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古城
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游荡于魏玛郊区，一步步探寻这旧日德国文化中心的生活气息。时值晚冬，德国中部已不寒冷，一件抓绒外套配一件圆领T恤已经足够。我所经过的是一个寂静街区，窄窄的马路旁停满了车子，多是大众。路两旁是一栋栋红瓦斜顶的精致小楼，如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外墙粉刷一新，颜色互有搭配。透过窗户，可以见到温暖灯光，温婉主妇正在桌前配餐，孩子在灯前读书，夫妻在窗台边拥吻……路旁树木还未见新芽，树枝却已密密麻麻遮蔽天空，春夏时想必会变成林荫道。
这里的黄昏太过安静，连过往车辆都似乎无声，我甚至会觉得那些窗户如同商店橱窗，里面的人与物都是不真实的。
但它分明是最真实的魏玛，在漫长历史中，魏玛这座小城被赋予了太多荣光。它不但是德国的文化中心，短暂复杂的魏玛共和国也因为《魏玛宪法》在此签署而得名。但它也饱经沧桑，城郊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留下了悲伤印记，也见证了这个国家最丑恶的时刻。
在德国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是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存在时间不过十几年。在这短短时间里，它创造了太多荣光，在社会福利、公共设施、女性权利、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都有极大发展。即使希特勒上台后，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流亡，却仍可将魏玛精神传遍世界，并影响至今。
虽然魏玛这座城市与魏玛共和国的关系，仅仅是宪法签署地，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确实承载着德国人的某种期望。
1775年，萨克森－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延揽年仅26岁的歌德担任大臣。歌德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32年去世，历时57年，其作品多在魏玛完成，包括巨作《浮士德》。
歌德是这个时代的魏玛文化轴心，具有强大号召力，许多友人被他吸引而来，包括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席勒。正是他们的交相辉映，成就了魏玛古典主义。
天才音乐家李斯特也曾在魏玛长居13年，担任萨克森公国的宫廷乐长，使魏玛成为当时欧洲的音乐中心。德国启蒙运动最著名的理论家赫尔德曾长居魏玛，音乐家巴赫客居魏玛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还有尼采，1900年在魏玛去世……
德国人对那个时代的魏玛古典主义推崇备至，认为那是动荡大时代的永恒，既以内敛方式表达力量，又兼容了法国大革命呼唤的自由、平等与博爱。
魏玛的下一个文化高潮发生在一战后。1919年，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建立包豪斯学校，开创现代建筑主义学派。1925年，包豪斯学校迁往临近的德绍，后者也成为当代建筑师心目中的圣地。但包豪斯校友没有忘记魏玛，常在魏玛建筑物上留下各种铭刻。
与包豪斯学校“同龄”的魏玛共和国，它先天不足，无法摆脱一战赔款重负，也刺激了德国人的心理，被民族仇恨遮蔽双眼，经济危机不断，社会矛盾重重，政治四分五裂，最终极端右翼崛起，民主共和国消亡。但它也承载着人们的某种希望：希望一战后的德国能痛定思痛，走向共和，希望人文主义和文学能够指引德国未来……它甚至十分理想化地要让德国变成“歌德式的国家”。
它没有实现理想。1933年，希特勒上台，此后的德国渐渐陷入战争的狂热与残酷中，终至万劫不复，魏玛当然亦未能幸免。更不幸的是，后来的它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沧桑与迷惘，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这里曾经是旧日德国的文化中心，甚至代表着德国文化近乎所有的积淀。但眼前这温馨场景，一栋栋民宅里的家居景象，似乎告诉我：旧日荣光的回归，也许是以一种极为平淡的方式，它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几乎让你无法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确实回来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一书，记录了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作者韦茨辗转于咖啡馆、夜总会、电影院、百货商场和公共住宅，观察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当然还少不了当时德国的杰出人物，比如小说家托马斯·曼、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评论家克拉考尔和哲学家海德格尔等。
书名：《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
作者：埃里克·韦茨
译者：姚峰 译 / 聂品格 校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定价：80元
谈及魏玛共和国，最不可绕过的是《魏玛宪法》。正如书中序言所说：
“在20世纪20年代，《魏玛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也许堪称举世无双。宪法的意义不只是特定的措辞和施加的约束。与革命相仿，宪法的民主精神渗入了文化和社会，促成了魏玛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且延续至今。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以及那些活跃的工人，都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更开放、更进步的新世界，一个现代的世界……促使他们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创造者行列的，正是全面战争的灾难，并辅以革命以及魏玛的民主。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声名卓著的名流，还是不愠不火的人物，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苦苦思索现代性的意义，思索现代性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性，还思索现代性的阴暗面相（以异化及战争中生命的浩劫为标志）。尽管如今存在通行的理解，但魏玛文化绝不只有一面，绝不只是恐惧、灾难和身体的创伤。魏玛文化也意味着创造一个更好的，有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未来。”
当然，《魏玛宪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完美实践，甚至因为自身矛盾推动了纳粹的上台。从好的一方面来说，比例代表制的议会保证了各个党派、各个社会群体的发言权，使民主的意涵首次以成文制度的形式得到实践，魏玛宪法中对社会福利的规定、对性别平等的保障，甚至为比例代表制可能带来的混乱都设计好了应对措施。但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使各个党派都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权利，意见呼声的不一致导致了议事进程的缓慢和办事效率的降低，虽然总统获得了较大的权力，能够对议会的决策作出较大影响，可是这也成为后期纳粹上台的一个致命武器。
即使是魏玛共和国的沦落，也是一笔值得珍视的遗产，因为“魏玛是体现民主之脆弱性的范例。在德国革命及魏玛共和国成立近一百年后的今天，魏玛是一个警示：民主制度和相关人士屡遭无情甚至恶意攻击之时，会发生什么？当政治成为谋求极权统治的战场之际，会发生什么？当某些群体遭受强烈谴责并被边缘化时，会发生什么？当传统保守派与激进种族主义右翼交换利益，给予这些右翼势力靠自身永远无法取得的合法性时，又会发生什么？”
作为一个业余的地理写作者，这本书的写法恰恰是我所喜欢的，因为它从城市漫步写起，以那个时代的柏林铺陈历史。他笔下的犹太聚居区，是“某种属于永恒局外人的家园”。当时，“德国的犹太人物质生活富足，社区生活不断丰富。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促成了犹太知识的复兴，另一些在魏玛时期立于艺术和思想变革的潮头，还有一些则游走斡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独特的犹太世界，一边是德国和欧洲的世俗世界。”
不仅仅是犹太人有这样的特殊性，当时的德国也是欧洲的异类。正如书中所说，“毁灭性的全面战争和创造性的革命——这些很多欧洲人都经历过，但在德国却有着非常独特的色彩——成为推动魏玛共和国的主角们工作和思考的力量，无论是视觉艺术家、建筑师、左翼政治改革家和革命家，还是保守右翼阵营中善于思考、主张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们也为某种更为深刻持久的东西所激励，即意识到他们正生活在现代性的阵痛之中。”
也正是这样的特殊性，制造了与众不同的魏玛共和国。它的那些伟大成就——民主制度、文化创新、性开放和社会改革等，恰恰被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所憎恶。所幸的是，那些仇视文明者最终没有定义历史，更不是历史的胜利者。
我们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如果社会无法就如何前进达成共识，任何微小的分歧都会引发关乎生存的政治斗争，并最终引发悲剧。魏玛共和国就是如此，它的结局是另一个人类不愿再度发生的开始：1933年1月30 日，纳粹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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