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5日夜，在炮火掩护下，中原野战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分三路向襄阳城发起总攻。总攻发起后不到1个小时，三路突击部队就相继突入城内，和守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
一夜巷战之后，守敌大部被歼。
中原野战军陕南军区12旅34团从襄阳东北攻入城后，在炮兵和工兵的协同下，以迫击炮上刺刀的战术，抵近平射，再通过工兵爆破，步兵攻击的协同作战，一举攻占了敌军司令部。
34团的3营是第一批冲进敌军司令部的部队。营教导员张景纯率领战士们抓到一个又高又壮，又白又胖国民党中将，该中将身后的警卫员主动向张景纯交出一个公文包。张景纯大喜，因为他抓到的是镇守襄樊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正当张景纯要押着康泽回返时，迎面又冲来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见被3营押着的康泽，先是怔了一下，随即冲过来几名战士，他们分开3营的战士，抓住康泽就要走。3营战士们哪里肯放，一边抓住康泽不放，一边逼问他们是哪部分的？
冲过来部队傲然答道：“我们是6纵的。”一边回答一边继续抢康泽。6纵是正宗的野战军，不仅是这次攻城的主力，更是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司令员就是那位赫赫有名，打起仗来有“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陕南军区12旅只是一支地方部队，因此难怪6纵的官兵在12旅的官兵面前这么硬气。
但是3营官兵们并不服气，因为理在他们这边：我们也是通过流血牺牲，硬拼突击进来的，而且人也是我们先抓到的，你6纵凭什么抢人？因此3营官兵们紧紧抓住康泽不放。
双方抓扯间枪响了，6纵一名战士不小心枪走火，打伤了3营的一名战士。3营战士们见自己的战友负伤，也红了眼，对着6纵战士举枪相向，正在这时，只听一声大喝：“都把枪给我放下。”
双方扭头一看，几个器宇轩昂的人朝这里走来，为首者40岁左右，一张坚毅黝黑的脸，长得虎背熊腰。6纵的战士们不认识，12旅3营战士们却再熟悉不过，正是陕南军区12旅旅长刘金轩。刘金轩虽然是地方部队的旅长，可是资历却很老，他是红三军团的老红军，参加过中央红军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
刘金轩走过来问明原委后，笑着责骂双方道：“争什么？12旅,6纵都是一家人。”说着命令张景纯：“把人交给6纵。”张景纯虽心有不甘，可是旅长下了命令，他不得不执行。
6纵战士们乐呵呵地把康泽带走了，可是，审问之后方才得知，此人并非康泽，而是副司令官郭勋祺。
这个结果，不只是6纵，包括参加这次战役的陕南军区12旅，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在内的所有官兵都紧张起来，康泽去哪儿了？
康泽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让中原野战军如此在意？
一、从贫困县走出来的中央大员
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的第八大关系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毛泽东特地点了康泽的名不说，还将他和宣统皇帝溥仪并列，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康泽是非同一般的人物。
蒋介石身边有两个宠臣，一个是创立军统的戴笠，另一个就是康泽，两人在国民党内部被称为“康戴二公”。在讲究论资排辈的中国，康泽还在戴笠之前，可见康泽的地位。
康泽和戴笠都负责情报工作，也正是得益于两人源源不断的情报，才使得蒋介石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内外政治斗争中，总是把握先机，掌握主动。而康，戴二人的工作也有分工，戴笠负责外部的情报工作，康泽的大部分精力则在收集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因此康泽比戴笠少了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可是康泽手上沾的共产党人鲜血并不比戴笠少，甚至比戴笠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对康泽的宠信也非同一般。康泽随时可以见蒋介石，即使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在一起时也不例外。
康泽以一个外省人，能在宠信浙江帮的蒋介石心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完全得益于他个人的努力。
康泽是四川安岳人，长得身材短小。
安岳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是川南比较贫困的县。有资料说康泽幼时家中贫困，父亲早逝，兄弟姐妹都靠母亲手工纺织维持生活，可是康泽的学业并没有被耽误，他从私塾到小学，再到县中学，之后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可以推测，康泽家中虽然不富裕，但并不贫困，如果按解放后成分划分，算是城市小业主，比起无产阶级的工人来说，算是有产阶级。
康泽在黄埔时期就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坊间流传的原因和陈诚的受宠几乎是一个版本，就是夜深人静如饥似渴地看《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看到，之后就成了蒋介石的红人，这个传说的可信度并不高，可是康泽善于演讲，他演讲时从来不用讲稿，记忆力也很好，也许是这方面给了蒋介石以非常好的印象，也因此在黄埔毕业后被蒋介石推荐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
康泽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做了一件不负蒋介石所望的事。
一次中国留苏学生聚会，正在谈恋爱的傅学文和邵力子两人格外引人注目，有同学问傅学文为什么和邵力子恋爱。傅学文是个新女性，不假思索又豪气十足地说是准备借邵力子关系回国刺杀蒋介石。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旁的康泽却说自己没有听见，让傅学文写在条子上。傅学文也没有多想，立刻写下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于是，这张字条就到了蒋介石的手上。而这张字条也无疑增加了康泽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
从苏联回国后的康泽，立刻坐上了蒋介石侍从参谋的位置，之后又担任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挂起了少将军衔，此时的康泽还不到25岁。
九一八事变后，受苏联启发的蒋介石召集康泽，戴笠，贺衷寒等十几名心腹，告诉他们为了保卫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和政府，要成立一个类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后，名字采用了康泽的创意——“复兴社”。蒋介石亲自兼任“复兴社”社长，还亲自题写了“复兴社”的政治纲领：
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根据“复兴社”承担的任务，又下辖三个系统：
- 贺衷寒的“政训”系统；
- 戴笠的“特务处”系统；
- 康泽的“别动队”系统。
蒋介石非常欣赏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成功，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成功分别依赖于身边的武装特务组织：党卫军和黑衫队。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身边的特务组织，蒋介石开办了一个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的机构。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专门对下级军官进行培训，目的就是培养武装特务，虽然是个训练班，可是蒋介石还是自认这个班的“校长”，仍以师生为纽带团结这个班的学员，康泽则担任班主任。之后，这个训练班的学员成立了3个武装大队，发展成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别动队。
康泽是这支装备精良，以军官为主的别动队总队长。
别动队的任务，不仅仅对苏区开展破坏，暗杀，侦查等特种作战，还承担挑动苏区的阶级对立，配合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等的政治工作，同时，还对国统区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组织进行暗杀，侦破和破坏。由于别动队的不菲成绩，蒋介石下令，别动队的一切行动，国民党任何单位都必须予以方便。
康泽为蒋介石做出了贡献，自然也收到了蒋介石的回报，他的仕途一路高歌。抗战爆发后，康泽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此时的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之后又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立法委员。到了1945年5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3月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后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本着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他初始准备将康泽用在战略要地热河。
热河扼守东北和关内的要道，是联系东北和关内的战略枢纽，却掌握在八路军手里。镇守热河的，是赫赫有名的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国民党方面和程子华作战的是华北“剿总”傅作义。
蒋介石打算让康泽担任热河省主席，既可以监视傅作义对八路军的作战，又可以利用康泽的特长，组织别动队对热河八路军开战特种作战，以达到驱逐程子华的目的。
蒋介石想得理想，可是康泽更理性，他已经看出东北战场上的国共力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拿下热河已经不可能，再加之自己多次将傅作义的行动向蒋介石汇报，和傅作义之间水火不容，此时去热河定是有去无回，因此康泽不愿意去热河。
蒋介石见康泽不愿意去热河，并不勉强，毕竟是自己的爱将，他转而又将康泽这块好钢放在了另外一个战略要地湖北襄樊。
蒋介石任命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
二、搞情报的光杆司令如何成为军事长官？
打仗并不是康泽的特长，可是蒋介石偏要用康泽打仗，并不是蒋介石不识人，而是他实在抽不出人手来，因为在全国战场上，国民党军已经失去了之前咄咄逼人的进攻优势，尤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争从根据地的内线转入国统区，标志着共产党已经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而国民党军则被迫转入防御。在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之下，蒋介石身边已经无可用之人，放眼四顾，能让他放心使用的只有康泽。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解放战争的主战场由山东转到中原，于是，广大的长江、淮河、黄河以及汉水一线成了国共两军角逐的战场，而自古就是重镇的襄阳又突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襄阳的地位，两千年前诸葛亮《隆中对》中对荆州的论述已经说得很清楚：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三国时荆州的重要城镇有两个，一个是襄阳，一个就是现在的荆州市。
而今蒋介石要用康泽这位上将军守襄樊，就是要用康泽这位别动队总队长的特长，统筹党、政、军和特务力量，“进”可以突击南阳和洛阳，进入中原和刘邓大军争锋，“退”则可以依靠襄樊守住四川和江南半壁江山。
可是相比其他绥靖区，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是最特殊的，其他绥靖区司令官都是军人出身，麾下都有嫡系的数万到十数万的军队，而康泽却是政工和特务出身，是没有军队的光杆司令，他搞特务工作是手到擒来，可是打仗并非所处，基于这样的原因，初始时康泽还是不敢赴任。
这时，刚被蒋介石安排坐镇九江，负责豫皖赣湘鄂五省保安任务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上任了，这是白崇禧自内战爆发后首次获得军权。喜欢带兵的白崇禧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虽然明知康泽不是军事指挥的料，可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心迹，他特别对康泽提供了帮助，从后方给康泽调来了三个川军师，163旅，164旅以及104旅，这使得康泽没有了推辞的理由。
康泽虽然是四川人，可是他属于蒋介石的中央系，和四川系没有任何关系，再加之他本人没有作战经验，无论如何指挥不了3个川军旅，为此，他向蒋介石要了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做副司令官。
郭勋祺是赫赫有名的川军名将，他的成名之战就是对中央红军的土城之战。这一战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首次主动出击，没想到败在当时的郭勋祺旅手里。最危急时刻，郭勋祺麾下一个团甚至进攻到了红军军委指挥部前沿，连朱德总司令都拿着枪亲临前线指挥。这仗的失利，使得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从赤水北上的计划，转而从土城撤退并西渡赤水。
可是，擅长特务工作，堪称情报专家的康泽只知道郭勋祺是军事干才，却不知道郭勋祺积极追求进步，在抗日时期深受新四军陈毅，谭震林和项英等人的影响，虽然不是地下党，却已经成了积极分子。自用郭勋祺，康泽就已经输了，输在了他擅长的情报工作上。
康泽虽然有了3个师在手，却还不满足，他非常清楚地方部队和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差距，他要求调嫡系吴绍周整编85师麾下的第23旅到襄阳驻守。
第23旅堪称御林军，是嫡系中的精锐，康泽向蒋介石要这个御林军，不仅是为了增加襄阳的防守，更是为了保证蒋介石对襄阳守军的支持。
做完这一切后，康泽硬着头皮上任了，这是1948年1月。
三、王近山两个触犯兵家大忌的行动
康泽一到襄樊就不顺，他辛苦要来的第23旅到襄阳只待了不到2个月就被吴绍周借口调走。对此，深谙国民党内部微妙关系的康泽却无能为力。吴绍周也没有把事情做绝，还给康泽留了一个教导队。
求人不如靠己，为了加强对自己的保护，康泽到了襄阳后招兵买马，用蒋介石调拨的美式装备新成立了一个特务营，他将这个特务营用作自己的贴身卫队。事实证明，康泽搞党务和特务确有一套，他的特务营在后来的作战中表现非常顽固。
盘点康泽手中守襄阳的主力，满打满算共有3个川军旅，这是他的主力，另外就是第23旅的教导队，1个宪兵连和1个特务营，总兵力约2万。可是，康泽手中虽然有3个川军旅，其战斗力并没有达到3个旅，因为104旅是新编部队，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战斗力达不到1个旅。
襄阳的地形，城东、西北和北面三面环水，北面隔着汉水就是樊城，城的西南和南面是一片山区，有万山，真武山，琵琶山，凤凰山，虎头山，羊祜山等，海拔都在160米至460米之间，易守难攻，是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城外还有2到3道深有丈余、宽3至4丈的壕沟，辅之于密布铁丝网，鹿砦和地雷，使得襄阳有“铁打的襄阳”之称。
在襄阳，樊城西北的汉水上游，是谷城和老河口，两城隔着汉水东西相望。于是，老河口，谷城，襄阳和樊城，成了汉水附近四个重要据点，彼此相互配合，互为犄角，而以这四个据点为基础的第十五绥靖区，战略上联系着华中白崇禧集团和西北张治中集团，随时可以冲击山东和河南东部的华东野战军。因此，在蒋管区进行外线作战的中原野战军要有所作为，必须将这个区域拿下。
1948年6月，陈粟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调动了驻马店的国民党整编第18军和驻南阳的吴绍周兵团北上。刘邓的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也以第1,第2、第3.第4.第9等5个纵队，在平汉线方向阻击前来增援的第十三绥靖区的王凌云部。无形中，在战略上形成中原野战军主力插入到了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和王凌云的第十三绥靖区之间的态势。
如此，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成了孤立之敌，就是这样一个意外出现的战机，被刘邓敏锐地发现了。
善于抓住机会的刘邓，立刻决定打襄樊，他们以6纵6个团，桐柏军区第28旅3个团，三分区2个团，陕南军区12旅2个团以及2个地方独立团共15个团3万余人，发起襄樊战役。
1948年7月2日拂晓，6纵在王近山司令员的率领下，从新野出发，采用远距离奔袭战术，一昼夜行军70余里，于晚上23时抵达老河口。
老河口是扼守襄樊的北方门户，只要老河口不失，中野部队就无法对襄樊发起进攻。
对两河口和襄樊地区的城防布置，康泽听从了郭勋祺的意见，他将战斗力最强的163旅放在老河口，164旅守卫樊城，将最弱的104旅放在襄阳，希望依靠“铁打的襄阳”地理增加104旅的战斗力。
可是，当6纵还在奔袭途中的当天下午，镇守这里的163旅就放弃了老河口，退往河西的谷城。因此，老河口被6纵不废一枪一弹拿下。
163旅撤守襄樊门户的老河口，是奉了郭勋祺的命令，原因不言而喻。而康泽居然没有追究163旅撤守的责任，因为他不懂军事，太过依赖和相信郭勋祺。
6纵得了老河口后，立刻渡江南下。
敌前渡河本是兵家大忌，可是6纵却偏偏在163旅眼皮下渡过汉江，久经战阵的163旅却偏偏坐视不理，致使6纵轻松渡江后，立即马不停蹄即向谷城运动，同时陕南12旅也配合6纵合围谷城，结果在谷城的163旅成了孤军。而此时，襄樊城内也没有任何一支援军支援谷城。
王近山6纵敌前渡江，是触犯兵家大忌的第一个奇怪行动，更奇怪的是国民党163旅居然置之不理。
7月3日夜晚，随着6纵逼近谷城，163旅再次放弃谷城南撤，在路上遭到陕南12旅和桐柏军区的阻截。在损失了1个战斗营和1个辎重营后，163旅其余部队逃回了襄阳。
老河口，谷城两个重镇被163旅不战而弃守，使得中野各路大军顺利兵临襄樊城下。除了桐柏军区28旅包围樊城，其余各部将襄阳团团围住。
7月7日，中野围城部队向襄阳发起总攻。
襄阳东，西北，北三面环水，西门外是一片沿江的狭窄走廊，不利于兵力展开，而西南和南面是山区高地。因此，历史上的襄阳攻坚战，总是先夺取南面高地，之后再凭借南面高地的有利地势攻打襄阳。
可是，王近山偏偏违背历史上攻打襄阳的惯例，放弃攻打南面高地，直接从不利于兵力展开的东、西两侧攻打襄阳。这是王近山做出的第二个触犯兵家大忌的奇怪行动。
王近山之所以定下如此的方案，因为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镇守襄樊的国民党军缺乏重武器，除了一个化学迫击炮连，只有一门没有瞄准镜的野炮。这个消息，让王近山非常明确地知道，南面高地上缺乏重武器的国民党军对襄阳城无法起到支援作用，直接攻打襄阳城的各部队，不会受到南面高地缺乏重武器的敌军的威胁，因此各部队可以放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襄阳城的敌人。
这样重大情报的泄露，更注定了康泽的失败。
确定了对襄樊战役的进攻战略后，7月8,9，10日的三日，6纵第18旅在旅长肖永银率领下向襄阳东关运动，第17旅在旅长李德生率领下往襄阳西关运动；桐柏军区第28旅歼灭樊城外围164旅一部后，也渡过汉水向襄阳东关运动；其余各部为配合主力在东，西两面的进攻，对襄阳城南面的凤凰山，铁帽山等高地发起佯攻，吸引城内敌军的注意力。
11日，解放军的攻城部署终于被康泽察觉，他重新调整部署，由樊城逃回的164旅余部守卫南门，由老河口逃回的163旅1个团配属104旅守卫西门。但是，康泽的部署立刻被解放军发现，王近山也随之进行了攻城部队的调整。
12日，王近山继续以少量部队进攻南面山地，而以全部6纵3个旅的兵力强攻西门，以陕南军区12旅强攻东北城，以桐柏军区第28旅强攻东南城。对襄阳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的兵力达到11个团。
经过13,14日两天对襄阳外围据点的敌人进行扫除之后，各部于15日夜向襄阳发起总攻。6纵集中全纵队的火炮首先猛烈轰击西门，将西门炸开一个缺口后突入襄阳城，随后，攻打城东北的陕南军区12旅和攻东南的桐柏军区第28旅也相继突入城内。
随着陕南军区12旅3营的推进，出现了本文开篇将郭勋祺误认为康泽的一幕。
康泽在哪里呢？
其实，康泽一直和郭勋祺在一起，当解放军攻进司令部时，郭勋祺没有躲藏，因此很容易就被3营战士抓获，而康泽却钻进了司令部内部的一个地道中。
康泽确实躲得很好，如果不出意外，他很有可能躲过中野官兵的搜捕，最终是他的少尉随从傅起戎领着解放军将他抓获。当时，康泽身体右侧被火烧伤，但伤势不重，他将血和污泥涂在自己的脸上，混在满是特务营士兵尸体的地道中，希望能通过装死逃过一劫，却最终被活捉。
随着康泽的被俘，襄樊战役结束。
四、康泽和郭勋祺两人悬殊的结局
郭勋祺被俘后，立刻在刘伯承的特别命令之下被护送到中原军区政治部。2个月后，郭勋祺就接受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交给的回川策反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有资料显示，就是在这个时间，郭勋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郭勋祺回到四川就接受了中共四川临时工作委员会分配的任务，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郭勋祺任总司令。之后郭勋祺开始了对川军高层进行策反的行动，为成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川解放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等职。
而和郭勋祺同守襄阳的康泽结局却大相径庭。康泽也同样见到了刘伯承，之后被送到了华北军区保卫部，再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直到1963年才被特赦出狱。
五、事件评论
康泽在襄樊的失败，不仅仅是失败于中原野战军，还和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矛盾有关。
康泽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得益于白崇禧的推动。白崇禧明知道康泽不适合守襄樊，却为了从蒋介石这里获得军权，不仅不阻止反而积极促成此事。襄樊失守后，白崇禧又在汉口攻击蒋介石不该派一个不懂军事的特工来担任绥靖区司令。
康泽向蒋介石要来的第23旅，不到2个月就被调走，根源也在白崇禧。白崇禧为了和蒋介石争夺军队，强行命令这个旅归还吴绍周第85师的建制，其结果造成了襄樊兵力薄弱。
从襄阳被围到城破共10天，康泽不断向白崇禧请求援兵，而白崇禧的援军始终未到，他的理由是路途遥远，可是在确山和信阳地区的整编第7师和在上蔡的整编第20师，距离襄阳都只有220公里左右，相比解放军一昼夜步行军80-160里的速度，这两个师在汽车的运输下日夜兼程，最多7-8日就可以抵达襄阳城下，因此所谓路途遥远完全不成立，说白崇禧没有坐看康泽丢失襄阳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白崇禧和蒋介石的矛盾毕竟还只是外部因素。主要因素则是康泽对郭勋祺的完全信任。康泽作为搞情报的老手，对郭勋祺却丝毫不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输给了自己，输给了自己自以为是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