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下，我所在村庄的年轻劳动力都纷纷逃离家乡，去到了大城市打拼，只留下年幼的孩子以及年迈的老人独守家中。
村庄平常的时候再也看不到以前热闹的场景，
有的只是冷冷清清，有的只是三三两两的老人以及孩子游荡在街上，一年到头唯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冷清的村庄才会迸发出勃勃生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
也许是因为农村缺少娱乐活动，也许是在外面挣到了几个钱，不知从何时起，过年的时候，总能看见外出务工人员围成一桌又一桌，打起麻将和扑克，我称之为“战斗”。
这个娱乐活动一经兴起，就一发不可收拾，
男人玩、女人玩、大人玩、小孩玩。
从吃完午饭玩到吃晚饭，再从晚上玩到凌晨，实在是熬不住了，才会意犹未尽的散场，各自回到家中，衣服随手一扔，倒头就呼呼大睡。等到差不多中午，女人起床做午饭，做好后，把还在睡梦中的人一一叫醒。等所有人吃完午饭，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战斗”。
我小时候过年的记忆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是不绝于耳的鞭炮声，二是随处可见的“战斗”，三是男人和女人因为“战斗”而发生的争吵。
唯一能让大家放下“战斗”的事情，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拜年。可哪怕是过年到了亲朋好友家拜年，也依旧阻挡不了他们“战斗”的热情，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换了一个“战场”。
今年同样是如此，外出务工人员一回到村庄，就马不停蹄的投入到“战斗”之中。
大年初一，因为新冠状病毒的原因，我们村庄将村口的路堵上了，只准本村人进出，严禁外村人进出。
本以为这个事情一发生，大家就无心“战斗”了，可惜还是我年少太无知了。这个事情根本阻挡不了大家想要“战斗”的热情，他们一边不停的议论着“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一边又事不关己的若无其事的进行着“战斗”。
村庄里唯一还算清醒的大概只剩下当年尚且年幼，如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了。可惜的是，
年轻人虽然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却根本就不可能动摇大人们的意志。
因为不论他们如何对大人们说，不要再“战斗”了，很危险，只有呆在家中才会安全，也没有办法让大人们放下“战斗”。
大人们心情好的时候，会说上两句话打发自己的儿女，听得不耐烦的时候，就会直接冲着自己的儿女大声喊道：“
老子做什么事还轮不到你管，这危险那危险，我也没看到有什么危险的啊，不要以为自己长大了，学了很多知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我看你是读书把脑子都读傻了！
对大人们无可奈何的年轻人只好眼不见心不烦，随他们怎么样。
而我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而我父亲就是大人们中的一员。
父亲自从城里回到村庄，就急忙的投入了“战斗”。回家七天，玩了七天，除了吃饭的时候，就不见父亲着过一次家。
如果不是两天前，村子里的广播说禁止打牌，我想父亲他们这些大人依旧还会不停的“战斗”，直到出去务工的那一天。
从小到大，我就对过年有一种说不出的厌烦，因为只要一到过年，我父母就会因为打牌的事而吵得不可开交。但我心里面又期盼着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能见到父母。在这种既期盼又厌烦的心情中我过了一个又一个年，直至今日，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可是依旧改变不了父亲过年即打牌的行为。
我实在不知道父亲是回家过年的，还是回家来“战斗”的——打麻将，我想要改变父亲，但又无力改变父亲，我真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开心的过一个年，一个一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聊家常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