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9000人马由云岭奉命北上,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遇国民党8万人的包围聚歼。

最后,经过七个昼夜的奋战,新四军弹尽粮绝,最后2000人突围,1000多人失踪,四千人被俘,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长叶挺也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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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和他的《囚歌》

当时日军侵略中国正猖獗,国民党竟然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叶挺带领新四军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七天七夜里,日军派出了12架飞机编队飞临战场上空观战……

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谈到皖南事变竟然狡辩:

“这次新四军一案,统帅部迭次命令他北上,他按兵不动,到了最后期限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明目张胆袭击第40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

事实上,在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就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同时,他又命令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的新四军。

皖南事变,中共代价惨重,但何应钦、白崇禧等将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全部歼灭的阴谋也破了产。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重新组建了新四军,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后,将其软禁。

周恩来皖南事变题词

对此千古冤案,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二、“皖南事变”偶然还是必然?

皖南事变后第10天,毛泽东在《关于项袁(项英)错误的决定》中指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的包围罗网”。

但这只是官方的一种表面说辞。事实上,皖南事变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

(一)三条路线都是死路。

新四军北移选了三条路线可走,事实上这三条路线都是死路,高层一直拿不定主意,耽误了时间,最后让蒋介石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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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袁国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项英在新四军云岭军部

1)东线:由云岭向东经过 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到苏南竹箦桥、水西地区,再从镇江附近北渡长江。

这条路线最短,并且沿途会有苏南新四军部队接应,按理说是最优路线,但正因为是最优路线,日军早已布好了天罗地网,所以不能走。

并且,即便选择了东线,能冲破日军封锁,蒋介石、顾祝同已经沿线驻守了52师、108师准备堵截围剿。

2)北线: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

这条路线,是国民党批准的路线,也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一直想走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路线。后来草甸战役后,走北线需要经过日军50里地的水网,最后申请高层领导后,电报回复:

“有危险,分批走苏南为好。”

因此,北线也不能走。

新四军收到毛泽东电报回复的时候,已经是1940年12月30人日。而蒋介石给皖南新四军的命令是:

1940年年底迁移长江以北,否则“立即将其解决,毋再宽容”。

蒋介石在1941年1月3日电令叶挺:

“皖南新四军必须全部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

明知道北线是死路一条,却下如此命令,蒋介石的居心何在已经昭然若揭。

事实上,新四军确实遵循蒋介石命令按北线行走了,但行走不久,他们发现了茂林有合围迹象,便再次致电蒋介石:北线不能走。

为了等待蒋介石电报,全军还在茂林等候了一天,但很显然这次的电报是不可能有任何回复的。

所以,走南线是无奈之举。

3)南线:经过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宁国、郎溪到苏南溧阳,再待机北渡长江。

电报没有等来等来的是八万人的围歼,理由是荒唐的可笑:

“新四军没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最高统帅部就只好对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严惩不贷。”

(二)蒋介石为何一定要置皖南新四军于死地?

先看历史原因,早在1927年,蒋介石上台不久,就发动了“斩尽杀绝”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短短3个月 ,全国的共产党员从6万锐减到1万人。

1937年1月5日,西安事变回到南京后第10天,他不仅没有联共抗日,反而调集了几十万大军“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扬言3个月内全部消灭。

后来“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全部消灭,还因为日军卢沟桥事变后,又紧接着日军在上海登陆,直逼南京总统府,蒋介石才表面同意“收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实则玩起“一箭双雕”的游戏:

他想一方面让北方名将叶挺控制这新编的国民党陆军新四军,另一方面想借日军之手来削弱或者消灭共产党。

万万没想到,这次计划又落了空。后来叶挺将军领导新四军的实际一把手还是中共的负责人项英,叶挺最后“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彻底让蒋介石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

新四军时期的叶挺(右一)

新编的新四军,共产党人数占全军40%,他们“拿着国民党的军饷,给共产党办事”,实际上是共产党一手掌握的一支部队。

并且从1938年进驻皖南云岭以来,新四军因为深得老百姓拥护,发展迅猛,在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开展抗日根据地都非常成功,后来蒋介石害怕共产党势力壮大,命令不给编制,不准扩军的情况下,新四军依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陈毅、粟裕领导的一、二支队从1938年春4000人到1939年4月就发展到14000人,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从3000人发展到11000人。
到1940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由初建时1万余人发展到8.8万余人。

皖南事变前 的新四军

可以说,皖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已经到了对新四军力量发展壮大非常害怕的时刻,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1940年夏,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歼灭了主动前来挑衅的蒋介石、顾祝同的嫡系韩德勤的89军约1.1万人,最后,韩德勤的部队在黄桥决战何草甸战役中又失败,蒋介石在苏鲁战区的主力89军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将仇恨记在新四军头上。

蒋介石要为89军报仇,是皖南事变的第三原因。

所以,皖南事变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民族悲剧——消灭皖南新四军是蒋介石的坚定方针。在1940年10月,他就安排上官云相在江西临川担任“进剿”皖南新四军的总指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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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云相

他接到命令后,曾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如大部队渡江,必遭日寇袭击消灭。如不遵令渡江,在云岭按兵不动,则就地包围,以优势兵力坚决消灭。

所以,线路只是借口,消灭才是目的。唉!

三、狱中囚歌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反咬一口,将叶挺革职并软禁。

在长达五年零两个月的软禁生涯中,蒋介石可谓软硬兼施。

先是派出叶挺保定六期军校的同学上官云相和顾祝同说服他,承认事变起因是新四军先袭击友军。

顾祝同一家

顾祝同为了软化叶挺的意志,一直好酒相待,叶挺却大义凛然:“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叶挺在囚室中写下了三千字的绝命书《囚语》以明志,后来叶挺被押往广西桂林七星岩附近的山洞后,他的囚室换了新的新四军战士,他们在墙壁满满的一套套黑墨后,看到了叶挺将军的这些囚语: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再后来叶挺又被押往重庆,当时叶挺的头发胡须已经非常长,戴笠派出叶挺保定军校的同学陈诚劝说他先理理发,收拾一下,因为蒋介石要见叶挺。

没想到叶挺见到老朋友陈诚却很硬气:

“一,我是绝对不会为了见我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剪须发的;二,你当年为何要袭击逮捕抗日的新四军?”

最后,软硬不吃的叶挺,让蒋介石恼羞成怒,被押进了白公馆的看守所,不久就搬到了红炉厂半山坡的那所破旧不堪的平房里,正是在那里,叶挺写下来他以“六面碰壁居士”为笔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穴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囚歌》手稿

后来囚歌的手稿由叶挺的妻子李秀文探监时带出。

1942年,叶挺又从重庆被转移到了湖北恩施,在恩施,叶挺曾和家人短暂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叶挺一家

那时候他的长子叶正明11岁,虽然还只是个孩子,但是他能明显感受到他们一家的不同,因为全天都有便衣特务盯着。

叶挺那段日子叶整天是农民打扮,一有空就锄地、挖野菜,有时候还放羊,后来他回忆父亲那时候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要活得有骨气。”

没过多久,他们农民打扮的父亲失踪了,他被秘密装进了一辆马车,又被放进了重庆的监狱。

从此以后,叶正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了。

四、“四八空难”真相

1946年3月4日,抗战胜利后,迫于压力,叶挺被获得释放。

同时被获释的还有秦邦宪(博古)、邓发、王若飞等,后来他们也一起成了黑茶山空难的罹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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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合影

黑茶山一起遇难的还有叶挺的妻子李秀文,在得知丈夫获释后,她带着女儿叶扬眉和还没有取名字的小儿子阿九,前往重庆迎接丈夫回家。

万万没想到,在4月8日重庆飞延安的美式运输机C-47上叶挺夫妇双双遇难了。

李秀文本是澳门富商的女儿,早年他的父亲也曾从政,后来弃官从商,但仍然在政界有很多好友。其中好友李章达,后来就成了叶挺和女儿李秀文的月老。

1924年叶挺与小自己11岁的李秀文喜结连理。此后,两人育有9个孩子,如果不是空难,这个家庭将会非常幸福。

叶挺一家

可惜,命运没有如果,遇难那年,李秀文只有39岁。

空难当天下午1点,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共高层都亲自到达延安东关机场迎接,延安的老百姓也自发成群结队前往机场,只为亲眼目睹一眼大名鼎鼎的叶挺将军。

下午两点,大家听到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后开始欢呼雀跃,以为很快就能见到叶挺将军了。

可是直到下午4点,也没能等来叶挺将军。

下午五点,毛泽东等领导人有些担心,因为下午5点西安方面来电:飞机没有返航。

重庆飞延安,曾在西安加油,如果要返航需要经过西安。

“飞机没有按时着陆,也没有返航?那去了那里呢?”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得知叶挺没有抵达延安后,也非常着急。

两天后,4月11日,噩耗传来:

飞机在山西西兴县海拔2000米的黑茶山遇难了。

那天下午两天,大家听到的轰鸣声就是飞机撞山后的剧烈爆炸声。

事故现场极为惨烈:

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坐在一起,叶挺的来得及取名字的小儿子遗体挂在了一根树枝上,叶挺夫人李秀文遗体成了碎尸……

四八空难的烈士

此次飞行的飞行员是美国飞虎队的兰奇上尉,机组人员也是三位飞虎队上士,延安虽然下着蒙蒙小雨,但是正常情况,飞机失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恩来怀疑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做了手脚,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只能作罢。

万万没想到,50年后,一个叫杜吉堂的人,在临死前说出了当年叶挺空难的真相……

杜吉堂,曾是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他曾密谋并参加了叶挺将军的“四八空难”。

1946年,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军统眼线)得知叶挺、王若飞、博古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将要从重庆飞往延安的消息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南京的上司,最后军统特务决定策划一场特别的暗杀:制造一起“空难事故”。

首先,他们选了一个一个雨天作为制造事故的掩护,另外为了让飞机“撞山”,他们安排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在飞机起飞前的例行检查时伪装成了检查人员,实则在飞机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导航系统被破坏后,飞机飞行方向失去了控制,从西安飞延安,本该一路向北,结果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的山西兴县,最后在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遇难。

正常飞机的飞行高度应该在6000米以上,但是黑茶山遇难时,飞机飞行高度只有2000多米,最后飞机撞向了黑茶山的巨大岩石……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能是为了心安,杜吉堂选择在临死之前说出了真相。

只是,我们的叶挺将军,永远也回不来了。

叶挺是北伐名将,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是新四军局长,粟裕都是他手下的干将。

如果叶挺还在,1955年评选中国十大元帅,一定会有叶挺的名字,并且一定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