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继位刚三个月的乾隆给刑部下了一道谕旨：把曾静、张熙这两个乱臣贼子给朕抓了，凌迟处死！
不得不说，新官上任的乾隆，这番操作有点让人意外：全天下人都知道，曾静和张熙两个人可是他的父皇雍正当年亲自下旨赦免、并且特别要求“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
乾隆不但“追究诛戮”了，还动用了最惨无人道的凌迟极刑。而且他对自己的操作并没有感觉不妥，内心相当坦然：这样前后处理办法虽然不一致，但是从天理人情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乾隆上谕》
曾静和张熙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他们到底犯了什么大事，让乾隆皇帝事隔七年之久，还要翻一翻旧账呢？
吕留良：隐晦的反清思想家
说到曾静，就不得不说到大名鼎鼎的侠女吕四娘之父——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吕留良。
因为曾静被拿捏在乾隆父子手中翻来覆去的命运，是一直和吕留良的思想学说息息相关的。
出生在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一日（1629年2月13日）的吕留良，虽然一生只有短短的55年，但他生前和名望和身后的遗产，不仅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更是改写无数他的追随者的命运。曾静便是这无数追随者之一。
吕留良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所以整个家族的人都对明朝有着极其深厚的情感。
1644年，大明灭亡之际，吕留良和堂兄吕愿良，还有侄儿吕宣忠都在名将史可法麾下抗清。
- 吕留良还在战斗中中箭负伤，留下终生病痛。
- 后来抗清兵败，吕宣忠被抓英勇就义，吕留良在给侄儿送行时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悲愤交加中口吐鲜血，几乎气绝。
他写在《厉耦耕诗》中“箭瘢入骨阴辄痛，舌血溅衣洗更新”诗句，记载的就是这些经历。
如果没有时代的风云激变，吕留良拥有的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史书记载吕留良很小的时候就“颖悟绝人，读书三遍辄不忘，八岁能文。”
但不幸发生在朝代更替的时候，现实硬生生把一个本该在学业上绽放光彩的人，逼成了一个反清复明的精神领袖。
之所以说吕留良是反清复明的精神领袖，是因为在他后半生，他更多地是通过思想学说来影响时人。在和清廷正面对抗上，他摒弃了武斗，更多地表现为消极对抗。
康熙五年（1665），浙江学使到嘉兴地区考核生员，颇有声名的吕留良拒不应试，最终被革除诸生。此举震惊社会，而吕留良怡然自得。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又开博学鸿词科，这个始于唐朝兴于宋朝的制度，是在科举制度之外举办的人才选拔途径，是朝廷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浙江当事官员连着两次推荐吕留良，吕留良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削发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
吕留良还和朋友一起点评每年的科考八股文章，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观点，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
晚年吕留良隐居在吴兴埭溪的妙山，筑风雨庵，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广为讲学，门人弟子越来越多。
他还开办了“天盖楼”刻局，自选自刻，自己经营发行，将自己的思想见解汇集成册发行，一时之间“天盖楼”选本风行全国。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吕留良在病中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五岁。
他的学徒门人收集整理他一生反清复明思想的诗文，编有《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东庄诗存》七卷、《续集》四卷、《惭书》一卷。
吕留良终其一生，都没有等到光复明朝的那一天。不过，他的思想却通过其著述流传了下来。这些著作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一些反清复明志士将其奉为行动纲领。
“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这句藏头诗，便是吕留良一生反清复明思想真实写照。
曾静：冲动软弱的落魄文人
吕留良自己可能都没预料到，他的民族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有那么深远，深远到了历史罕见的惨烈程度，以至于后人世世代代被压迫为奴。
甚至可以说，吕留良反清复明的思想传播越广泛，其家族离毁灭就越近。而最后一个掘墓人，便是湖南永兴人曾静，他和徒弟张熙亲手埋葬了吕留良的家族和思想。
1679年出生的曾静，比吕留良整整小了50岁，也就是说，吕留良在杭州去世时，曾静刚刚五岁。但两人都没有预料到，45年后，将有一场灭顶之灾等着他们。
雍正六年（1728年），49岁的曾静在靖州参加科考时，又一次落榜，郁郁寡欢的他，无意间得到了一部“天命神作”——吕留良当年点评八股文的文集。
书中关于汉人和满清的“夷夏之防”的说法，让失意落魄了大半生的曾静看到了生命的微光，他仿佛找到了一生理想的寄托与归宿，立即派徒弟张熙去去浙江吕家拜访。
吕留良的小儿子吕毅中将父亲遗留的著作全交给了张熙。
曾静一生赶考颗粒无收，对清廷失望至极，而吕留良书中又多是反清复明之意，这让曾静兴奋不已，仿佛找到了精神依靠。
他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一边与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弟子沈在宽等书信往来，热烈讨论吕留良思想的精髓。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帮从京城被发配往广西的人，路过湖南——这帮人正是两年前被雍正囚禁后不久暴死的胤禩的门人。胤禩是雍正的八弟，在“九子夺嫡”中失利但在众兄弟中威望极高，他的死让朝野议论纷纷。
胤禩的门人们一边走一边沿途散播雍正阴谋夺位、弑父杀弟的言论。这些言论让一直跃跃欲试想进行反清复明大计的曾静振奋不已：雍正这样的奸恶之辈篡位，看来大清真的气数已尽，正是我等举事之天赐良机啊！
曾静干了两件吕留良都没干的大事：
- 编写了一部《知新录》，列举雍正十大罪状，明目张胆号召反清复明；
- 给传闻说是岳飞二十一世孙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一起造反。
因为当时岳钟琪很不被雍正待见，但手握重兵，曾静便认为岳钟琪郁郁不得志就一定会和他一起“精忠报国”。
然而，他没料到自己这一无脑行为，将要给自己和吕家带来血流成河的巨大灾难。因为岳钟琪毫不犹豫地将他的信交给了雍正。
雍正：收服人心的权谋高手
按照大清律例，曾静犯的是大逆之罪，即便不被株连九族，至少也要判凌迟处死。但雍正面对这个懦弱无脑的失意文人曾静，却出乎意料的宽大，既不打他，也不说要杀他。
雍正只是把曾静关在牢里审问，对曾静提出的“华夷之辨”，关于清朝统治正当性的疑问，以及对雍正本人继位合法性的质疑，雍正都写文章一一回答，并以此教育狱中的曾静，让他改过自新。
曾静胆量比较小，被牢房这一吓，早就把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宣扬的反清复明理念都丢掉了。
他痛哭流涕招供说自己只是个山野村夫，孤陋寡闻，不知道清朝如此伟大，当今圣上如此英明，只是受人蛊惑，才误入歧途。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曾静还把这些“误导”他的人一锅端给供了出来，包括吕家后人，以及严鸿逵、沈在宽等人。
- 拿到名单的雍正，下令将吕留良的全部遗书焚毁，将吕留良戮尸枭示。
- 吕留良在世的儿子及族人全部诛杀，只留下孙辈流放到宁古塔为奴。
- 就连吕留良的私淑弟子，以及刊刻、收藏吕留良遗书的人，都遭到株连坐罪，死者甚众，血流成河。
曾静和弟子张熙，反倒变成了吕留良余党的从犯。雍正对他俩处理相当宽大，直接免去了他的死罪，并下诏要求“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
在雍正皇帝看来，曾静只是一名来自乡野的无知之徒，不足为患。倒是吕留良所鼓吹的民族思想，在民间流传已久，具有广泛基础，对于清廷的统治危害极大。
所以，雍正把曾静狱中的供述和自己关于“十大罪状”的回复，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并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
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百姓讲解，还命曾静到全国各地巡讲。曾静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小命，摇身一变，彻底臣服在雍正的脚下。
曾静回乡后一心一意宣讲《大义觉迷录》，讲自己是如何洗心革面、弃暗投明，为大清歌功颂德。逢人便说自己“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
乾隆：不打常牌的十全老人
雍正十三年九月（公历1735年），乾隆即位。乾隆和雍正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经历过权谋争斗，不像雍正一辈子苦心孤诣步步为营，在“九子夺嫡”的凶险中艰难上位。
乾隆十二岁那年见到爷爷康熙，就备受宠爱，在雍正登基时就被立为继承人，成长和上位过程相当顺利。加上爷爷和父亲两代的努力经营，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这让少年得志的乾隆更加志得意满。
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全国到处刊发的《大义觉迷录》，认为书本触及到雍正帝本人内部伦常之间的一些隐私和证据，有损于皇室威严。
乾隆下诏宣布“《大义觉迷录》一书毁去其版，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
同年十二月（公历1736年），就以“悖乱凶顽、大逆不道”为由，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乾隆为此还写了一段“心灵独白”为自己辩解：
我父皇世宗宪皇帝，圣人的度量如天一样大，以为他们的诽谤只限于皇上一身，而免去他们死罪。并且写了“将来朕的子孙，都不准追究这事而对他们实行杀戮”的谕旨。
然而，在父皇在世的时候，或者可以对他们宽容；而在朕即位的今天，则断难宽恕他们。这样前后处理办法虽然不一致，但是从天理人情上的恰当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况且全国亿万臣民，对他们都恨之入骨，想早点对他们明正典刑。从今天来讲，朕又怎能违背人心中的公愤呢！
所以对曾静、张熙这种大逆不道之徒，不可姑息养奸，应当按照大清律例，凌迟处死。
相比而言，雍正称得上“老谋深算”，擒贼先擒王，对吕留家家族的狠毒让人毛骨悚然，对懦弱无脑的曾静，收伏利用。
乾隆就有点我行我素，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意气风发的他，自然受不了老爹对忤逆之辈的“怀柔”，用极刑既为泄愤，也为立威。
但乾隆父子心照不宣的一点是，他们用不同手段实行残酷“文字狱”的目的，是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