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新媒体女性 作者 / 詹婧 张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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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背景下，女性进入高等教育获得了数据上的胜利。但可观察的数据层面的胜利背后，是更为幽微不可见的隐形困境，我们需要多层次的、系统性的衡量标准，以及切实可行的性别平等推行策略，力促在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上都达成平等，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
2020年12月发布的2019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高等教育女生占比超过一半。过半的比例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性别平等目标的达成？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细致分析高等教育各层级的数据，更需要在现实鲜活的时代语境下解读它。
01
数据的胜利
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参与高等教育的女学生数量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我国学位制度的逐渐完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日益成熟，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比例双过半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19年，高等教育普通本专科女生1567.9万人，占普通本专科学生总数的51.72%，与2010年相比提高了0.86个百分点；女研究生人数为144.8万人，比男生多3万多人，占研究生学生总数的50.56%，与2010年相比上升了2.7个百分点。
图 1 2005-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各层级女生占比
数据来源：教育部网站2005-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
除了人数上的增长以外，性别比例也出现了逆转（在考虑到男女出生比例并不均衡的前提下，这一逆转更加惊人）。2009年，全国大学普通本专科女生数量第一次超过男生，后稳定在50%以上（见图2）；2010年，硕士研究生女生数量第一次超过男生，2019年，硕士研究生中女生已比男生多11万人。
图 2 2005-2019普通本专科、硕士研究生女生数量及占比
数据来源：教育部网站2005-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
女博士占比仍仅占4成，但增速超过男性
诚然，女性获得了更多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除了博士研究生之外，都达成了过半的比例逆转。但随着教育层级的升高，女生比例逐渐降低（如图3）。在博士阶段尤其明显，博士研究生女生比例低于男生，数值稳定在40%左右。博士学位作为高层次职业获得的敲门砖，女性博士的数量从一定程度能反映出选择进入高层次职业的女性的数量，女博士比例偏低的现象将会影响女性在职业市场的发展，两院院士中的女性比例不超过6%（数据来源：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也能侧面说明高科技领域女性数量的缺乏。
尽管目前来说，女博士比例仍低于男生，但是其增长速率却是相对较快的。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19年三个阶段，女博士增长速率高于男性（女博士增长速率具体数字分别为：47.49%，34.57%，41.73%）。
图 3 2005-2019年高等教育各层级女生比例
数据来源：教育部网站2005-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
02
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助推力
女童教育
就政府层面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我国在教育法规层面践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出台，阶段性发布的《妇女发展纲要》列出清晰可行的规划目标，辅以政府“控辍保学”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为女童教育打好法律政策的基础；就民间视角而言，公益基金会与民间组织也贡献颇丰，如全国妇联领导下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旗下“春蕾计划”公益项目，乡村女学生教育基金（EGRC），以及1995年世妇会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女性公益组织，如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在政府领导和民间助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女童教育成效卓著，进一步扩宽了女性升学的路径。
高教普及化
在宏观层面上，女性进入高等教育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浪潮之中。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发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变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机会。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自2019年起突破5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需重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支持下，丰赡的高等教育资源为女性进入高等教育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独生女进入，乡村男性排除
在微观层面上，独生子女政策让大部分城市家庭教育资源向女性倾斜。李春玲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更易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1]。对女性而言，教育权利的真正实现是个体及家庭的选择。根据1980-2004年高校女生比与人均GDP的比较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城镇地区严格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城镇家庭加大对唯一女儿的教育投资[2]，高校扩招后的收费政策进一步将乡村男性排除在外，从而在宏观数据上呈现出高等教育阶段性别比例的均衡乃至反超。刘云杉针对北京大学近三十年（1978-2005年）的本科招生数据的调查研究中，将北京大学新生男女人数比例均衡的事实描述为“有限的进步”，认为其背后是90年代中期高校扩招与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城市女生相对获益与农村男生相对受损[3]。乡村女性作为双重弱势群体，被长期排斥在外，并被看似均衡的性别比例数字的迷雾遮蔽。
就业不平等
严峻的就业市场使得很多女性选择继续高等教育以逃避就业压力。在招聘市场上，许多岗位仅限男性[4]，即使招录女性，职场中“同工不同酬”与“同职不同晋”的性别歧视现象仍然严重。彭竞通过分析CGSS数据，发现女性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普遍高于男性，但其工资收入仍低于男性，而性别歧视仍是解释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5]
03
纵向隔离和横向隔离仍然存在
在出生性别比并不均衡（男多于女）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出现女性占比超过一半的现象，也并不能与性别平等划上等号。唯有在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结果上都达成平等，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入学机会的平等也不能仅仅依赖于粗放的在校生性别比例，专业结构上的性别分布同样重要。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专业分布上存在横向和纵向的性别隔离，纵向隔离指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较低；横向隔离则体现在学科专业选择的两性差异[6]。纵向隔离近年来有所改善，女硕士占比超过50%，女博士占比也已经稳定在40%以上，但是横向隔离仍然存在。
女性离开STEM领域，往往发生在高中文理分科和大学专业选择中[7]。马莉萍等的研究发现，即便考虑了可能的生理差异、能力差异、兴趣差异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男女生在高中文理分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方面仍然存在差异，约八成男生在高中时选择理科，仅有一半女选择理科；大学专业选择中，女生选择人文社科专业的比例远高于男生[8]。贺光烨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首都高校的女生就读理科、工科专业的比例仅为37.2%和28.8%[9]。
女性集中在被认为是“妇女家庭角色的社会延伸”的“女性学科”，而男性集中在职业声望更高的“男性学科”。并且，在“男性学科”中，男性占据压倒性的比例优势，而女性在“女性学科”中的占比却并未达到压倒性程度。在政策设置上，例如幼师行业，甚至会对男性降低分数线录取来平衡男女比例，而女性比例缺失的工程、机械、计算机等“男性学科”，却并未见类似政策加以平衡。
在学科专业选择的性别隔离问题背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将学科专业与职业联结，暗含性别歧视的社会文化深入渗透到教育之中；抑或是在多重社会原因影响下，为了迎合社会期待做出的选择；以及性别刻板印象中男女性“各有所长”的看法，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科专业的选择。
在教学过程中，教材和教育工作中存在性别平等意识缺失的现象。赵杰等针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发现，教材中出现的榜样人物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占92%，女性仅占8%，无论是科技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学、艺术及教育领域，女性都处于边缘化位置[10]；孙庆括针对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科书的研究发现，插图男女人物数量差异、文本语言表述男女差异、两性职业角色差异、两性能力结构差异都体现了性别不平等[11]；向青青对大学英语口语教材的研究发现，教材中不仅男性角色数量远超女性，而且被赋予的职业更丰富、社会地位更高[12]。内化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沈瑞提出性别问题会通过教科书不断地巩固和传递，短期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长期则会影响学生的职业期待和选择[13]。
在课堂教学方面，师生互动也呈现出性别差异。史静寰的研究发现，教师与男生的互动是集中、亲切、自然的，属于“自然焦点型互动”，而与女生的互动表面上都有礼貌、亲切，但双方在内心中都有些小心翼翼，都在礼貌地相互规避，属于“礼貌规避型互动”[14]。皇甫亚楠发现教师在课堂上对提问问题的分配存在两性差异，对于记忆性、描述性、事实性问题，更倾向于让女生作答，逻辑分析型、开放型问题则更多选择男生回答。[15]更高层级的学术研究领域，被女权主义者定义为男性霸权主导的场域，在这套文化传统中女性被隔绝在外。女博士们除了科研压力之外，还要承受着女性身份带来的社会偏见（如婚恋中的女博士是“第三性别”的歧视），以及长期处于对女性不友好的氛围之中，而她们的退出，又会进一步加强社会对女性偏好稳定职业、研究后劲不足、缺少冲劲和野心的刻板印象[16]。
在结果公平上，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性别隔离延伸到了职业领域，“男性和女性因为专业选择的不同，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就已经开始分化”[17]，岳昌君研究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数据发现，女性的学业表现更好，但入学机会少，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更少，就业落实率低、起薪水平低、工作满意度低，女性进入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机会也明显少于男性[18]。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选择了“男性学科”的女性，在职业选择中继续相关领域工作的也非常少。
毋庸置疑的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背景下，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确然获得了数据上的胜利，且从时间跨度上看，发展势头强劲。可观察的数据层面的胜利背后，是更为幽微不可见的隐形困境， 要达成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目标，既需要从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推力角度思考这一现象的可持续性，也需要从教育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平等三方面持续努力。教育作为全方位影响妇女发展的基础，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多层次的、系统性的衡量标准，以及切实可行的性别平等推行策略。
[1]刘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
[2]易翠枝.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4期。
[3]刘云杉.王志明.女性进入精英群体：有限的进步【J】.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
[4]关于加强对地方公务员招录工作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监督检查的建议【J】.中国妇运，2018年第3期。
[5]彭竞.高等教育回报率与工资的性别差异【J】.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4期。
[6]李亚娟.高等教育性别隔离与教育平等权【J】.理论前沿，2009年第19期。
[7]郭莎莎.物理学科领域女性缺失现象的归因探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5月。
[8]马莉萍，由由，熊煜，董璐，汪梦姗，寇焜照. 大学生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基于全国85所高校的调查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05期。
[9]贺光烨. 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J】.社会，2018年第38期。
[10]赵杰，巢中元.小学语文教材中性别歧视话语构建的批评分析——以教材中的榜样人物为例【J】.文教资料，2019年第30期。
[11]孙庆括.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分析研究——以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科书为例【J】.课程教学研究，2019年第4期。
[12]向青青.大学英语口语教材中的性别歧视现象【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20年第1期。
[13]沈瑞，刘权华.教科书中性别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以新课改后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J】.基础教育，2013年第10期。
[14]史静寰.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
[15]皇甫亚楠.教育公平视角下小学课堂互动中的性别问题研究——以山东省某小学为例【D】.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
[16]尚宇菲.问题导向与文化形塑：关于女博士的研究文献综述【J】.文教资料，2020年第27期。
[17]贺光烨.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J】.社会，2018年第38期。
[18]岳昌君.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31期。
詹婧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研究生
张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教育法律与政策、国际比较教育、质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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