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与儿子溥仪断交，和孙中山为密友
载沣，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也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所以光绪死后，他的儿子溥仪顺利继位，而他也名正言顺地成了末代摄政王。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早就看袁世凯不顺眼的载沣趁机对蠢蠢欲动的老袁发难，结果导致袁世凯假借“足迹未愈”为由拒绝出山，导致武汉新军起义愈演愈烈，最终蔓延全国。
事发后，隆裕太后（光绪帝皇后）认为载沣身为摄政王处事不当，意气用事而延误国家，令他辞职。
载沣本就厌倦了宫廷权斗，既然隆裕太后让他“告退”，当场答应。
1911年12月6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回到自己的府邸过起了退休生活，享受醇亲王的待遇优哉游哉。
尽管载沣时年仅29岁，但他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反而感觉十分轻松惬意，并且乐呵呵对同僚和家眷们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
这一年末代摄政王载沣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载沣退休还不到一星期，宣统帝溥仪宣告退位。
载沣退位的时候没有对隆裕太后和民国政府提任何要求，只希望民国政府保持对清廷皇室的优待条件不变，没有其他政治上的考量和期待。
他日常生活无非就是读书、看报、写字，有时也写日记。醇亲王府中一切大小事务都是由他的母亲刘佳氏管理、安排，载沣基本上不管不问。
尽管载沣给自己预设了与世无争、远离纷扰的退休生活，但是，他曾经是位高权重的摄政王，掌握朝野上下文武百官的生杀予夺，如他这般背景深厚的巨擘，民国很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自然少不了他的面对和参与。
例如和孙文的化干戈为玉帛。
1912年9月，孙中山亲赴载沣家中，载沣听说孙文造访，匆忙跑出来亲自把后者迎进亲王府的大书房“宝翰堂”中（他这个地方连老婆都不得随意进入）。
宾主落座后，载沣有点紧张、不很自然，因为此时已是民国，而他当年曾发下悬赏令“任何人等如诛杀孙文黄兴，官升三级，赏银万两”，但如今孙文是民国总统，而他却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民众。
孙中山却非常热情健谈，他对载沣辞去摄政王的举动充分肯定并褒扬，同时也对载沣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给予嘉奖。
二人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孙中山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给载沣，还在照片上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次日，载沣之子溥伦代表载沣，前往孙中山住处回访，中午在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家中设宴款待孙中山。
政治人物的饭局总是意味深长，清皇室重要成员与晚清掘墓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在这一顿饭中消弭于无形。
1924年，冯玉祥兵变，囚禁曹锟后强行修改民国对清廷的优待条件，并派兵洗劫了故宫，将金银细软拉了三天兩夜才拉完，满清老家东北那边群情激奋，闹嚷嚷着要宣布独立。
冯玉祥捅的篓子京城内无人善后，孙中山进京斡旋，载沣精心安排一桌高档筵席、绍兴黄酒一瓮，为孙中山接风洗尘。
一周后，孙中山派胡汉民和马超俊代表自己，联袂前往醇亲王府答谢，载沣与胡汉民相谈甚欢，并嘱意让孙中山“多休息少喝酒，来日耄耋为伴”。
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年后孙中山因肝癌恶化驾鹤西去。
这是载沣和孙中山的第二次唔面，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孙中山未能阻止冯玉祥简单粗暴的作风，皇室成员悉数被赶出故宫，溥仪不久后被日本人“邀约”至东三省，在经历几次三番的运作后，终于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
而载沣却严词拒绝日本人的“盛情相约”，也责令溥仪“不得与日人接触，否则断绝父子情分”。
但无孔不入的日本人最终还是将溥仪悄悄带出北京，最终做了伪满洲国皇帝。
而载沣则继续不问世事，尽管后来溥仪几次让人捎信给他让其去做太上皇，载沣不为所动。
载沣的态度有两个：第一，当场将书信烧掉，礼物扔出门外，第二，恶语相加，将来人赶走。
抗日战争时期，关东军和汪伪政府曾使出浑身解数 “邀约”，他态度一如既往。
甚至一名日本军官乔扮成商人混入他的府邸，在地上跪到大半夜，他仍不予理会，日人愤而欲拔枪自戕，他态度依旧，日人无奈，只好狼狈离去，此后日本人就很少“造访”。
话说回来，日本人之前总是造访源于他有个“贤内助”。
这个“贤内助”是荣禄的女儿，叫幼兰。载沣讨厌日本人，认为日本人拉拢溥仪就是想“搞事情，乱我中华”，而幼兰则认为只有投靠日本人，才能“光复大清”。
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分居了。
前文有述，载沣“被退休”的时候刚29岁，精力旺盛，于是他“愤而决定纳妾”。
载沣的小妾邓佳氏聪明贤慧，仰慕文化，学习勤奋，喜爱新事物。她喜欢摄影，热爱绘画，能弹风琴，还会拉小提琴，甚至还会骑自行车，妥妥的全面教育。
而载沣曾经出使欧洲，认同西方的新式生活。
史载，载沣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他喜好数学，喜爱照相，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和荣禄之女幼兰交恶后，载沣与邓佳氏生活在一起，恩爱有加，甜蜜幸福。两人共生育了两男四女。
1942年，邓佳氏轻微肺结核，因没有及时救治，病情恶化去世，年仅45岁。载沣内心无比悲痛，此后至死没有续弦。
而此时溥仪已当了伪满国皇帝，他多次要载沣全家搬过去，享受皇族生活。
载沣不相信日本人，同时也对儿子的处境忧心忡忡。载沣认为溥仪与日本人搞到一起是丧权辱国，而溥仪让自己与之团聚更是愚蠢至极，因为父子二人同时陷入圈套，必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载沣反对溥仪接受日本人的安排，但苦劝无果，也只好作年罢。
1949年1月，傅作义和平起义。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内。载沣把自己的感受写到日记中：“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靖。”
载沣觉得共产党政权不同于满清的腐朽，也不同于民国的“既腐且杂”，所以一身西装跑到大街上加入了欢迎队伍。
他鼓楼大街出发，一直跑到地安门大街，然后又跑回鼓楼。他亲手买了几串山楂糖葫芦，见到小孩子逢人就送，自己也拿了一颗美滋滋地吃着，酸在嘴里，甜到心上。
载沣生活在新中国继续不问政事，却接受了新时代的风尚。1950年2月，载沣派儿子溥任参加了女儿韫欢的婚礼。
这是破天荒的大事，韫欢和一个汉人自由恋爱，得到了载沣的认可，当初光绪搞维新变法时提倡满汉通婚，可是差点被他气得动手掌嘴。
看到新社会新气象，载沣也希望自己能为新中国作些贡献。1950年，载沣把王府出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自己搬到东城魏家胡同46号，后又搬迁到利溥营11号居住。
1950年冬天，北京异常寒冷。载沣因糖尿病双腿严重萎缩，身体十分虚弱。然而他仍然坚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哲学，把儿女给他买的药扔进了垃圾桶，继续大吃狂吃冰糖酥、绿豆糕等甜食。
他常常想起当初一生挚爱邓佳氏，邓佳氏当初和他一样笃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感染肺结核后拒绝医治，病情恶化而亡。
或许冥冥之中，载沣对这个世界已没有多少留恋。
他曾经权倾朝野，为给弟弟光绪复仇搞掉袁世凯，一意孤行而铸成大错，但世事如棋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他不喜欢这个舞台，而这个舞台也容不下他的存在。
所以他只有黯然退场，而这也正是他乐意抉择的宿命。
1951年2月3日，载沣病逝，终年68岁。溥任和溥涛将中国最后一个摄政王安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载沣退休后宽厚和煦、顺应形势，历经数个政权更迭，始终保持拳拳爱国之心，最终因疾病而亡，也算是善终了。
纵观载沣一生，慈禧死后他出掌大权，当即就欲“速杀袁世凯”，在奕劻、张之洞等人的阻挠下未果，以罢职回乡了事，辛亥革命时更是对掌控北洋新军的袁世凯无可奈何，他曾试图“铲奸除恶，重振朝纲”，但一己之力谈何容易，民国成立后却能顺势而为，积极配合并参与维护国家稳定和主权完整的工作，对比其他的皇族成员，殊为不易，难能可贵。
有人说他被“罢黜”后一路大哭不止，回家后哭了三天三夜云云，另类君对此不予苟同。
政治人物的表情绝非评弹戏剧中的那般脸谱化，就算载沣心中有滔天巨浪，但作为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又有谁能一窥他脸上的波澜不惊呢？
他是大清最后一任摄政王，他的背影黯然惨淡，却也有暗金色的光彩环绕着，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