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再被免，一场战役跳出包围，成四渡赤水点睛之笔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义上是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实际上是恢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但是，孟子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刚刚恢复了军事领导权的毛泽东并不顺利。

红军的生存建立在根据地上。中央红军长征的初始目标，是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汇合建立湘西根据地，可是，湘江之战断绝了这个可能。中央红军面临敌军的围追堵截，处境非常危险，下一步该如何做？作为红军的首脑，博古和李德一时间乱了方寸，失去了目标，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后。

遵义会议确定了红军当前的主要目标：尽快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而为了建立根据地，必须打几个胜仗，而要打胜仗，博古和李德不行，非毛泽东莫属。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获得了军事领导权，红军也有了方向，就是北渡长江建立川西根据地。可是没想到第一仗就在土城战役中失利，毛泽东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好在接下来的第二次桐遵之战（桐梓、遵义之战）获得了大胜，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打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让红军广大指战员们又看到了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希望。

对毛泽东来说，桐遵一仗的胜利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让红军指战员们恢复了对他的信心，更受到了中革军委的认可。于是，在1935年3月4日成立的前敌司令部中，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那支战功赫赫的朱毛红军又回来了。

可是，时势就是这么变幻莫测，毛泽东刚赢得遵义会议后的最大军事胜利，马上就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危机。

中央红军在桐梓和遵义之战的大胜，让蒋介石大为吃惊，他没想到湘江之战后的红军还能打大胜仗，他不敢怠慢，带着陈诚飞抵重庆，布置重兵对红军加以围困。

一时间，中央军，滇军，黔军和川军共计10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围拢包抄过来。

桐梓、遵义之战的胜利为中央红军建立黔北根据地打开了一扇大门，可是，蒋介石的重兵围困，使得红军建立黔北根据地的大门又被迫关上，而且随之而来面临一个急切的问题：要生存，必须跳出国民党重兵围困的包围圈。

如何才能跳出包围圈呢？

从国民党军的包围态势看，国民党重兵都在贵州境内。红军要跳出包围圈，就只能跳出贵州，而出贵州有两个地方，云南和四川。

此时红军在遵义附近，处于贵州北面，距离云南太远，距离四川却很近，只是川黔两省之间隔了一条赤水河，红军要在国民党军合围前渡过赤水河，必须通过距离最近的鲁班场，可是鲁班场驻有中央军周浑元部3个师。

红军要跳出包围圈，必须突破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堵截。

3月9日，红军运动到距离遵义一百余里的苟坝村，在这里积极做着打鲁班场的准备。就在红军要发起鲁班场战役时，3月10日凌晨，在鲁班场前线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致电军委，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包围圈一个更加薄弱之处，就是贵州西部靠近云南的打鼓新场，因此他们请求军委进攻打鼓新场。

收到红一军团的电报，张闻天立刻召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等20多人，重点讨论进攻打鼓新场还是鲁班场的问题。

会议上，除毛泽东一人之外，全部人员都认为应该进攻打鼓新场，道理很简单：红军的目标是跳出包围圈，然后再寻机建立根据地，至于在川黔建立根据地还是在滇黔建立根据地，对红军来说都不是问题，而从突破包围圈来说，打鼓新场只有黔军2个团，远比鲁班场周浑元3个师好突破。

再从地理来说，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战略要地，还是一个富裕的大镇，拿下打鼓新场，就有了很多物质补充，建立滇黔根据地也就非常容易。因此，在打鼓新场和鲁班场之间，选择进攻打鼓新场就顺理成章。

面对所有人的一致意见，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可是按照民主表决原则，少数要服从多数，因此他无法改变进攻打鼓新场的结论。

照理，毛泽东身为政委，就应该在军事问题上有最终决定权，可是此时他却做不了主。见自己这个政委如同虚设，毛泽东很干脆地提出了辞职。毛泽东提出辞职，其实也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要向与会者表示他意见的坚决，可是，这个策略并没有见效，反而引得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更还有人说:“不干就不干吧。”

民主表决的结果，毛泽东被免去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由彭德怀代理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接受任务后，立刻着手做进攻打鼓新场的准备。

毛泽东又被免职了，这时，距离遵义会议后他获得军事领导权仅2个月。

小小的苟坝村，是个到遵义市，仁怀县的距离几乎相同，与遵义，仁怀两地呈等腰三角形的小村子，这里注定要成为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又一个关键节点，也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一笔浓墨重彩。

和与会者们的乐观不同，毛泽东非常敏锐地看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看似容易表象之下的危机。

打鼓新场虽然只有黔军的2个团，但是此地是黔军的军事重镇，有完整而坚固的碉堡工事，攻占并不容易。

更重要的，以打鼓新场为圆心，国民党军100个团的兵力几乎等半径地分布在同一个圆上，红军和国民党军几乎同时处在这个等半径圆的边缘，因此红军远距离奔袭打鼓新场，就等于从圆的边缘进入圆心，将迎来周围近100个团国民党军的分进合击，非但不是跳出包围圈，反而是自投虎口，届时：

北面鲁班场周浑元军3个师将南下，西南面的毕节地区有滇军6个旅另2个团将北上，东面还有吴奇伟5个师随时准备西进，遵义城内还有尾随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模范师，更北面的桐梓地区还有中央军3个师和川军3个旅另6个保安团。

2个团黔军在打鼓新场坚守，配合外围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对红军进行内外夹击，红军可能遭致灭顶之灾。

但是，毛泽东的分析，并没有使得与会者心服口服，参加会议的不乏身经百战的名将，包括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等，大家认为打鼓新场可以在国民党军重兵合围之前拿下，如此，就可以挺进黔西，建立滇黔根据地。

红军将领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因为红军和黔军交过几次手，黔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弱，仅仅2个团的黔军在4个军团3万余英勇红军面前将一触即溃，因此红军不会受到优势敌人的包围。

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面前，毛泽东无法说服与会者，结果他被免了职务。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道理上说，已经没有了职务的毛泽东可以甩手不管，可是毛泽东非常清楚此战对红军的重要性，尽管心中郁闷，但是他无法置之度外。

会议之后，已经没有了军事领导权的毛泽东决定找周恩来谈。

西南地区的夜晚来得特别早，毛泽东独自一人提着马灯，沿着贵州高低不平的山路，摸黑4里地来到周恩来的住所。当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住所时，已经很晚了，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拟定好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正准备上床睡觉。

毛泽东深夜造访，他并没有直接要求周恩来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而是让周恩来再想一想，暂缓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这样的态度使得周恩来非常感动。之后，毛泽东又向周恩来详细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危险。

四周格外寂静，只有一盏油灯扑闪扑闪的，这样的环境特别适合深谈。周恩来非常仔细地听取了毛泽东的分析，他终于意识到进攻打鼓新场的危险，顿时觉意全无，立刻和毛泽东来到了前敌司令朱德的住所。

这时正是初春，贵州山区的夜晚寒气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走在漆黑的山路上，丝毫没有感到寒冷。

在朱德这位井冈山的伙伴兼军事行家面前，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不利：打鼓新场有护城河，碉堡工事，红军一旦在短时间内拿不下打鼓新场，立刻将陷入敌军100个团的重围，如果说拿下打鼓新场有“一万”个可能，可是如果遇到“万一”无法拿下的可能，就将断送红军，因为以目前红军的实力，是无法承受这个“万一”的。

毛泽东思维严密，他哲学家的头脑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朱德是久经百战，意志坚定的军事家，他也立刻领悟到进攻打鼓新场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即3月11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这次会议，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人共同劝阻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到晚上21时，与会众人终于取得了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一致意见。

这就是当时新生的领导层，一个朝气蓬勃，单纯而又有激情的领导层，一切的支持和反对只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为了红军的胜利。

通过在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上的一番曲折，毛泽东深感要以20多人来进行决策，反而严重干扰决策。军事行动瞬息万变，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临机处置，尤其红军处在国民党重兵堵截的环境下，战机和有利条件稍纵即逝，而一旦失去机会，将会导致天上地狱两重天的结果。

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专门负责军事的三人团，军事三人团对中央政治局负责，以此保证军事决策的效率。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周恩来的响应，也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于是第三天即3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成立，小组由周恩来为团长，代表全权负责指挥军事，区别于遵义会议前的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这个“三人军事小组”被称为“新三人团”。

“新三人团”的成立，真正标志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小小苟坝村，短短3天时间内上演了一场风云际会，时势的变幻莫测，毛泽东则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他先失去了军事领导权，后又再次确立了军事领导权，最终达成了他的目标：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转而攻打鲁班场。

对红军最大的威胁，不是地方军阀，而是中央军。

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后，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3个师和吴奇伟纵队5个师就一直跟踪在后，其中，周浑元堪称朱毛红军的宿敌。

周浑元是朱毛红军的老对手。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还是红四军的编制时，周浑元就是积极围剿红军的旅长，在国民党军中，此人对红军最为了解，也最为危险。因此，红军要摆脱危机，重点就是打击周浑元，如果成功，不仅大大解除红军的困境，也能对其他地方军阀形成威慑。而如果以打地方军阀为重点，不仅起不到一劳永逸的作用，还容易打成消耗战。

周浑元是能战之将，他和红军多次作战，对红军的战法有很多经验，因此他进入鲁班场后就加紧修筑工事，并不向近在咫尺的苟坝红军进攻，他要等其他部队前来，以优势兵力对红军合围。

可是，周浑元的动作，被毛泽东看得清楚明白，他正好将计就计，实施声东击西，暗渡陈仓之计，最终要率领红军通过周浑元的鲁班场，渡过赤水河，跳出包围圈。

苟坝到鲁班场的距离，几乎比到打鼓新场近了一半。鲁班场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比打鼓新场小得多的小镇子，南面是一个有几公里长的开阔地，地势非常险要，西北面，就是那条红军准备渡过的赤水河。

周浑元有3个师共8个团，他将指挥所设在镇内的一家店铺里，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赶修了几十座碉堡及其工事。周浑元的阵势，摆明了是要堵住赤水河。

1935年3月15日凌晨，红军一、三、五、九四个军团按照军委部署分别向鲁班场逼近，其中，红一军团的第1师和干部团主力在鲁班场西侧，第2师主力在南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有一部在鲁班场西南，主力则运动到鲁班场东南的摩天岭；红一军团第2师的1个团和红三军团的1个团运动到鲁班场东北。

如此，红军一、三、五三个军团完成了从东南、西南、东北三个方面对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包围，却有意在南面留了一个缺口。

上午10点钟，进攻鲁班场的战斗打响，这场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战斗，其战斗计划为：红一军团及干部团消灭鲁班场外围西侧之敌后向鲁班场迫近；红三军团的第10团和第13两个团和红五军团一部突入鲁班场外围西南的三元洞后，再向鲁班场迫近；红五军团主力直接抵近鲁班场，先构筑工事，并阻止敌人向西增援，等待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九军团完成对鲁班场的迫近任务后，四个军团共同会攻鲁班场。

总结起来，林彪和聂荣臻的作战计划就是两点：一、各部先突入鲁班场外围，二、突破外围后，各部再集中优势兵力会攻鲁班场。

周浑元不愧是和红军打交道多年的中央军，他的抵抗显得不慌不忙，非常有章法。红军4个军团按既定计划突破鲁班场外围后，从三面向鲁班场发起总攻，可是战斗到傍晚，周浑元还是死战不退，牢牢掌握住了鲁班场。

饶是周浑元能战，可是在红军凶猛的攻击下，他的防线却频频告急。红军势在必得的架势，让周浑元对红军拿下鲁班场的目的确定不移，他一边收缩防线全力防守，一边急切地向周围各路国民党军求救。

周浑元的动作，正是红军的目的。

当晚8点，林彪和聂荣臻见时机已到，电令参战各军陆续退出战斗。半小时之后，中央军委命令工兵连立刻在赤水河的茅台至小河口一带架设三座浮桥，各军团按部署立刻撤出战斗，向指定区域转移。

在红军这一系列的撤退行动中，周浑元部始终龟缩鲁班场不敢有所动作，致使红军顺利完成了三渡赤水，跳出了国民党重兵重围的包围圈。

至此，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声东击西，暗渡陈仓的战斗终于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

鲁班场的作战，是毛泽东四渡赤水的点睛之笔。

红军一渡赤水，是在1935年1月29日土城战役失利之后，被迫渡过赤水向西进入川南；

红军二渡赤水，是鉴于敌军大部集中在川滇，黔北敌军空虚，于2月18日主动从二郎滩东渡赤水进入黔北，结果打了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仗——桐遵大捷。

红军三渡赤水，是在鲁班场虚晃一枪后，从茅台渡过赤水。如果说前两次渡赤水是被动的转移，而三渡赤水则是主动的战略行动。

红军主动向鲁班场进攻，就是要利用其它国民党军前来合围的时间差，迫使周浑元3个师的强大兵力龟缩不出，保证红军在对周浑元声东击西之间，突然完成第三次西渡赤水。

红军三渡赤水后，不仅跳出了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包围圈，还将国民党军调动到了川南和黔北，于是红军又突然调头再次进入贵州。

红军四渡赤水，是从太平渡东渡赤水进入贵州，之后乘虚进入云南，再奔金沙江，一路上再没有遇到强大的敌人。红军终于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

如果没有苟坝会议上的毛泽东坚持己见，进攻打鼓新场而不是打鲁班场，结果是红军非但不能建立滇黔根据地，极有可能在打鼓新场全军覆灭。

红军对鲁班场的战斗，也堪称一场经典。在这场战斗中，红军进攻的节奏把握得相当巧妙，既不能打轻，也不能打重。

打轻了，会使得周浑元轻视红军的力量，沾着红军不放，使得红军无法渡过赤水河。打重了，会增大红军的损失，得不偿失，为此，毛泽东从三面进攻，网开一面，给了周浑元一条后路，特意让周浑元不做困兽之斗。

红军在“明攻鲁班场”之后，表演了一出“暗渡赤水”，中间的衔接非常紧密。在周浑元惊魂未定之际，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

这样的进退有据，不能不说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红军指战员的高超军事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