽然还没有投降，但是东北三省的收复已经是指日可待，因此，朱总司令命令靠近东三省的八路军立刻开往东北。此时距离东北三省最近的八路军，就是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部。

李运昌得到命令，立刻组织了三路军的行动，其中，14分区从西路，15分区从中路进入热河；第16分区和军区第二梯队从东路进入辽宁和吉林。

第16分区司令员就是曾克林。

曾克林出身红一方面军，曾是红3军团的连指导员，参加了一到五次反“围剿”，之后又参加了长征。在抵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曾克林就率领三个连击溃了1000多马家军骑兵，歼敌300人。1938年抗战初期，曾克林带领200多人的八路军参加冀东大暴动，成立了冀东军分区12团，这个团的营以上干部大多是老红军，战斗力非常强，曾克林担任这个团的团长。之后，曾克林又带着这个团开辟了冀东的滦东根据地。

1945年1月，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冀热辽军区在滦东地区以12团为基础，成立了冀热辽军区第16分区，下辖12团和18团两个团，外加卢抚昌和临抚昌两个县的支队，由曾克林为司令员。

曾克林领受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开往东北的命令后，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第12团、18团、朝鲜义勇军支队、临抚昌支队共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于8月16日正式向锦州和沈阳开进。

但是，李运昌和曾克林，甚至中共中央都不知道，就在2天前，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东北的权益归国民党，否定了中共对东北的接收权。

这意味着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将并不一帆风顺。

曾克林军挺进东北，必须经过山海关，但是山海关驻有日伪军1600多人，一旦打起来，附近随时可以支援的日伪军队有10万人。曾克林部携带的都是轻武器，打山海关将会遭到重大损失不说，还耽误进东北的时间。为了尽快挺进东北，曾克林带军绕过山海关，从东边的九门口向关外开进。

曾克林绕过山海关后，路上遇到了一队分乘5辆汽车而来的70人苏军侦察分队，这个侦察分队带有3门火炮。曾克林见苏军来到，就又打起了山海关的主意，毕竟山海关是战略要地，不把山海关拿下，容易使自己这支先遣队成为孤军，他说服苏军和他一起回师攻打山海关。

于是，8月30日下午5时，以曾克林两个团为进攻主力，苏军侦察分队配合的山海关战役打响，最终以曾克林部牺牲几十名战士，苏军牺牲2名战士的代价拿下了山海关。

曾克林部在山海关休息了3天后，就开始乘火车往沈阳挺进，在经过的重要城镇绥中、兴城等地都分别留下了1个连的兵力和数名地方干部做接收，之后主力进入锦州，成立了锦州警备司令部，在锦州休息了2天后，于9月5日正式往沈阳进发。

这时，问题出现了。

过了锦州后，由于曾克林携带的电台功率很小，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曾克林不知道，党中央已经在8月29日向全军发出电报，要求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只能以地方军和义勇军名义，以非正式的方式进入东北，并要求各军不要乘坐火车进大城市，而是走小路，先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能驻扎的中小城市，特别强调“不要声张”，“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

但是，曾克林已经和苏军接洽了，不仅仅是接洽，双方还共同进行了一场战斗。对接收的绥中、兴城、葫芦岛、沟帮子、新民、锦西和锦州等地，曾克林部不仅没有悄悄地进去，而是大张旗鼓，插着红旗，贴着标语，敲锣打鼓进城，声势十分浩大，之后又声势浩大地以八路军名义向沈阳进军。

苏军是8月21日进入沈阳的，这支进入沈阳的苏军并没有得到后续有中国军队进入沈阳的照会。曾克林部却于9月5日早晨突然乘坐火车抵达了沈阳南站。

苏军荷枪实弹围住列车，不允许曾克林部下车，于是曾克林带着5名地方干部，还有几名参谋和警卫员，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曾克林不知道，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的内部电报中还有一条：

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亦不请红军给我们以帮助。如果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们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战线上为难。

此时，曾克林前往苏军城防司令部，已经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条指示。结果在曾克林三次交涉之下，苏军沈阳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同意曾克林部下车，但要求曾克林部必须驻扎在沈阳城外30里的苏家屯。

曾克林部下车后，又大张旗鼓穿越沈阳城往苏家屯而去，结果受到沿途几十万高喊口号市民的热烈欢迎，更有几万市民挡在部队前面，阻止部队去城外，要求部队就停驻沈阳市区。

沈阳市民的举动使得卡夫通少将非常感动，他改变决定，允许曾克林部停驻在沈阳城内的故宫小河沿一带。

第二天，苏军驻沈阳最高军事长官、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和曾克林见了面，告诉曾克林根据《中苏友好条约》，只有国民党军才能接管东北，但是既然作为兄弟党的八路军部队已经抵达，他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建议曾克林将所部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以地方部队的名义维护治安，这样使得苏军在国民党政府面前不至于太为难。

曾克林同意了苏军的意见，他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全面接管沈阳城的防务。之后，曾克林以沈阳为中心，派出军队向辽宁和吉林各地扩张，一路大力扩军，一个月后，到10月上旬曾克林麾下就拥有了9个旅、7个独立团，共8万（一说6万）人。

在向各地扩张的同时，曾克林又从苏军手中得到了关东军的最大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和最大的仓库——苏家屯仓库，还有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

形势看似一片大好，麻烦很快随之而来。

9月下旬，合作非常愉快的苏军突然转变了态度，不仅要求曾克林部立刻离开沈阳，还要求曾克林部撤出所有的城市，因为他们要将这些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

苏军态度突然变化的根源，在于曾克林部大张旗鼓的接收被欧美通讯社和国民党报刊电台大肆报道，使得国际和国内舆论纷纷指责苏联政府违背《波茨坦公告》和《中苏友好条约》，违背了只有国民党军才能接管东北的约定。

苏联政府之所以能和国民党政府达成国民党军接管东北的约定，是国民党政府用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权益作为交换的，如果苏联违背了这个约定，国民党政府也将否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权益。再加之美英等国施加的外交压力，苏联政府权衡之下，不得不要求曾克林部撤出全部占领的城市，并将这些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

苏军突然的变化是因为政治原因，作为军事将领的曾克林顿时不知该如何处置，他决定亲自去延安找党中央做汇报，正好此时苏军也急于和中共中央联系，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就派了两名代表和曾克林一同乘坐一架苏联飞机到了延安。

曾克林到延安，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日本投降后的全国形势，要采取如何的战略来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此时中共中央在两个战略之间犹豫徘徊，一个是“向北防御，向南发展”，即以南方为重点；另一个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以北方为重点，实际就是以东北为重点。

到底选择哪一个战略，要看苏联的态度。

由于对东北情况的一无所知，特别是不了解苏军的真实态度，因此中共中央对“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就无法在“向北防御，向南发展”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两个战略之间做出准确的选择。

曾克林的到来，就为中共中央了解东北，特别是苏军的态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影响中央的决策。

为此，刘少奇专门在杨家岭为曾克林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会人员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彭真、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这批顶级领导聚集在一起听曾克林的介绍，可见重视程度。

曾克林对东北的情况非常乐观，他汇报说：

我军到达东北后，群众纷纷参军参战，扩军很容易，……，我们已接管了许多重要工厂及仓库，内有大批枪炮、弹药、军需物资、粮食。……苏军只驻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各中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我军应该配合苏军，消灭敌伪势力，接管东北。

从曾克林的汇报中，中央领导听到了形势一片大好，扩军容易，还有现成军火物资，大家都异常兴奋。晚上，中央首长和曾克林一起吃饭，席间，彭德怀副总司令特意对曾克林说：

希望你们以后多搞点武器和大炮。过去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炮，敌人就欺负我们，今后我们有了大炮，力量就大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就守不住了。

从彭德怀的话语中，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他对在东北搞武器的乐观。

因为曾克林的这次汇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临时东北局，并让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等人一同飞回沈阳，同时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军队和2万干部进军东北。

但是，乐观进入东北的军队和干部们却没有想到，他们突然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曾克林的汇报，被写入了中央9月16日《我东北现况通报》中：

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看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谷重要工厂及仓庠，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几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于民间者甚多。

基于这样的认识，进入东北的10万部队大多数空着双手，他们将自己的武器留给地方部队，准备出关接收日式新装备，甚至连冬装都没有带，想着去东北穿暖和的日式冬大衣。

但是，先期到达沈阳的临时东北局书记彭真发现，苏军非常不友好，而且不像曾克林汇报的那样可以随便获取枪支弹药，绝大部分的日军装备都已经被苏军运往了苏联，他忙给中央急电：

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

彭真明确说曾克林在延安的报告不准确。但这一切其实不能全怪曾克林。

曾克林在离开沈阳去延安前，苏军的态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没有收回兵工厂和军用仓库。在曾克林离开后，苏军开始收回被八路军看守的工厂和军用仓库，实际这些兵工厂和仓库在八路军手中只保管了3天。

曾克林并不了解他离开后发生的情况。但不管过程如何，后续出关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在事实上面临了窘境。

1945年底，1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陆续开到东北，面临没有武器和没有冬装的局面，而此时，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却源源不断通过海路进入秦皇岛，紧急向锦州，沈阳等地开进。

情况紧急，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将补充物资的希望寄托在率先出关的李运昌和曾克林身上。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所有军区中，李运昌的冀热辽军区是最先出关的军区，麾下有14，15和16三个军分区，16分区曾克林部又是李运昌部最先出关的部队，由于初始时期从苏军手中得到了兵工厂和仓库，因此这个军区确实获得了不少的武器装备，扩充了不少人马。曾克林的16分区由4千多人扩充到8万余人，再加上14和15两个分区扩充的人马，李运昌部共扩充了10余万人。

临时东北局命令李运昌部将所得武器装备全部从沈阳运往锦州，补充关内到达的主力。

李运昌和曾克林积极将沈阳兵工厂的武器和军用仓库的物资往锦州运送，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出关后扩充的新部队一听说国民党军到来，立刻出现了大量的叛变和逃亡，造成武器装备和物资的大量遗失。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

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仅10天左右，……，李运昌部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

结果，彭真的手中有武器装备和物资出沈阳的记录，可是，各部队却没有收到这些武器装备和物资的记录。

李运昌承认，这批武器和物资在运输过程中，要么遗失，要么被抢，要么被偷。

结果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关外新编成的非主力部队是新枪新装备，从关内出关的各老八路和老新四军主力部队却装备破烂甚至没有装备。于是，不明真相的老部队以为李运昌有意把枪发给新部队，而不发给老部队，牢骚满腹地说“老兵老枪，新兵新枪。”

陆续到来的部队无法获得装备，使得李运昌和曾克林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李运昌是一把手，因此负首要责任，头上被扣了一顶“本位主义”的帽子，一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

曾克林受到的影响较小，除去叛逃和逃亡的人员，他麾下剩余的人马被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1，3，4，6，7等纵队，他本人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副司令员，暂时脱离了军事主官的岗位。

一直到1946年10月，曾克林才又重新被启用成为军事主官，担任第3纵队司令员。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四次保卫临江的关键战役中，身为3纵司令员的曾克林又遇到了问题。

1947年4月1日晚，在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部，3纵司令员曾克林和加强而来的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产生了分歧。

此时对3，4两个纵队所在的南满根据地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要时期。

四平保卫战之后，随着东北民主联军退出四平，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攻势进入了高潮，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除了北满和南满两个根据地外，大部分区域都被国民党军占领，于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大部分进入北满休整，南满拥有的主力，是3，4两个纵队外加2个独立师，总数不足5万。

1946年5月以来，在对待北满根据地和南满根据地的策略上，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采取了“先南后北”战略，即先消灭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再全力以赴对付北满，因此，南满就成了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军交战的主战场。

由于进攻南满的国民党军是以新1军、新6军、第52军、第60军、第71军为主力的强悍精锐，南满军区（此时已改为辽东军区）的领导人认为无法在南满坚持，打算放弃南满根据地。

东北局得知情况，急派肖劲光和陈云从北满绕道朝鲜进入南满主持大局，两人稳定了军心和士气，并很快在新开岭歼灭了国民党军第52军25师，俘虏敌师长和副师长以下近6000人，打了一个大胜仗。

南满军区在新开岭战役打了胜仗，是以放弃城镇为代价的，因此在新开岭战役后，南满根据地进一步被压缩，只剩下了临江、长白、抚松、蒙江四个小县，而临江县是南满军区、分局和机关所在，也就成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目标。

要保证南满根据地不失，临江就成了南满军区必须保卫之地。为此，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辽东军区在北满主力“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为保卫临江打了三次临江保卫战，共歼敌2.2万人。

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向临江开始了第四次进攻，这是比前三次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凶险的进攻，主要有三点：

1、相比前三次，第四次进攻的国民党军规模最大，有7个师的10万精锐，尤其有五大主力之一的新6军；

2、前三次是连续进攻而没有休整，第四次进攻前，国民党军已经休整了1个多月，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

3、第三点最重要，由于江河解冻，使得松花江以北的北满民主联军无法渡江南下进行牵制，从而使得国民党军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南满的民主联军。

由于南满4纵的主力在前三次保卫临江的战役中，转入了外线的敌后作战，此时还没有返回，因此南满能用于保卫临江的部队，只有第3纵队和第4纵的第10师不足2万人。为了将部队集中使用，辽东军区决定由3纵司令员曾克林和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组成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3纵和4纵10师的行动。

韩先楚接到命令后带着作战科长和参谋人员来到了曾克林的第3纵队司令部。

曾克林见韩先楚到来，先介绍了当前敌军的情况：国民党军7个师分三路而来，其中左路是第60军和暂编21师；中路是第13军的第89师，暂编20师，新22师；右路是第14师和第25师。

按照红军时代就屡试不爽的先打弱敌传统，曾克林的意见是先打中路侧翼的暂编20师，因为这个师是云南部队，装备较差，战斗力相对较弱。

但是作为加强3纵的韩先楚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先打蒋军嫡系，全美械的第89师，因为这个师是主力，一旦消灭了这个师，就可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而且这个师是刚从热河地区调来，既不熟悉南满的地形，也没有和南满部队作战的经验，骄傲自大，轻敌冒进，有利聚歼。

曾克林见韩先楚反对，又解释说因为暂编20师不强，所以歼灭该敌把握较大，而且快速歼灭该敌后可以免遭其他敌军的夹击，如果先打第89师则有可能久攻不下，容易遭到左、右各路敌军的夹击，导致全局的被动。

韩先楚则说第89师虽然是全美械，火力较强，但只要我军集中3纵3个师和4纵1个师的全部兵力，再加上3个炮兵团，在兵力和火力上就达成了绝对的优势，可以迅速歼灭该敌。

曾，韩两人各有道理，听谁的？

从级别上说，曾克林是司令员，韩先楚是副司令员，而且此时又是在曾克林自己的司令部，韩先楚是加强过来配合的客人，再加上本次作战的主力是曾克林的3纵，主要责任是由曾克林负责，因此从道理上讲，曾克林有最终决定权。

对这样的情况，韩先楚也是明白的，他刚来到3纵司令部就表了态：“我是来当曾司令员助手的。”

可是，此时韩先楚却忘了他自己的表态，丝毫不让步，加之大家都是军人，因此一来二去的言语崩出了火星，这时，韩先楚带来的作战科长肖剑飞插了一句：

别争了，是否把两种方案都报告辽东军区，请军区首长定夺吧。

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曾克林，完全可以一言九鼎地否定肖剑飞的意见，乾纲独断地行使自己的战场指挥权，即使韩先楚有不同意见，作为下级也只能保留，但是，曾克林同意了小科长肖剑飞的建议。

两份通过3纵的发报机发来的电报，一份以曾克林名义，一份以韩先楚的名义，同时摆在了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陈云的桌上。

陈，肖二人开始都感到奇怪，因为按照常规是不会出现韩先楚的电报的，韩先楚这样做一定是非常强烈地坚持己见。陈云和肖劲光也慎重起来。

肖劲光是共产党军队中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受过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将领，他没有在中国军校上过学，却是百分比的苏联军校生，让他到南满负责军事，也是因为他过人的军事才华。

最后，陈云和肖劲光决定，同意韩先楚的打法。而在陈、肖两人的复电中，还有“由韩先楚统一指挥三、四纵作战”的字，等于将曾克林的指挥权交给了韩先楚。

结果，由韩先楚指挥的这一仗打成了大捷，只10个小时就结束战斗，俘虏代理师长以下7500余人，而3纵和4纵10师总共伤亡仅320人。

第89师的覆灭，使得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回撤，第四次临江保卫战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次战役之后过了5月，即1947年9月，曾克林由3纵司令员的位置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空出的3纵司令员职位则由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之后，韩先楚一直带着3纵，并成了3纵改编的40军首任军长，带着40军打到了海南岛。

曾克林在辽南军区司令员任上还没有待够一年，就被调到了邓华任司令员的7纵当副司令员，后来成了由7纵整编而来的第44军副军长。

从3纵司令员到7纵副司令员，副军长，曾克林的仕途轨迹发生了转折，但是，还没有结束。

1949年10月，曾克林离开第44军，到南京新成立的空军旅担任军代表。

抗美援朝爆发后，曾克林又到刚组建的空军第一航校学习，这里的同期学员有400多人，师团级以上干部只有20多人，其中只有曾克林和段苏权二人是军职干部。

毕业之后，曾克林没有回空军，而是被转到了海军，担任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兼航空兵一师师长。

1955年，在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任上的曾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

以曾克林的上级，海军航空兵司令员，被授中将衔的顿星云将军经历做一个参照，可以看出曾克林将军军旅生涯的戏剧性变化。

1、1945年10月，顿星云是分区副司令员，曾克林是分区司令员，成为出关第一人；

2、1948年8月，顿星云是独立旅旅长，而曾克林则经历了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后，担任了纵队副司令员，虽然职务在下降，却还是比顿星云高几个级别；

3、1949年10月，顿星云是第2军副军长，曾克林从第44军副军长任上担任了空军旅的军代表，两人的仕途轨迹在这个时间段发生了交叉，之后又按照两人的趋势继续发展。

4、顿星云由副军长担任第5军政委，之后任海军航空兵司令员，而曾克林成了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

曾克林从风光的出关第一人，曾统领8万之众，最终只获得少将军衔，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回延安的汇报太过乐观，给高层领导造成东北枪炮物资应有尽有的印象，结果使得出关部队无法补充，给东北各主力造成了混乱，一度造成了相当的被动；

2、身为司令员，在副司令员面前不能独断和担责，最终反被副司令员抢去了风头和机会。

如果说造成第一点的原因，还有很多客观因素，包括信息不畅，情况不明等，第二点就不得不让领导质疑能力了。

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一线指挥员，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不敢拍板，反要远离前线的领导来拍板，这是作为军事主官非常忌讳的。

其实，曾克林先打弱敌的方案未必不如韩先楚先打强敌的方案，却要后方领导决策，在信心和责任心方面给了陈云和肖劲光非常不好的印象。也就是这件事后，曾克林一直担任副职，一直过了近30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担任了正职的海军航空兵司令员。

虽然有两点的不如意，但要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评判，曾克林被授上将当不为过。

因为曾克林的汇报，使得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第一时间派出了10万精兵抢占东北，在全国的战略上赢得了主动。试想，如果不是曾克林抢先一步进入东北，而是被国民党军抢占了先机，苏军就会将东北全部交给国民党军，当国民党军占据了东北各个要地后，难以想象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向。

看看后来第四野战军进关后，在全国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形成的摧枯拉朽之势，就已经证明了曾克林的历史功绩。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后人才拍了那部以曾克林名字命名的《曾克林出关》，以此来向曾克林将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