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材，“扶阳理论”创始人，南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生于公元1100年左右，行医四十余年，晚年著成《扁鹊心书》三卷，附“神方”一卷。上卷概述其对医学理论的观点、见解，兼录古圣及自用灸法；中下卷分论各病证治，包括内、外、妇、儿等科病证百余种，并附以治验案例40余则；“神方”则辑录其常用药方近百种。全书简明扼要，所论多从实践中来，颇具特色。
窦氏临证虽针药结合居多，但把用灸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卷上提出“须识扶阳”之说，表明了窦氏的学术思想倾向。其在“须识扶阳”中引道家“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加强必毙伤……阴气未消终是死，阳精若在必长生”之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人至晚年，阳气衰，故手足不暖，下元虚惫，动作艰难，盖人有一息气在则不死，气者阳所生也，故阳气尽必死”。又在“奏玉帝专词”中说：“阳证无死人之理，阴证害人甚速。”把阳气耗竭作为死亡的根本原因。故在临床诊断上，特别注意观察阳气的盛衰和有无，并以此作为判断预后的依据。如“热病属阳，阳邪易散易治，不死；冷病属阴，阴邪易伏，故令人不觉，久则变为虚寒，侵蚀藏府而死。”
既然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上有如此重要作用，故认为养阳、保阳、扶阳等对摄生防病有重要意义，主张以“保扶阳气为本”，主张“壮阳消阴”，如在阴疽的治疗时说：“必大补肾气，壮阳消阴，土得阳气，自生肌肉；则元气周流，不侵骨髓矣。”又如治疗霍乱吐泻出现六脉沉细，四肢厥冷之真阳欲脱证时，也力主灸中脘、关元以回阳救逆。一些本来多属阳盛阴虚的病证，窦氏认为不能“作热治之”，如消渴病，他反复强调乃肺脾肾气不足之证，应灸气海、关元，用金液丹、四神丹等辛热之剂治疗。“五等虚实”一节中对五种虚证的分析，认为均以阳虚为主，宜用灸，加“辛热之药，厚味之剂，大助元阳”。甚至连伤寒太阳、阳明证，也认为不是阳热证，而应用灸法及温热之剂治疗。窦氏念念不忘扶阳、助阳、壮阳；刻刻不离温阳、回阳、救阳，《扁鹊心书》充分体现了这一学术思想倾向。
由于窦氏对扶阳如此重视，因而对应用攻下或寒凉之剂，怀有特别的戒心，甚至对张仲景、刘河间、朱丹溪等提出非议，其在上卷专立“忌用转下”、“禁戒寒凉”两节，反复论述了由于妄用攻下及寒凉之品而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从反面论证了“须识扶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窦氏重扶阳，尤其重视保扶脾肾二脏之阳，他认为“人以脾为母，以肾为根”，“脾为五藏之母，肾为一身之根”，“脾肾为人一身之根蒂”，因而在临床上保扶脾肾之阳，显得特别重要。以古籍记载“伤寒必诊太溪、冲阳二脉”为依据，论证了诊此二脉，乃是为了测知脾肾二经的虚实，从而判断疾病的预后。其冲阳虽属胃经，但因脾胃为表里，实可用以诊断脾气的盛衰，“故此脉若存，则人不死”。
从《扁鹊心书》“附窦材灸法”所列50余种病证的辨证来看，有30余种病证都为脾肾阳虚；再从书中所载40余则医案来看，也有一半以上用到温补脾肾之法，可见其对脾肾二脏的重视程度。如“时医三错”中云“眼生内障，由于脾肾两虚，阳光不振耳，故光之短主于脾，视物不明主乎肾，法当温补脾肾，壮阳光以消阴翳，则目明矣。”还有治虚证的最重证——元气将脱、伤寒太阴证、水肿气喘证、脾泄注下证、休息痢、虚劳等，均主张脾肾兼顾，双管齐下。
有的病证宜从先脾居肾论治，如“水肿臌胀”证、“老人两胁痛”证，先灸命关以固脾气，后灸关元以保肾气；有时虽病在脾肾，但涉及它脏，仍以治脾肾为主，如治两胁连心痛，虽由患怒伤及肝脾肾三经，仍只用治脾肾二经病的穴位；上消证，虽病及肺肾，仍只治肾；中消证，病虽及肺胃肾，亦只治肾；暑月发燥热，虽病由冷物伤脾胃肾引起，仍只用治脾穴位。
既然是名医名家，就不能脱离辨证，窦氏虽重视脾肾，但临证仍未离开辨证论治原则，事实上，还有不少病证与脾肾无关或关系不大者，窦氏并未从脾肾着眼进行处理，如口眼㖞斜灸地仓，不省人事、颠狂灸巨阙，肺寒胸膈胀灸中府，急喉痹灸天突等，显然并不是从脾肾论治的。
温补脾阳用命关，温补肾阳用关元，是窦氏临证用穴的两个主要处方，《扁鹊心书》的处方特点是用穴甚为精简，一般每次一穴，多则二、三穴；且全书所用穴位总数也只20余个，其中多数又是命关，关元。在卷上“扁鹊灸法”一节，作者论述了命关穴的作用：“此穴属脾，又名食窦穴，能接脾藏真气，治三十六种脾病……”至于用关元补肾，书中许多地方也作了阐述，如在论述“足痿病”时，认为多由“肾虚”所致，宜灸关元以使“肾气复长”；“伤寒太阴证”宜“灸关元，以救肾气”；“脑疽发背，诸般疗疮恶毒，须灸关元三百壮，以保肾气”等等，显然，其用关元的目的在于补肾。
温补脾肾阳气，应以“灼艾第一”，这是窦氏突出的学术思想。他说：“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薪。”又说：“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虽三者手段、方法、内容不同，但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扶阳。他认为“大病宜灸”，大病“须加艾灸，方保无虞”。其所谓大病，即危难急重证，“进医书表”中列出的大病有伤寒、阴疽、虚劳、中风、水肿、尸厥、久痢、喉痹、急慢惊风等等，他说：“世有百余种大病，不用灸艾丹药，如何救得性命，劫得病回？”把灼艾作为首选的急救扶阳措施。
窦氏临床，虽多针灸丹药结合，但他认为有些病只须单用灸疗，如“五等虚实”是元气将脱的大虚证，认为此时生命垂危，“非寻常药饵所能救”，须用灸法取效；“肺伤寒”重证，也“非药可疗”，急宜用灸。他也主张有些病需先灸后药，“要知缓急”一节提到治一伤寒病，先用烈火施灸，待患者开眼思饮食，再进姜附汤而愈。都体现他“灼艾第一”的思想。
窦氏重灸，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从预防保健到临床治疗都反映了这一点，他提出了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防病摄生的方法，还根据年龄不同，提出了用灸的间隔时间及壮数：“人至三十，可三年一灸脐下三百壮，五十可二年一灸脐下三百壮，六十可一年一灸脐下三百壮，令人长生不老。”他还写了一首歌，赞扬了灸法的效验：“一年辛苦惟三百，灸取关元功力多，健体轻身无病患，彭篯寿算更如何。”
作为临床治疗，窦氏主张早灸、多灸，他提出大病尤宜早灸：“若灸迟，真气已脱，虽灸亦无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他对不少病证都反复强调早灸，如治阴毒，认为灸“迟则气脱，虽灸亦无益矣”；治气脱，“须早治，迟则元气亦脱，灸亦无及矣”；治虚劳，认为“须早灸，迟则无益”；治伤寒少阴太阴重证，谓“不可不早图也”，并进一步指出，如延误治疗时机，可导致严重后果，在《扁鹊心书》中提到一医治伤寒用灸过迟，终至“藏气败绝”而死亡。又指出“暴注”一证，灸迟则“肠开洞泄而死”，要人们引为鉴戒。
所谓多灸，主要指壮数而言，他说：“世俗用灸，不过三五十壮，殊不知去小疾则愈，驻命根则难……凡大病宜灸脐下五百壮，补接真气，即此法也 ，若去风邪四肢小疾，不过三五七壮而已。”从《扁鹊心书》全书来看，每次灸百壮以上至五百壮者，较为常见，其百壮以下者甚少，仅有口眼㖞斜灸地仓二十壮，急喉痹、咳嗽灸天突五十壮等。
多壮灸给患者带来的痛楚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窦氏创立了一种灸前麻醉法，即用所谓“睡圣散”内服，使人昏睡，然后施灸，可无痛苦。睡圣散是由七八月收采的山茄花（即曼陀罗花）及火麻花（即大麻花）组成的，此二药的麻醉作用，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所记载：“八月采此花（曼陀罗），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至于临床实施，是在治“膏粱之人，不能忍耐痛楚”或“癫狂人”时应用的。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他还现身说法，在“大病宜灸”一节中提到：“余自用灸膝神效，放心服之，断不误人。”另外，对需要灸数百壮的患者，还提到“一服后，即昏睡，可灸五十壮，醒后，再服，再灸。”至于小儿用药量，也提到应减量为一钱。
关于窦材对针法的应用，也不是毫无造诣的。例如治失血一案：“一人患脑衄，日夜有数升，诸药不效，余为针关元穴，入二寸留二十呼，问病人曰：针下觉热否？曰：热矣，乃令吸气出针，其血立止。”又如治一头风旋晕呕吐，数日不食患者，为针风府穴向左耳入三寸，留十三呼，病人觉头内麻热，方令吸气出针，服附子半夏汤，永不发。并指出：“但此穴（风府）入针，人即昏倒，其法向左耳横下针，则不伤大筋而无晕。”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窦氏用针也是独具近心的，其衄血针关元，用穴特殊；针风府向耳后，刺法不同一般；针后注意诲问针感，必使针下麻热方休，这个经验也十分可贵。总之，窦氏的针灸学术思想在我国针灸史上是有特色的，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值得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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