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在中学历史课本里一直是重要考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完之后就能对他有足够了解。中学历史教科书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动态结构，较少关注人、事和群体意识的不确定性。对英雄人物历史观点的矫枉过正，也难免误导人忽视关键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此外，对战事、政事、法律活动等博弈过程的轻视，也难免让读者产生打开“先进、落后生产力”的大旗,就能预判“历史必然性”的错觉。
作为成熟的人，可以与那种无论何事都要给出结论的应试型历史观点说再见了。
1、变法失败了吗？
在历史教科书给出的结论中，变法最终失败。王安石辞去宰相（1076年）后，宋神宗依然坚持新法，但步履维艰，直到他去世。宋哲宗继位（1085年）后，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上台，废除新法。
但历史教科书一没讲，八年后宋哲宗执政，重新起用了新党章惇为宰相（1093年），逐步恢复了王安石提出的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青苗法。
二没讲，王安石的社会影响力从来都不仅限于其政治地位。
王安石的一个身份是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一个身份是政治家，任地方官近20年，京官18年。
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如果没有流畅、准确、条例清晰的、超一流的表达能力，不足以权衡利弊，获得共识——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不流血的战争。
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从基层到中央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写出引发多个跨越阶层的群体共鸣的公文。
在两者基础上，王安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思想家。王安石创立荆公新学，修写《三经新义》，在儒学传统下，丰富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
被后世称为圣贤的朱熹、程颐、王阳明等，从未进入权力中枢，而王安石为相多年。因此，他可通过立法手段，废除科举的明科、经科，增加法科；可以整顿太学，直接选拔成绩好的太学生；还可以提举经义局，解释儒家经典。
一个思想家，社会影响力可能有大有小，但当王安石任科举考试命题人时，天下年轻士人趋之若鹜。
2、四十年后
王安石的新学是熙宁变法的理论基础，
即使王安石罢相、去世后，这一套“新学”依然是官学——直到北宋灭亡之前。
中学历史课本没有提到“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是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场变法，但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古人的主流观点——在南宋、元朝、明朝、清朝，七八百年时间长河里，“王安石变法”一般都是国家和人民灾难的代名词。
直到晚清，严复、梁启超才重新开始审视这场变法，梁启超甚至称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民国时期，为了推行保甲制度，国民政府以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为历史依据。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柯昌颐《王安石评传》，使王安石形象更加正面。
建国后，邓广铭、漆侠等学者继续关注王安石，对变法的研究也越来越全面。
古人常把王安石变法与孝文帝变法相提并论，视之为取乱之道。北魏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六镇兵变，这是由于迁都洛阳后对留守鲜卑人的利益分配不均。所以北魏的衰落确实和改革有关。而北宋亡于靖康的直接原因是愚蠢。
不像晚唐，中央政府受制于藩镇和宦官多年，晚明面临小冰期和金融崩溃，晚清面临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北宋的突然灭亡是一系列愚蠢决策的结果。刚刚庆祝恢复燕云七州（1123年），后脚金兵就在汴梁城下(1125年)。
宋徽宗匆忙退位，随后听到金人渡河，立即弃东京，带着蔡京、童贯南逃。
钦宗继位上台后，很快怀疑并限制了他的父亲徽宗和他的旧臣，直接导致宗室被一扫而空。
宋廷的鹰派和投降派总是互相攻击，钦宗无法主持局面。李刚和种师道时而被激活，时而被遣散，中央战略决策不断更迭，士兵们不知所措。
金军被迫从第一次围攻中撤退，宋廷继续处于节节败退的危险之中，既不追击，也不准备防守。各地前来抵抗的近30万军队被遣散，以至当金军第二次围攻时，城内守军只有7万人。
尽管如此，开封这个老牌城市之所以最终被攻破，并不是因为七万人战死，也不是因为军民粮绝了，而是因为钦宗和他的大臣们撤掉了外城的驻军，好让神棍郭京可以施展巫术对抗金军。
靖康变故这场闹剧是在提醒世人：不能因为和平日子过久了，就认为骄奢淫逸无害。几个关键岗位上的人的腐败无能可能会彻底毁掉这个国家。
后人把靖康之变推到40年前王安石变法上，当然不公平，也不合理。但是，在情感上，它准确地迎合了人类思维的盲点——
对靖康之变负有直接责任的徽宗、蔡京君臣高举王安石变法旗帜。他们甚至在政和三年(1113年)封王安石为“舒王”。
给27年前去世的王安石追封，自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姿态。
红旗飘飘，小人未必不能炫耀。很可惜，中学历史课本省略了这件事，只字不提，并不能起到激发青年学生理解多元历史，进行深入思考，提升逻辑素养的价值。
3.王安石及其合伙人
除了改革给国库留下5000万缗结余，让宋徽宗挥霍之外，王安石当然不必为宋徽宗的无能负责；王安石新法也不是宋徽宗制定联金灭辽战略的依据。但是围绕新法和旧法的讨论和人事斗争确实留下了一些遗产，其中党争是第一个使国家难以消化的。
所谓“新党”、“老党”，与现代政党政治有很大不同。“朋党”是一个贬义词，党人本身可能也不承认结党。作为别人贴的标签，归纳自然不准确：投机者有(如蔡京)，坚持具体问题的(如曾布、吕公著、苏轼)，在党争中能置身事外的(如韩绛)，年轻时搞改革老了反改革的(富弼、韩琦)。
如果缺乏有效的规则和程序来限制竞争手段，缺乏足够有声望的个人或组织来保持共识，政治分歧可能会陷入政党斗争：
具体政策的争议变成路线争议；路线之争变成了人事与权力之争；为了消灭异己，他开始使用一切手段来诱捕迫害；为了打倒政敌，他们甚至把军事作为筹码。
党争的双方其实都逐渐迷失了自我，没有人真的在意开始时的初衷。
党争的危害不亚于土地兼并和资本垄断。所以，即使今天的文明社会有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各国的政界也往往有一些不成文的政治规则。
真理并不总是越争论变得越清晰。没有程序标准和边界争论，只会撕裂共识，把理性关起来。结果核心政客越来越狡猾，外围人士越来越蠢。
总结了党争的规律之后，我们意识到它有一个升级的过程。当我们回到北宋的最后六十年，我们会发现“反对变法”和“反对特定新法、特定民众”有着不小的区别。
司马光、高太后认为“祖宗之法不变”，安于宋代冗官冗兵的现状，反对一切形式的变法；王安国和苏轼赞同变法，但反对变法的二把手吕惠卿的具体行动。
最典型的就是“老党”苏轼，他上台后反对吕惠卿变法，反对司马光拒绝新法，所以被新旧党排挤。
教科书上讲的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第一，从阶级角度看，新法触及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第二，“用人不当，办事仓促”，即“好心办坏事”。
第一点课本上有强调，第二点没理解好。其实纵观历史，哪一次变革没有触动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第二点。
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包括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蔡卞、蔡京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哲宗和徽宗当政时任宰相，他们中的大多数进入《宋史》的《奸臣传》。《宋史》是元代宰相脱脱主编，对南宋高宗时期的史料进行重新编辑，自然有失公允。但是，纵观新党成员的所作所为，负面评价并非空穴来风。
吕惠卿待王安石恭敬有加，人们曾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王安石第一次罢工后，吕惠卿与反对新法的司马光斗争，继续推动变法。
吕惠卿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开始用各种手段阻挠王安石返回朝廷，甚至拿出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信的原件，到神宗面前挑拨构陷。
王安石复相后，不认同神宗贬低吕惠卿，但神宗无奈。他原封不动地把吕惠卿的建议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深受震动，以致晚年退隐江宁后仍放不下，经常写福建子来发泄他的愤怒。从那以后，吕惠卿后来在地方任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没有人敢用它。他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回到中枢任职。
当司马光上台废尽新法时，章惇在太后面前大呼“他日安能奉陪吃剑”，想与司马光决斗，于是被贬汝州。
哲宗亲政后，章惇回到中央，为相七年，基本上恢复了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章惇行动坚决，他有勇气下令开除所有不守纪律的官员。同时，他可以自己以身作则，不利用宰相的权利把官衔给亲信。
但刚毅的另一面是咄咄逼人。
要求挖掘已亡司马光等旧党坟墓，追废宣仁太后太后(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并借吴法陷罪，废太后立的孟皇后。孟皇后身边很多丫鬟都被拷打，有的甚至被揪舌。
哲宗死后，章惇提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并极力反对赵佶为帝，后来被曾布制止。徽宗赵佶登基后，章惇的政治生涯立即结束。
蔡京是王安石主政时期的维新干将，与弟弟蔡卞(王安石的女婿)受王安石器重；司马光上台后，不切实际地要求五天内废除募役法，恢复旧法差役法。群臣中，只有开封府的蔡京做到了。受到司马光的表扬，晋升至直龙图阁学士；章惇拜相后，蔡京又依附于章惇，再次成为新法的前驱。
蔡京在徽宗朝颠沛流离，最终成为极其重要的大臣。徽宗人在国家大事上没有分寸，聚众扰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蔡京成了犬马，雪上加霜，民间口碑极差。
第一起由新旧党争引发的迫害案，是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然而，王安石劝诫神宗要保护被定罪的苏轼的生命。王安石、司马光两位的领导去世后，党争基本失控。“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岭南至死。到了蔡京，在手段上达到了——的新高度
蔡京和宋徽宗、童贯一起，建立了“元佑党碑”，309名官员记入，全国皆知。纪念碑上有名的人活着的时候被流放或者囚禁，死了的人后世子孙几代都没有任命。这份名单不仅包括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旧党”，还包括章惇、曾布等新法英雄。由此可见，蔡京的“党争”不再是路线斗争，而是排斥异己的迫害工具。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称赞蔡京的盐茶改革、赈济制度和出色的执行力，声称为蔡京翻案，从《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一·奸臣二》记录蔡京的执政，或许能窥见其“执行力”的秘密：
到了宋朝，建州黔中，辰溪徭造反，杀死了溆浦县令。蔡京悬赏，招募能杀辰溪徭的人，规定杀一个头领，赐三百帛，拜官员，不究其原因。荆南守马珹说：现在不知道哪个族群在造反。你若按杀人多少赏人，恐有冤死。”蔡京免除了马珹的官职，并命令舒亶消灭这个团体。
蔡京习惯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了党派之争，做姿态比办实事更重要。至于杀好人拿功德，多少家破人亡，多少冤屈积累到上下级，多少地雷埋到国家，不管洪水滔天——这连“实用主义”都算不上，无异于一剂鸦片。
时间久了，同事们都知道蔡京无信无义，徽宗也知道蔡京拉的仇，只用来干脏活。蔡京有一个没有朋友的党，他应该时刻警惕徽宗简单粗暴的示好来压制平衡，但他依靠有国防功劳的太监童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蔡京和蔡卞兄弟反目成仇，与蔡攸父子反目成仇，互相争斗。他们表面上权力很大，实际上内外都不得人心。
更重要的是，以这种方式推行新法，自然过于草率，强行摊派——，不仔细审查，对人民群众是有害的。怎样才能团结最忠诚的人？怎么才可能不为王安石变法树敌，增加阻力？
熙宁君臣，元丰党人，这些群像共同组成了“王安石路线派”。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道德品质，在人们眼里都是和新法联系在一起的。不了解北宋的体制结构，就不知道改革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只知道制度的规定，不仔细区分新的党群形象，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政治改革会进行。
4.新老党员的隐性属性？
按照骨干人物理论，高太后、司马光等老党的个人道德普遍高于除王安石之外的新党官员，但与新党人相比，很多老党家族的行为都要详细分析，历史教材总结为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
事实上，教科书中并没有提到一些更引人注目的巧合。
改革阵营中：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吕惠卿，福建南安人；蔡确，福建泉州人；章惇，福建浦城人；曾布，江西南丰人；蔡卞，蔡京，福建仙游人。
反新法阵营中：司马光，山西夏县(称陕州)人；高太后，安徽亳州人；韩琦，河南安阳人；富弼，河南洛阳人；文彦博，山西介休人；吕公著，安徽寿县人；范纯仁，河南商丘人；苏轼，四川眉山人。
是因为北宋科举，福建士人比例过高，还是因为福建的经济形式，大地主大官僚的保守势力没有那么强大，敢于追随王相革命？还是只是单纯的巧合？由于精力有限，我没有做详细的调查。当然，这种巧合还是被司马光所萦绕，以至于开启了“闵人狡诈凶险，楚人从容”的地图炮。
除了籍贯，还有年龄。
第二年(1069年)，王安石上台开始变法，吕惠卿37岁，蔡确32岁，章惇34岁，曾布33岁，蔡卞21岁，蔡京22岁。改革的主持人王安石48岁，最大的支持力量宋神宗赵顼21岁。
反新法阵营中，司马光50岁，高太后37岁，韩琦61岁，富弼65岁，文彦博63岁，吕公著51岁，范纯仁42岁，苏轼32岁。
对于个人来说，年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则。历史呢？
第一次意识到年龄对历史的影响。清华历史系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她读现代史料，对红军初到延安时的一些生活管理措施，一无所知。后来在给她爷爷过生日的时候，她才知道他当红军干部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
当韩琦和富弼在法庭上与新党争论时，他们不知道是否会想到庆历三年(1043年)的秋天。他们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满怀希望，跟随54岁的范仲淹进行改革。
你年轻时撞的包和你正对面的有逻辑的年轻人有什么异同？
5、熙河开边和宋越熙宁之战
王安石为人以文才、品德著称，处世则以邋遢、执拗闻名。他的妻子吴琼曾说，王安石吃饭只吃最靠近自己的一道菜，因他只想赶快吃完饭去读书、办公，从没注意吃了什么下肚。
这则轶事倒是与小学自读课本上的大科学家煮怀表事迹颇为相似。区别在于，牛顿煮怀表颇难考证，王安石不拘小节、脱离低级趣味的事迹，倒是常见于政敌记载（如《邵氏闻见录》）。
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既有“出世”的淡泊，也有“入世”的通达。《红楼梦》里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是最受追捧的注解。
人情练达是一种沟通境界，是明确目标，弥合分歧，设立底线，平衡利益的技能。将之简单概括为“世故”乃至“厚黑”，那么今天很多尚有职业荣誉感的党员干部，大概心里要默默不同意。
王安石的识人眼光，大抵上不如司马光。但把他的执拗理解为不懂人情世故，恐怕是低估了他。内政改革总归要动身边人的蛋糕，而对外战争虽然有风险，但未尝不能打开国内局面，获得更大的合理性自证。这是一种比同僚间迎来送往更高维度的世事洞明。
熙河开边，就是王安石的一次顺水推舟。
熙河开边的倡议者、谋划者、执行者王韶倒也不负众望，从熙宁元年（1068年）开始持续对吐蕃、青唐羌、西夏用兵，取得多次战役级别胜利。到王安石罢相为止，宋廷已于河湟开地两千余里，斩获不顺番部19万9000余人，招抚30余万帐，达到了“欲攻西夏，必先收复河、湟二州”的战略目标，改变了仁宗朝以来对西夏的被动挨打局面。
王安石在中枢顶住巨大的开支靡费，在战争出现一时挫折时，全力为王韶反击来自旧党和谏官的抨击。王韶也投桃报李，上书请求在新开地行市易法，到熙宁八年（1075年），新开土地市易司已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其成果对变法事业是一次有力支持。
然而战争作为一种博弈，结果并非总是可以推演。
交趾（即越南李朝）对北宋称臣纳贡，但时有边境摩擦。宋真宗年间，因北宋钦州包庇逃犯，交趾还曾直接引兵犯境。因当时忙于辽事，后来又纠缠于西夏边事，宋廷在南境一直采取忍让态度。
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的大力支持下，主张外战的强硬派沈起出任桂州。沈起和他的继任者刘彝按照保甲法切断了边境贸易。整个国家都感到不安，资深将军李常杰主张先发制人。
北宋与交趾的战争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年）爆发。到目前为止，中国和越南不同的学者对战争的具体开始、过程甚至结局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宋朝打了一场不划算的仗。
教科书在谈到晚清洋务运动时，得出的结论是“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上“炮弹填沙”、“枪炮晒衣”等谣言早已澄清，甲午战争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另外，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等洋务运动主持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说到王安石变法，课本上连宋与交趾之战都没提。其实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王安石被猛烈弹劾，然后正式辞职，再也没有回来。
中学历史课本，此时不提军务，只提王安石因爱子王雱之死而悲痛。这大概是从字面上刻意解读王安石的奏章。但客观上，它无疑造成了学生一边倒的一知半解的局面。
任何时候，动用军队都是国家大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中学思想政治课和大学国防教育课反复灌输的一句话。但是，教科书从来没有提到战争的结果会对政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不仅丞相受此规限，皇帝也受此规限。即使在王安石辞职后，宋神宗改革和扩张边境的野心也没有改变，直到元丰五年(1082年)永乐城会战，宋军被西夏打败，死了3万人(《西夏用兵》说宋军连士卒死了20万人，《邵氏闻见录》说“百万人被图碳”)。宋神宗半夜接到报告，起身绕床走了一圈。他睡不着。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众大哭。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做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关键材料不全就下结论。熙宁年的战争对变法影响有多大，教科书没有提及。不是传授知识的态度，大概是为了考试而扭曲了。基于片面的自信去确定，有时候更可怕。
6.我主王安石
关于王安石的人情练达有很多说法，但哪些是支持者的赞扬，哪些是反对者的批评，需要逐一考察。最重要的是，在王安石非凡的意志和品格下，人情世故倒可以退而居其次了—
在官场上，有多少人会因为政治信仰而与选择、推荐、提拔自己的师友为敌呢？王安石会，他面对的是享誉天下、熟知他的曾巩、韩伟、欧阳修、文彦博。更难得的是，王安石与老党的斗争再激烈，也从未编织罪名害人。“小王安石”章惇做不到，到最后，“接班人”蔡京成了个人迫害专家。
王安石当然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但他远不是一个经常被庸才谈论的“幼稚的理想主义者”。那些侧写王安石的恐怕连中学课本都没看过。
王安石知道他必须反对谁。
只要共产主义有一天没有实现，就有一天会有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者，这与道德无关。随着既得利益者年龄的增长，往往要照顾更多方面，承担更多责任，所以总是率先垂范。此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一定是协调各方利益、平衡各方诉求的能力。
但在北宋，冗官冗兵的情况无法消除。再也不可能通过请吃饭、温文尔雅来协调，必须快刀斩乱麻。
王安石知道自己必须团结谁。
王安石通晓义理，知道什么样的事业才是对的；作为中央官员，他有权提拔--没有什么比这两个人更能号召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去改造世界了。
但是年轻人较少受到人性和欲望的考验。而真正伟大的人格，往往是“清水泡三次，血洗三次，碱水煮三次”。
我不知道王安石是否达到了“大人格”的境界，但他一定已经超越了“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的范畴，老了也没有改变主意。“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钱，公真圣人也。”这句话是他后来生活的真实写照，至今还是那个时代的非主流。
这句话是反对王安石的吕惠卿说的，但王安石晚年也没有原谅他。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王安石回信说：“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不如相忘”。
另一个晚辈，苏轼这种“老党”，被训斥后，在金陵周边拜访王安石。王安石亲自迎接，和苏轼在一起二十多天。回头看看他们留在这里的书信和诗词，我们会发现，苏轼其实是打算在金陵买地，以便能隐居在王安石的隔壁。只是苏轼不久被召回朝，王安石也快去世了，所以历史上有一段美谈。
一个人浮沉半生，即使一时看走眼，到老大概也具备了足够嗅觉。所以，对于徽宗和蔡京来说，死去的王安石才是最好的王安石，否则旗不随扛旗杆的摇摆，那就尴尬了。
结论：
亲戚孩子告诉我，《水调歌头》这么长，能不背吗？苏东坡是个反对进步的老派。
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的中学同桌感慨地说：“我以为司马光是个好人，小学上学学司马光砸罐子！没想到他是个坏的，坏人里的老大！”
中学历史教育试图打破戏曲中脸谱的历史观，但到目前为止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造成了另一种片面。
古人把制度问题道德化，往往把它们的不同归结于君子小人之分。然而，随着生产关系的社会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它最终处于无法解决的状态。
如今，当人们将道德问题制度化时，不分忠奸信义。有些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有些迷信带来了“先进的制度”，就肯定会控制住坏人。
有感而发，所以今天又来告诉大家自己心中的王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