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师妹要加我微信，我欣然接受。加完后，却发现她主持着一个“北大父母育儿智慧”的项目，我马上就泄气了：八个字里，我有六个字合格，却缺乏最关键的两个字——智慧。这些年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带着两个娃，没有智慧，只有焦虑。
生育本是人类延续的本能。
五根手指头的焦虑
凡是做父母的，哪怕是那些胸有成竹、镇定自若的成功父母，都曾经有过“五根手指头的焦虑”吧？
仅说上学，我本来属于那种胸有成竹、镇定自若的好学生。我是典型的书呆子，虽然低能，却一直高分。出国读书，一心要拿到博士学位，学位眼看快拿到了，再无学位可读，看看周围突然雨后春笋般冒出一堆小毛头，于是决定，也升级当妈妈吧。
这个决定做得很从容，很顺理成章。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生活将从此彻底改变，胸有成竹和镇定自若，将被焦虑和疲于奔命所取代。当然，与此同时，我也从一个慵懒散漫的文科生，变成了高效麻利的IT女。这中间的标界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我常常觉得从前的那个我完全是个陌生人。
留学期间，整日忙碌的无非是学业、生存、身份、职业发展。直到小朋友已经在超声波上点亮小绿点了，才买来一本育儿经，里面讲的尽是怀孕期间各种疑难杂症，作者还感叹：看看，十月怀胎，有多少事情可能出错，每一条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个奇迹。这些疑难杂症看得我心惊肉跳，不过，内心深处觉得那是作者在耸人听闻，这些意外确实会发生，但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从容的按部就班派。
十月怀胎，有多少事情可能出错，每一条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个奇迹。
直到躺在医院的床上，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不再是顺风顺水、擅长考试的职业学生，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我最关注的，就是小毛头生下来后手上不多不少，正好是五根手指头。
大毛是早产儿，在波士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的儿童特护病房度过了18天。其实，他体重正常，但偏偏黄疸一直居高不下，虽然我当医生的姐姐一直讲亚裔孩子的黄疸高一些是正常现象，但我们也不敢出院。他14天的时候，我从医院里溜出来，参加自己的博士毕业仪式。从此以后，我就告别了优哉游哉、好高骛远的学生时代，变成了诚惶诚恐、脚踏实地的菜鸟父母。
望子成龙的焦虑：藤校梦
生儿育女是艰辛的劳动，古时候人还可以算作长期投资——养儿防老，但在当代社会，养育子女已经成为纯粹的心力、劳力和财力的投入，智者不为也。但是，人类延续的本能却还在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某一天突然一犯糊涂，听从了基因和本能的召唤，然后就加入了父母的行业。
这拨儿荷尔蒙，并不会随着幼儿的出生马上降低。大自然为了保证我们哺育毫无生存能力的新生幼儿，就让他们在我们眼里无比美丽可爱。靠着这种幻觉，我们白天蓬头垢面，夜晚晕头晕脑，一天到晚忙碌的，不过是喂奶和换尿布两大要务。
生儿育女是艰辛的劳动，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变得更为真实。
这拨儿荷尔蒙，也让我们“瘌痢头儿子自家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之骄子。然后，在这样的幻觉中带着他们上各种补习班、业余爱好班，有学校的，也有私立机构的，每天放学之后、每个周末，都在无数个教室、俱乐部、球场和赛场之间奔波。
原以为孩子生在美国，我们也是所谓“名校”出身，孩子的童年会更加轻松愉快，自己对所谓功名利禄也会淡泊处之。后来才发现我们的先天不足：自己的学业太顺利，期望值极高而不自知，也没有应付失败和挫折的能力。四周一看，真正能够淡定的人，或许只是那些家里的小朋友碰巧正好是又聪明又勤奋又幸运的“别人家的孩子”，其他的父母，或多或少，哪怕再脱离中国的环境，也难免会听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基因，培养自己的孩子学这学那，一心“爬藤”。否则，就不会有“优秀少数民族”，也不会有对平权法案的腹诽，一面心心念念地培养自己的孩子进入藤校，一面又对藤校的“白左洗脑”心存芥蒂。对亚裔父母来说，无论自己是功成名就，还是刷盘子装修，都希望通过教育，让自己的子女得到最好的发展机会。
孩子自己走进幼儿园的时候，既是他的一次冒险，也是他迈向独立的一步。
我很惭愧，育儿经没有学好，对父母们津津乐道的哈佛女孩、耶鲁男孩都避之唯恐不及，对蔡美儿的《虎妈战歌》也敬而远之。这里面既有酸葡萄成分，也因为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这个世界上僧多粥少，他人的成功不能复制。与其好高骛远，徒增烦恼和焦虑，还不如调整心态，泰然处之。
身份认同：是否进入“主流” 的焦虑
和国内父母相比，我们海外华人还多一层焦虑，就是身份认同。第一代的人还好说些，总归是在中国出生，哪怕并没有专门学国学，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还是确定无疑的。第二代就不同了，无论父母怎么努力教他们学中文、学传统中国文化，毕竟，他们是在美国长大，在学校和校园之外接触到的是所谓“主流”文化。
每一个家庭，每一对父母，有的倾向于“融入主流”，孩子不上中文学校、很少回中国；也有的更注重保留中国传统和与国内的联系，或者祖辈也住在这里，或者假期都把孩子送回中国，无论是在这两极或者是某个中间地带，都必须面对自己和子女的身份认同问题。每一对父母都有不同的舒适度，每一个孩子也有不同的接受意向和能力，于是，同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有中文流利、在中国也可以如鱼得水的，也有与中国完全隔膜、除了血缘关系外对中国并没有任何认同的。
学校阅读日的孩子。
如果仅仅是个人选择，哪怕再纠结，个人也还可以认真对付。但问题是，无论个人认同程度如何，在周围族群眼里，我们都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偏见”“成见”，都来自对这个族群的距离和缺乏了解：将道听途说的某些独立的人和事泛化为对整个族群的误解，然后再用这种误解诠释和歪曲某个个体的行为，于是，“歧视”就应运而生了。而每个个人，对“歧视”的感受和承受能力也各有不同。
我们在美国的这20多年，是中美关系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份，两国的密切交往使两国的许多行业都受益，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以及在中美之间穿梭的中国人、美国人，都享受到了中美互惠互利的最佳报偿。目前这一切都受到了挑战，每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或多或少地都必须选择如何应对。我是相信各国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我本人不直接参与操作，只能希望决策者和参与者们促进和平，与人为善，这样，我们这些曾经从中美友好中获利的人也不必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当然，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也会加固或减轻别人的成见。
当然，父母的焦虑，并不等同于子女的焦虑。这次疫情与黑人平权运动，以及美国大选，再加上中国武汉“首先暴发”疫情，将华人推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前台，平时潜藏的一些问题也显得更加尖锐，各种流派、年龄层的冲突也更加激烈，“华一代”和“华二代”之间的代际冲突也趋于白热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部分趋向保守、支持特朗普的长辈，和倾向于自由派、支持民主党的“华二代”之间的冲突。我们家还好，一是两代人对政治参与的程度都比较浅，没有“美利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那种危机感，虽然关注，但并不觉得眼前的政治问题与我们生死攸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关注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政治理念和倾向却是大体一致的，因而也避免了因政治问题而产生家庭分歧。
不过，理念和倾向是一回事，轮到实际生活、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又是另外一回事。不管在社会价值观上如何开明、开放，不管在理论上相信人类平等、支持平权、主张开放和宽容，遇到现实问题如何应对，并不一定会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假如孩子谈恋爱，对象是某个自己不熟悉的族裔，我们会不会泰然接受？接受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相处？我们现在还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我自己明白，真正到了这样的时候，一切都不会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总还是有很多需要适应、学习和调整的地方。
另外，很多华人倾向保守的原因是反对同性恋。一个“同厕”，左右了很多选民在美国大选中的选票去向。和种族问题一样，哪怕观念上接受，轮到自己时，若是遇到复杂性向，也一定不会是简单的欣然接受。
我每年都如期带孩子们去体检，不光是我细致周到，而是有硬指标：每年的夏令营都必须交体检表。大毛1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想到，他体检时我是不是应该回避？医生和大毛都说我可以继续呆着，于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了儿子和他的医生之间的私密谈话：
医生：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儿子：我喜欢女孩。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万一他喜欢的是男孩，我还是要努力学会接受，但努力毕竟很复杂很艰难，我能够避重就轻，多好。
我也明白，如果他们开始往家里带女朋友，我也会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或者是正好与之相反的 时刻。
终极焦虑
早年听过姜昆的相声，讲一个儿子崇拜父亲：我爸爸最棒了，认识1、2、3、4、5，6也认识！人之初，我们是子女最初的教师，需要教给他们最早的生存技能。当然，这种崇拜迟早会被打破，孩子对父母幻灭的时间，依孩子天分和父母教育程度、知识面而定。我们是移民父母，说着带口音的英语，不在美国长大，对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碎也没有一手经验，下一代的这种幻灭就来得更快。
更何况，每个人心中，还有一辈子也解不开的烦恼，一辈子也想不通的问题。
“芝麻街”是美国经典儿童教育电视节目，剧中主角“艾摩”“大鸟”“甜饼怪”等，都是住在芝麻街里的玩偶。节目首播至今已有50多年，获得超过150项艾美奖，剧中角色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马展会上的教育区。
比如说死亡。人为什么会死？人死后去哪里？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要么找到了答案，要么放弃寻找答案，下一代也会碰到，并且需要找到他们的答案，哪怕是一种解释。我两个孩子都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不是偶尔提及，而是反复询问，那一段时间，我都能感觉到，这个问题实实在在地纠缠着他们。我本人是倾向于感性和形而下的，很少在这样的终极问题上枉费心思，为了帮助孩子，只好搜索枯肠，向他们介绍我所知道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并且强调，每个宗教对此都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要有宽容开放的态度。
过了一阵子，孩子要么想明白了，要么放弃了思考，终于不再纠结、不再焦虑了。我却由此知道，人类为什么会发明、发现宗教、哲学等，因为我们有一种寻求终极问题、终极答案的内在驱动。我没有能力帮助孩子解除这种焦虑，就算我有答案，也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强加于他们，我能做到的，只是尽量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提供多种观察和消化这些信息的角度和方式，并且在他们纠结、焦虑的时候陪伴他们，告诉他们这些纠结、焦虑都是正常的，是人的一部分，是人之为人的核心要素之一。
然后，某一天，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他们的父母和他们一样，也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惶惑和不理解，但与此同时，生活照常继续，而且，在探索惶惑和不理解时，我们和他们是同伴。
学生在上机器人课程。
在放学后都会选择与同学一起打球、游戏，许多男孩很快就彼此熟悉。
自己的焦虑，对自己的期待和希望，对孩子的期待和希望，达到目标时暂时欣喜、马上又如旋转的陀螺向着上一级继续攀登——其实这种攀登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就是不停地往上攀爬，所有这一切，大约是血缘中与生俱来的奋斗基因，再加上移民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这些年，我们这一代移民就是不停地工作、努力、站稳脚跟、生存、发展，对自己的下一代，自然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期待，毕竟，他们的先天条件比我们更好。然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期待甚至强求下一代也和我们一样呢？
信仰、立场，哪怕是带着强烈情感的信仰、立场，也还是有理性的，讲道理的。轮到子女这里，理性的成分是要下降的。人性比信仰和立场要复杂得多，身为父母，掺入各种非理性的担忧、焦虑、希冀、梦想，就更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
所以，我更崇尚文学，只有文学还接受和记录人性中最复杂的一切；也崇尚世间所有敢于成为父母的人，毕竟，在自己都稀里糊涂、对人间和宇宙之间一切大事毫无把握掌控的时候，却把小生命带入这个世界，这是多么勇敢的壮举。过程中有惶惑、犹疑、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载于《世界博览》杂志2021年第7期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