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出自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一直是个坚毅勇敢、无畏无惧的人，“敢”在他的性格中尤其凸显。面对西方列强的欺侮，他敢怒敢骂；面对迂腐愚昧的人，他敢说敢批；面对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他敢爱敢恨。
鲁迅先生不是圣人，仅仅是一位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普通人，他也不认为自己有过于常人的才华或能力，只不过将他人“用来喝咖啡与聊天”的时间拿来读书与写字罢了。可就是这么一位非文学科班出身、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人成为了上个世纪我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成为了以笔为刃、针砭时弊的文学巨匠。
众所周知，鲁迅原名周树人，他一生曾用过140多个笔名。正如鲁迅本人所言：“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例如，鲁迅的第一个笔名为戛剑生，意为击剑、舞剑之人，可见当时的鲁迅急于投入澎湃激昂的斗争之中。
鲁迅先生向来心直口快，不会为了迎合任何人而委曲求全或故意谄媚。面对令他厌恶的同行，他也可以毫不顾忌地展开一场激烈的笔战。例如，鲁迅曾骂梁秋实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他也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多次在文章中嘲弄徐志摩。不过，鲁迅与徐志摩并无任何恩怨，甚至素昧平生，两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与瓜葛纠纷，为何鲁迅却在文章中时常嘲弄徐志摩呢？
鲁迅与徐志摩的本质区别
徐志摩是近代著名的浪漫诗人与风流才子，基于英国留学的经历，他深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从而形成了浪漫主义的诗风与思想。他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小资情调，过着闲适浪漫的上层阶级的生活，在唯美与自由中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相反，鲁迅身处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时代，他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对我国的鞭笞。因此，鲁迅耗费毕生精力去唤醒民众沉睡的意识，用文字做武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沉痛地批判，最后在疾病的缠绕中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很显然，鲁迅与徐志摩在性格与人生经历上都截然不同，两人势必不是一类人。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用诗歌来引导生活，也用生活来丰富诗歌。新月派是一种特殊的诗歌流派，深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的影响。徐志摩与泰戈尔交情深厚，因此在新月派的领军人物中，徐志摩的贡献不可估量。新月派诗歌继承了传统诗体的文词音韵美，又与现代白话产生联系。
新月派诗人普遍认为“诗歌来源于灵魂，诗歌就是用灵魂说话然后去感动灵魂 ”。然而，鲁迅向来看不惯新月派那些英美派的文人学者，还多次用嘲笑与轻蔑的语言去批判新月派。因此，对于新月派的典型人物，鲁迅自然不会抱有好意。
鲁迅写《音乐？》讽刺徐志摩
鲁迅与徐志摩的第一次较量源于音乐观的差异。1924年，徐志摩在鲁迅之弟周作人等人创办的周刊《语丝》发表了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作品《死尸》的译作。在《死尸》的前言中，徐志摩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原诗人普特莱尔的赞美之情，并称《死尸》是诗集《恶之花》中最恶亦最奇艳的花。
此外，徐志摩更称自己是一个不懂得欣赏的乡下人，但他却热爱音乐，尤其是“真”的音乐。在他看来，诗的真妙不在于字义，而在于音节。宇宙与人生中所有事物或思想的底质便是音乐，哪怕是他昨晚做的梦里也充斥着音乐，他本人就是一个切切实实的Mystic。
鲁迅之弟周作人是《语丝》的主编，鲁迅也是《语丝》的撰稿人之一，当他看完徐志摩这番极尽疯狂的言论外，直接将其列为唯心主义唯灵论。鲁迅甚至写了一篇名为《音乐？》的文章，于1924年12月5日在《语丝》上发表。在文章中，鲁迅毫不留情地对徐志摩夸张又神秘的音乐观进行讽刺与批判。
在他看来，徐志摩的“神秘音乐论”里通篇都是虚无缥缈的音乐，实在过于矫情。此外，鲁迅还认为能在生活中处处听到有声或无声的音乐是非常荒谬的，要么是这位听音者自欺欺人，要么就是他脑子出现了幻觉，精神出现了问题。
最后，鲁迅直接点名徐志摩，称其“福气大，能听到那么多“绝妙的音乐”。不过，倘若有不明事理的人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算冤枉。在鲁迅看来，徐志摩的思想实在荒诞不堪，如若写诗处处追求音律美，那么直接用歌曲代替诗歌，何必冥思苦想的创作诗歌呢？
鲁迅的文章一经发表，徐志摩心中虽然不悦，但并未跟鲁迅进行正面交锋，只是在后来出版作品《志摩的诗》中删掉了《死尸》的序言。不过，徐志摩的心中就此对鲁迅心存芥蒂。
徐志摩力挺陈西滢暗讽鲁迅，鲁迅强力反击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一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杨荫榆因极力劝阻学生参与悼念孙文先生的运动而引起众怒。然而，文学评论家陈西滢却力挺杨荫榆，反而攻击鲁迅与师大女学生。虽然这场风潮的最终结果是教育部长章士钊撤除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但鲁迅与陈西滢就此结下梁子。
而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这场论战中，徐志摩始终站在陈西滢一方，力挺陈西滢。即便陈西滢最终落败了，徐志摩也从未更改过自己的立场，甚至还发表了《闲话引来的闲话》一文，声称陈西滢被人说尽了闲话，受尽了他人的闲气。而徐志摩讽刺的便是以鲁迅为首的陈西滢的对立派。
对此，鲁迅还未来得及做出回应，周作人便发文批判徐志摩颠倒是非。而后，徐志摩又写了一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做回应，文中表示周作人等人的气性过大，应当一网打尽才好。不过，在此文中，徐志摩并未点名道姓地谩骂鲁迅。
直到1926年1月30日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一文中，徐志摩才直接针对鲁迅发表了一番言论。诸如“鲁迅先生是我压根儿没有瞻过他颜色的”等，并声称自己根本不屑于看或是看不懂鲁迅的作品。
或许是忍无可忍了，鲁迅于1926年2月8日，在《语丝》上发表了《不是信》一文，将徐志摩此前抨击他的言论全部都反驳了一遍。在文中，鲁迅表示自己“好笑”，还表示“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
不禁
总的来说，鲁迅不仅将自己澄清了一遍还对徐志摩进行有力反击。而后，徐志摩与鲁迅相继又发出一文来讽刺对方，然而最后还是以鲁迅的“胜利”而告终。
结语：
对于徐志摩与鲁迅之间的唇枪舌剑与明争暗斗，不少局外人认为两位文学大家也是世俗之人，对骂起来十分肤浅与幼稚，甚至毫不顾忌自己的风范。不过也有人表示两位文人吵架的水平还是胜过普通人，骂人的言论还挺文艺。
自古文人相轻，徐志摩与鲁迅无所谓对错，只是两人所处的立场不同，才导致思想观念不一。而作为局外人的我们，看过一笑了之也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