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下午，“说出你的学问”师生对谈会第28场在历史学院顺利举办，我们有幸请到孙卫国老师作为主讲人，与同学们进行了一场精彩的交流。
主讲人介绍：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明清史、韩国史等。曾为哈佛燕京学社、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高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访问学者。专著有《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已印刷三次）、《“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之中）等。译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清史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世鉴：中国传统史学》（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17年）、《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中华书局，2019年）等。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中国台湾《汉学研究》《台大历史学报》《清华学报》《大陆杂志》等，中国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亚学报》《九州学林》《东方文化》等，中国澳门《南国学术》；美国Ming Studie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日本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Japanese Studies around the World等国内外杂志发表中外文论文百数十篇。现兼任中国朝鲜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并兼任《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外国问题研究》《朝鲜韩国历史问题研究》等杂志编委。
内容回顾：
座谈会上，孙卫国老师回顾了自己三十年治史生涯中的难忘经历。“这学期初接到一封邮件，说执教三十年的老师可以填个表，我发现到今年已工作了30年。从1991年6月27号研究生毕业，去学校的师资处报到算起，到今年刚好是30年。”从教三十年，对孙老师具有特殊意义，也是促成他应邀参加本期“说出你的学问”活动的重要原因。
孙老师从他1984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开始说起，希望能给在校的同学一些启发。上世纪八十年代武大活跃的校风、浓厚的学习氛围以及丰富的活动令孙老师耳目一新。多彩的校园时代被留影在“一代人青春”的武大校友喻杉所编青春校园片《女大学生宿舍》电影中，是一抹永不会淡去的回忆。在武大的各种活动中，孙老师尤其喜爱听讲座，笑称自己与好友萧同学“每天不是在听讲座，就是在听讲座的路上”。通过听讲座，孙老师获得了许多新鲜的信息，开阔了眼界。
进入武大两年以后，孙老师发现，追求真才实学，除了听讲座，更离不开广泛、系统的阅读。于是，孙老师开始有意识地读书，意在培养学习的兴趣。在与同窗好友关同学的交流中，常听他讲述明清史领域有关全国史学界的情况，包括各大高校的师资以及相关著作等，引起了孙老师的关注，也使孙老师逐渐萌发了对明清史的兴趣。到了考虑升学问题时，孙老师致信了不少知名的高校明清史老师，并最终选择了南开大学就读研究生。
进入南开以后，孙老师感受到了两校学风的不同：武大学风开放活跃，南开学风踏实严谨。在南开的第一年，孙老师读了整整一年的《明通鉴》，做了详尽的读书笔记：“在笔记本上记了很多我觉得可以研究的问题，现在回看那些问题还不乏有些研究价值。”孙老师以《明通鉴》为基础，再通读《明史纪事本末》，选择性阅读《明史》，又浏览了一遍《明实录》，从而对明史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了解。“读书的话，精读很重要，浏览也重要，就是大概了解这个书是什么状况，以便以后查书、查资料的时候，知道要从哪去查”，孙老师强调读史料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读史料对历史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谈及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始末，孙老师记忆犹新。当时，导师郑克晟先生指导孙老师修改本科毕业论文，用一年时间将这篇论文反复修改了五遍。最终，孙老师努力的成果得到了肯定，在郑先生的推荐下，这篇论文最终以《崇祯皇帝的用人观》为题发表于《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上，“（这篇论文）算是我开始进入学术的大门。”
硕士毕业后，孙老师选择了留校，在史学领域继续深耕。在从事明清史研究的机缘巧合下，孙老师接触到了李氏朝鲜王朝的史料，“我发现对于有些历史事件，我国明清史籍的记载非常简单，《朝鲜王朝实录》等相关记载反而更为详细，像这样的情况很多。”这一现象深深吸引了孙老师，并使他对明清中朝关系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适逢1992年中韩建交，空前促进了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代与个人的因缘际会，驱使孙老师走上了研究中朝关系史的道路。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历史学界，中朝关系史仍是一片尚待开拓的荒原。“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之前学界像孟森、王崇武、吴晗等老一辈先生们都关注过，但随后反而很少人关注了。”孙老师对中朝关系史的求索，与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1994年8月，几经波折之后，孙老师得以赴韩参加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即今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主办的访学活动，这短短两周的赴韩经历进一步激发了孙老师对中韩关系史研究的热情。
1994年初，孙老师申请了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的计划，当年没有结果，孙老师遂于9月在职跟随杨翼骧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方向博士生。没想到次年6月，香港科技大学发来了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杨先生的支持下，孙老师保留南开学籍的前提下，前往香港就读。当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重点发展历史人类学，孙老师在这个研究方向上显然缺乏钻研的动力：“读了一个学期之后，感觉确实没有兴趣，缺乏激情，而我对中韩关系史的学习永远有热情。”1996年7月，孙老师再次获得赴韩国进修韩文的机会，并最终确定中韩关系史为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在经过两年时间修完课程，并完成南开博士论文之后，又进入香港科大博士资格考试的阶段。苦读一年，终于通过了以“中国古代史”“中韩关系史”以及日文翻译等三门博士资格考试，孙老师坦言那是最累的一年：“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而三门考试都是闭卷，确实是一个煎熬、一种考验，但是过来之后，回头再看，资格考试拓宽了知识面，更夯实了基础，这一年还是大有收获的。”
2001年元月，孙老师从香港科大毕业，当即回到南开，迄今又工作了二十年了。既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又在两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开展学术研究，并在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明清史等多个领域，颇有创获，出版多部著作，有相当的学术影响。
孙老师以自己的经验告诉同学们：首先，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培养兴趣。要对学术保持热情和敬意，以开放的心态、持之以恒的信念、加上脚踏实地的刻苦努力，一定能做出成绩的。在大学时代，同学们可以尽可能发展兴趣，兴趣可以是广泛的，是多元的，不一定只有一个方向，它们也许会在后续发展中彼此增益，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宽。
第二，对初学者来说，既要熟悉基本文献，又要关注学术动态。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得益于电子数据库的便捷性，更需要多读史料、多做读书笔记，打牢基础，越是重要的书，越要精读、做详细的读书笔记。读书要总结提炼，要有自己的思考，才能对有关历史问题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认知，在以后运用的时候，才不会一叶障目。
第三，要关注现实与政治，因为现实可以培养学术敏感度，在某种意义上，现实政治也可以提高问题意识，历史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经世致用。同时，注重外语学习，时刻关注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对各种理论保持新鲜感。
讲座接近尾声，孙老师嘱咐同学们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学术论文写作习惯。“怎么读书的问题，我刚刚讲过了。有的博士生甚至告诉我从不做笔记，最多是用笔在书上划一划而已，那是远远不够的，那样几乎等于白读，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孙老师提起郑天挺先生的读书方法，“我们要向祖师爷郑天挺先生学习，他几乎是随时随地读书，随时随地做笔记，大年三十都有在做学术卡片。”讲到论文写作，孙老师反复提醒同学们善用史料，要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一定要把所有材料都看完，并做过详细的分析之后，写好大纲，争取做到一旦动笔，就一气呵成。有的同学说‘我看一点写一点’，千万别这么做！一定要看完材料之后再写大纲，在大纲的基础上再撰写论文，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比写作本身更重要。”
请老师谈谈对中、日、韩三国学术研究的交流合作的展望。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日、韩三国学术交流非常重要，也越来越频繁，本人多次参与中、日、韩的学术交流会议。好像是2012年开始，由日本关西大学牵头成立了东亚文化交涉学会，这是由中国、日本、韩国等学者共同组成的一个学会，研究范围包括东亚文学、历史、哲学等，每年开一次年会，分别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召开，还创办了一份英文杂志。中韩之间的学术交流也非常频繁，定期召开的有：中韩历史学家学术交流会、中韩文化交流学术会议等。中日之间也不少，即如：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也是每年都开。还有一些日本财团支持的学术会议，比如日本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主办的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已经举办了很多次。即如2020年元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主题为“近代东亚的诞生”的讨论会，日本研究院宋志勇老师和本人与会。今年因为新冠疫情，改为网络会议，主题为“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本院余新忠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作了学术报告，宋志勇老师、王文隆老师和本人都参会了。
像这样的学术活动非常多，我觉得未来相关交流会越来越多。东亚三国地域相近，文化相通，开展学术交流，可以跳出国别史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或者消除狭隘民族史的偏见。
同学们觉得学术论文发表很困难，老师有何看法？
每位同学开始投稿，都会碰到不知怎样投稿的问题，这是我们作为学生、作为作者的苦恼。论文写完了，却不知道往哪投，投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发表。另一方面，杂志编辑面对那么多来稿，却可能发现没有几篇好稿子，没有几篇能够发表。所以这是一对矛盾。对初学者来说，发表论文，确实不易，因为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能发表。关键的是，我们如何把文章写好，写成功，真正的好文章其实是不难发表的。一般而言，好文章要有“三新”：新史料、新视角、新观点，三者皆全不易，如果“一新”都无，人云亦云的文章，自然不可能发表。在写文章之前，要多读名家的论文，熟悉相关杂志的特点，每份学术期刊都有它的特点，你要熟悉它。论文不仅要写好，还必须符合期刊的特性和要求。
您怎么看历史、哲学学科的交叉联动，跨学科的问题以及语言学学习方法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历史和哲学的关系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从传统意义上说，哲学对历史学是有指导意义的，哲学和历史学本身就有交叉。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史既是历史，更是哲学；史学理论既跟哲学有关，更是史学指导。我觉得做研究是一个不同学科互相促进的过程。
说到跨学科的问题，其实学术发展的创新点往往正是“跨界”。学科间的边界地带属于“边缘地区”，从前人们涉及不多，所以它对于学科而言，重要性如何，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是不清楚的，因此跨学科是鼓励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我最初选择研究中韩关系史的时候，老师们大多不看好，都说（这个领域）特别小众，没有前途。中国学术界之前对韩国史的研究确实不多，传统中韩关系史研究，可能只是一线空间，自然小众。其实我从最开始涉足这个领域，就是立足中国史来做的，或者说是从朝鲜半岛的视角来关注中国史的问题，也就是葛兆光先生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现在这个领域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加入，还有人提出“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把中日韩放在一个区域里，而非仅仅局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这样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打破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界限，自然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说开出了一片天。
语言学习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用功，每天读，每天“见面”，就像和好朋友相处一样，天天“见面”，自然熟悉，加上兴趣就能学得好。
有的同学觉得学习史学理论枯燥，您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传授给大家吗？如何看待20世纪末期“新文化史”对传统史学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认为史学理论枯燥，其实不是枯燥，是难懂，因为你很难读懂。史学理论绝大部分是源自西方，很多名词和概念化的东西，又多是翻译过来的。所以阅读有关史学理论的书籍，实际上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有时候就会遇到很多人所说的“翻译得不好”的情况。理解史学理论，重要的是把相关的名词和概念弄清楚。我们不懂得这些新名词，就根本不能掌握用这些名词所构建的理论体系。
我跟同学曾说过，很多史学理论书我得反复读，甚至读了两三遍之后才能懂。好的史学理论著作，要慢慢习惯它的枯燥感。一旦适应了、理解了、懂了，你会觉得非常有益，也非常有意义。
20世纪以来的“新文化史”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是必然的，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史学如果不创新，不吸收新理论的话，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要是对历史学有兴趣，将来想要以历史学为职业的同学，一定要注意新的东西，对于“新文化史”相关理论，一定要以开放的态度去学习、去领会。现在理论新书很多，更新很快，所以要经常保持关注。我给研究生上课布置书目时，每学期都会更新很多书目，我和他们在课上一起读、一起讨论。对于新思想，我们要接受，要应对，要学习。创新是很重要的。
在研究中如何具备问题意识？
如何提高问题意识，这是一个大家经常会碰到的问题。除了我刚才提到要关注现实、关注学术动态之外，再就是要多读名家名著。某些著作何以成为名著，原因固然很多，有学术创新贡献、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固然重要，同时在问题意识方面、在怎样深入分析问题等方面，往往都有独到之处。读的时候还要总结提炼，慢慢体会，这样就可以渐渐培养问题意识。
供稿：融媒体中心 刘再龙、余心丫、唐昊田
编辑：关珺天
审校：郭缙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