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出生于咸丰八年（1858）3月19日，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是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纵观康有为的一生，他的出身是幸运的。他出生在当时的官僚家庭，于光绪五年（1879）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他以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为契机，首次向光绪帝上书请求变法，然而受阻未上达成功，三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并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得知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后，联合一千三百余名举人共同上书，史称“公车上书”。后来，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等人开始进行戊戌变法。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慈禧太后联合袁世凯发动政变，才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被迫停止。光绪帝被捕，曾经宣扬变法的主要人物也陆陆续续地被慈禧抓了起来，而不甘愿单纯被捕的谭嗣同等人则英勇赴死。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诸多幸存者则开始了逃亡之旅。
在我们的认知中，流亡在外的人一般过得都应该是颠沛流离、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而且还要小心提防着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暴露，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康有为就很不一样，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在外国，不仅能光明正大地招摇过市，而且家产从无到有，甚至富得流油，身边还环绕了不少的妻妾。
戊戌变法失败前，康有为敏锐地预见到了危险，早早便做好了逃亡的打算。他将目的地定在了日本，之所以选在那，不仅因为它毗邻中国，和中国文化相似，还因为日本在当时已经算是亚洲的强国之一了。康有为走得仓促，只随便捡了些生活用品就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
出门在外，没钱总归是万万不能的，康有为之所以能在日本好好生活下来，全凭借了一个字——“骂”。还没抵达日本时，他便在当地的报纸上投稿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文章，内容无非都是在痛斥慈禧的，将她软禁光绪一事骂作是罪大恶极，同时他还为了让人信服，公开表明自己携带了光绪密诏，受旨来求救的。
祖国就在隔海相望的不远处，日本华人自然也希望能够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而且在他们之中有不少是支持变法改革的，留在日本，也只是在等待着东山再起的那天罢了。康有为这一手感情牌打得极好，很快他便收到了来自各位爱国人士的倾囊相助，在日本的生活还是比较滋润的。
但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清政府得知了康有为在日本的消息后，很快便联系到了日本方面，让其交出康有为，因此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但在他人的帮助下，康有为成功逃到了一个距离遥远又没多少华人的国家——加拿大。据说当时他到达加拿大时，只有一个华人来迎接他。
来到加拿大后，康有为总结在日本生活的经验，再次利用华人的爱国热情能帮助他渡过难关，他让好心相助的华人赶紧将自己抵达加拿大的消息用电报告诉其他华人。如他所料，不到三天的时间，当地所有的华人都到康有为的住所去看望了他。
每当华人来拜访他，他都会搬出那套陈腐的说辞，就跟在日本时一样，怒斥慈禧的滔天罪行，以及同情光绪在宫中的遭遇，最后还要拿出自己和光绪在一起的画像以证实自己说的话不假，完全将自己塑造成了三国时期的刘皇叔形象。而华人们听了他的故事，纷纷慷慨解囊，资助着康有为在加拿大的生活。
不久后，康有为决定趁热打铁，在外国创建保皇会，接纳他的支持者，并向每个成员收取每年两块钱的会费。两块钱确实不多，但是积少成多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当时保皇会发展迅速，甚至远赴其他国家创建了许多分总会，全世界总会员高达几百万人，这么一看，流入康有为口袋的钱还是十分可观的。他拿着这些钱，一部分用来投资，钱生钱；而另一部分则用来享受，他在瑞典买了一座小岛，并在上面建造了中式园林，取名为北海草堂。
康有为的那几十年的生活，与其说是逃亡更像是旅游，他也着实是个会享受的人，除去身边的正妻，他有五房太太，个个貌美如花，不仅有小家碧玉式的中式女子，还有热情奔放的西方女子，而且嫁给康有为时，这些女子基本都只不过十几岁。
这样看来，康有为应该算是两面派的人物，一面是人人称赞的翩翩君子，而另一面则是令人唏嘘的自私小人。我们不能否认他在那个愚昧不堪的时代中首先提倡变法的勇气，但是他的人品却真的不如其他变法者那么干净纯粹，通过他在逃亡过程中的敛财行为也能看出，终究也不过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