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加里・兰德斯曼祈祷时，他都会幻想自己在以色列，在那里他的儿子本尼和乔希高兴地朝他跑来。他们戴着草帽，被称为 Tzitzit 的棉穗挂在腰带上随风摆动，他张开双臂准备进行给孩子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现实是本尼和乔希都患有 Canavan 综合症（脑白质海绵状变性综合征），这是一种致命的遗传性脑疾病。他们被困在轮椅上，不会说话，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四肢。
在 4 月 8 日星期四，俄亥俄州代顿市，兰德斯曼及其家人将大儿子本尼送进了一家医院，在那里神经外科医师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他的头骨钻了个洞，并注入了数以万亿计携带本尼身体所缺的正常基因的病毒粒子。
该手术的实施，了却了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兰德斯曼一家四年来的心愿，他们一直在寻求一种基因疗法，并认为这是能救孩子唯一的希望。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在 2018 年精密医学特刊的封面故事中介绍了兰德斯曼一家的故事。基因治疗技术的进步，使治愈血友病等遗传疾病成为可以实现的事。但是，由于 Canavan 是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因此很少有公司会去研究治疗手段。所以，兰德斯曼一家使用他们在网上筹集到的资金，自行资助了对于这个病的基因疗法。
从理论上讲，基因组测序、基因替换和基因编辑方面的可喜进展意味着，数千种罕见的遗传疾病将不再是不治之症。这对父母说由于没有公司带头，所以他们被迫着手进行数百万美元的试水，以资助所需的实验。这也使得他们的道德准则受到了考验：在某些情况下，父母会指定自己的孩子为第一批接收实验者。
例如，在代顿的实验中，便优先考虑了那些家里面有能力筹集资金来承保该实验的儿童。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些儿童的治疗费用已经接近 600 万美元。纽约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艾莉森・贝特曼・豪斯说：“这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公平性问题，即谁可以参加试验，又有谁不能参加试验”。据悉，艾莉森的研究课题正是儿科基因疗法试验中的伦理问题。
兰德斯曼一家已筹集了超过 200 万美元，俄罗斯、波兰、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家庭也已使用现金捐款来确保实验能够进行。一个俄罗斯家庭甚至张贴了一份 “基因疗法治疗” 发票，金额为 1140000 美元，其中包括用以抵消该试验的基因治疗费用的 800000 美元。
根据这一俄罗斯家庭的紧急筹款呼吁来看，如果人们不支付这笔款项，他们的孩子奥尔加 “将失去唯一的康复机会 — 这在美国是十分昂贵的治疗”，最终他们贡献了至少 700000 美元。
尽管此类 “按需付费” 试验是合法的，但它们确实发出了很多危险信号，包括有关父母（以及经济捐助者）是否理解大多数实验性治疗会失败的问题。“他们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但是，你至少应该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要求患者付款，” 贝特曼豪斯说，“如果这是一项有效的试验，为什么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或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不感兴趣？为什么没有其他资金？”
这能成功吗？
Canavan 病是由儿童遗传了两个断裂的称为 ASPA 的基因引起的，没有 ASPA 产生的酶，大脑将无法正确形成在脑内传递信号的神经束。对于本尼和乔希来说，结果就是他们不会说话或无法控制自己的四肢，并且他们的认知能力也受到了限制。
“他们就像是得了 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的婴儿，” 新泽西州罗文大学的研究员帕奥拉・雷欧尼说，他构思了基因疗法并领导进行了临床试验。
本尼・兰德斯曼于 4 月 8 日到达代顿儿童医院，在那里他成为了第一个接受针对 Canavan 综合症的新基因疗法的孩子。
图 | 珍妮和加里・兰兹曼与儿子本尼（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兰德斯曼家族筹集了超过 200 万美元的捐款，以支持基因替代疗法的开发。代顿的这项试验试图利用病毒将有效的 ASPA 基因传递给孩子的脑组织。那就是星期四在代顿儿童医院发生的事情，在本尼到达医院后，一只金毛寻回犬为小病人打足了气。然后，脑外科医生进行了开颅手术，并用针头刺入了 40 万亿个病毒颗粒。
雷欧尼的赌注是，向称为少突胶质细胞的特定脑细胞中添加正常的 ASPA 基因可以阻止疾病的发展，甚至可以使疾病恢复。她说，这种治疗对小鼠有效，但是 “对患者有用吗？唯一的方法就是实验一次。”
作为科学家的父母们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六个由家庭资助的旨在治疗自己的孩子的基因疗法治疗实例，并且更多此类的实验已在筹备计划当中。科学家甚至已经开始开发针对患有独特遗传疾病的个别儿童的量身定制的超个性化医学方案。
这些成果要求父母克服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碍，他们必须成为药物开发方面的专家，筹集数百万美元，并且要不懈地劝诱科学家们。
软件开发人员萨那・库马尔・拉米什说：“有很多人知道如何进行基因治疗，但是知识都是零散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错误会发生。” 拉米什建立了一个名为 Open Treatments 的组织，该组织正在构建可用于组织基因疗法研究的软件组，包括雇用科学家创建疾病动物模型等。
他说：“我认为，将来科学家与父母之间的区别将变得模糊。”
对于已经在代顿接受试验的孩子的父母来说，基因治疗可能是他们的最后机会。其中一位是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的美甲师梅根・罗克韦尔，他的女儿托宾・格雷斯现在三岁半，于 2018 年被诊断出患有 Canavan 综合症。
“他们（医生）告诉我很抱歉，他们无能为力 -- 没有治疗手段、无法治愈，如果她能活到 5 岁我已经非常幸运了。知道你唯一的孩子患有无法治愈的脑病真的是很沉重的打击。” 罗克韦尔说。
罗克韦尔说，她在网上了解了雷欧尼的基因治疗工作，并最终筹集了超过 25 万美元。她说：“当时，托宾是美国最年轻 Canavan 综合症儿童患者，我认为这对于接受她起了很大的作用。” 她补充说，雷欧尼告诉他们，这些资金让他们排在了队伍前面，但治疗依旧无法保证。
生物伦理学家贝特曼・豪斯说，另一个风险是，父母是否真的可以 “平和” 的方式判断实验程序的益处，特别是如果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的情况下。“不仅是他们的孩子正面临危险的境地，父母们的血液，汗水和眼泪也是这一项实验的基石。” 她说，“如果父母改变主意并说‘我们不做了’，那情况将会变得很不乐观。'”
希望 vs. 风险
代顿的实验目前有足够的遗传药物供应，但也只够治疗 9 或 10 个儿童，它是在西班牙制造的。然而，只有在研究人员和家庭克服了政府监管机构繁杂的官僚作风，
在 2019 年的某个时刻，兰德斯曼夫妇将他们的儿子带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参加了一次会议，他们在给国会议员打过数十次电话后才有了这次会议。男孩的母亲珍妮・兰德斯曼说：“以前，我们只是他们一大堆纸上的案子。他们有非常技术性的反对意见。在会议上，我们抱起了本尼和乔希，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技术性的问题不会让孩子的治疗停止。’”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本尼・兰德斯曼和他的弟弟乔希都患有 Canavan 综合症，这是一种致命的遗传性疾病。4 月，本尼接受了基因治疗程序，目的是在他的脑细胞中添加一个经过校正的基因。
代顿的实验在去年 12 月通过了审核，而对于本尼而言，这个时间刚刚好，本尼将在今年 6 月达到 5 岁的年龄界限。“本尼是先行者。上帝啊，我真希望这孩子的手术能成功”，罗克韦尔说，她还没有定好女儿的手术日期。
治疗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基因替换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可以治愈没有免疫系统的孩子，并可以预防脑部疾病。自 2017 年以来，少数基因疗法也已获准在美国销售，每个病人的治疗费用高达 210 万美元。
创纪录的价格激起了专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兴趣，这些公司现在甚至在极少见的疾病中也看到了生意。一家名为 Aspa Therapeutics 的公司说，他们计划启动一项不同的 Canavan 基因疗法试验。其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大卫估计，在美国和欧洲有 1000 名活着的儿童患有这种疾病。他说：“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基因疗法能否治愈 Caravan 综合症尚不明确，即使校正后的基因阻止了疾病的发展，孩子的大脑也可能已经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我希望她能独自坐起来，或许叫一句妈妈和爸爸，” 罗克韦尔说，“我抱有希望，但这次治疗纯粹是实验性的。我们把宝宝交给科学，并祈祷它能奏效。” 医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该新基因是否在本尼的大脑中起到了作用，但可能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知道对他的症状到底有何影响。
加里・兰德斯曼在给捐助者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期望手术能够实现的所谓 “繁重” 问题。
他写道：“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要更多吗？在他们走在我旁边时，我想牵着他们的手可以吗？我可以想听到他们对我说话吗？也许我正在与我自己进行一场危险的博弈，但我认为它所能带来的希望值得我去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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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王兆书豪
原文：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4/13/1022210/gene-therapy-expensive-treatment-genetic-dise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