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伯杰
来源=《德国文化研究》
魏玛，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一个小城，人口2.6万，是第一个被欧盟选为“欧洲文化首都”(1999年度)的城市。德国从来不乏历史名城和大都会，不过德国的文化和历史似乎特别垂青于小城。的确，若是缺少了几个小城，一部德国史、一部德国文化史、甚至世界的历史将不得不改写。譬如凝聚德意志民族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就被历史委托给魏玛这样一个蕞尔小城。而且无独有偶，还有一座小城，也曾经叱咤风云，改写了德国、欧洲的历史，这就是维腾堡。1517年，马丁·路德就是在这个他称之为“处于文明边缘”的小城对教皇说“不”，从而掀起了改变历史的宗教改革运动。德国与小城市有缘。一个“小”字，却可以从中透视出德国历史和文化发展历程的一个重大特点，这就是“小国小邦”(Kleinstaaterei)。
纵观德国的历史进程，1871年以前，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即“第一帝国”或曰“老帝国”，从未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其疆界随着统治者的婚媾、赎卖策略和频繁的战争而经常变更。所以老帝国不像英、法等国一样，未能建成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欧洲中部说德语的大片地区却从未组成一个民族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可以说是一个由地区强权组成的松散的联邦。他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集合体，而非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个政治架构中，皇帝只是一个“虚君”，其势力范围实际上只是自己的领土。即便遇上了“明君”和强势皇帝，他们面对各地诸侯强大的离心力尚无可奈何，遇上弱势皇帝，皇权的削弱就更加迅速。由是，老帝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格局，即“小邦分治/割据”(Partikularismus)，各个小邦自成一体，不听皇帝的号令，所以中世纪的德国版图也被形容为一张“打满补丁的地毯”。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老帝国仍旧包括了300余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即便到了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后，德国也由38个主权邦组成，包括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歌德与艾克曼对话时，对此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慨之言。
“小邦割据”最初源自老帝国实行的日耳曼时代遗留下来的皇帝选举制，皇帝轮流做，不知明年到谁家；老帝国因此也无固定的首都，“当选皇帝”的官邸城市就是首都，因此首都经常在迁徙之中。虽有一个帝国议会，但是帝国议会也没有常设地，开会地点不断变动，帝国法庭的所在地亦然。此外，西欧历史上的一个突出特征——皇权和教权之争，也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德国就是这个“主教叙任权”的主要战场。所以，德国历史上决定性的力量是离心力与非向心力的不分伯仲：“第一个德意志帝国众多的小邦及其扩展、与之相应的离心力的强度，致使数百年来，当德国的部分邻国不断朝向统一和集中化前进时，德国人却相互间争斗，征战不已，导致德国人长期不能统一，以及他们因此而相对软弱无能和处于弱势。”
这样的政治格局导致相应的文化格局应运而生，“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注定德国不可能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没有赋予德国一个像巴黎、伦敦那样的文化中心，当伦敦、巴黎等城市各自成为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心时，德国则走上了另一条路；一直到第二帝国建立，“Zersplitterung”(破碎化/碎片化)语境中的德国文化却呈现出无中心的形态；而无中心也就意味着多中心的存在机遇，德国历史上的文化生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丰富的多样性”，各个地区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意识和乡土特点，造就了多元的文化生态，这也就给多中心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在这种文化格局中，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宫廷，都有可能成为文化的中心。
在巴洛克之风劲吹之下，德国各路诸侯中有文化品位和艺术追求的人，无不以凡尔赛为马首是瞻，相互间竞相攀比，唯恐落于人后。文化中心不复为大城市的专利，小城市也有机会一显身手。歌德来到魏玛时，魏玛只是一个房屋不过六七百座的小城，甚至连邮车也不到达魏玛，离魏玛最近的邮车站位于莱比锡到埃尔福特的路上，距魏玛城尚有15公里左右。魏玛之闭塞，可见一斑。城里的马厩不时地散发着特殊的气味，小城上空经常飘扬着阵阵夹杂着马厩气味的空气，魏玛也被有些刻薄的人戏称为“弥漫着马厩气味的宫廷”。可以想见，人们在宫廷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与先贤神交之时，时常会有马圈牛棚飘过来的气味相伴；在宫廷剧院里聆听音乐、欣赏歌剧时，往往会有鸡鸣马嘶之声相闻。
但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中，个人的作用具有被无限放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当时叱咤风云的一批“开明君主”更是可以大显身手。如果没有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及其母亲这样的“开明君主”，没有这样一个酷爱文学的宫廷，歌德、席勒纵有伟大的抱负和惊世之才，恐怕也难以一展宏图。正是借助这种奇特的文化生态，像魏玛这样一个小镇，才拥有了崭露头角的机遇。魏玛城当时人口不过六千，却拥有德国当时第三大的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边远、闭塞的弹丸之地，却由于接纳了歌德、席勒，从此犹如脱胎换骨，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一举成为名闻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除了魏玛之外，还有许多中小城市也在这样一批艺术赞助人的支持和推动下，发展成为文化名城。在艺术商业化之前，市场对于艺术并无太大的影响力，艺术赞助人可以主导艺术的发展，开明君主在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魏玛显露得明明白白。遥想当年，文人、名人纷至沓来，人才济济，魏玛一跃成为德国文化的一个重镇，热闹非凡。除了先于歌德已在魏玛的哲人赫尔德和诗人维兰德之外，威廉·洪堡和亚历山大·洪堡兄弟，哲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作家让·保尔，浪漫派新锐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亨利克·斯苔芬斯等人都或长或短在魏玛逗留过，或是在耶拿同歌德、席勒保持着联系。
歌德、席勒定居魏玛后，他们二人在魏玛创作出了大量传世之作，由此创造出了德国“魏玛古典文学”。魏玛剧院在歌德的执掌之下，上演了大批国内外的优秀戏剧，如席勒、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的一系列戏剧。魏玛给歌德、席勒们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得以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和理论创作以及魏玛剧院的演出，具体实践古典艺术的原则，其结果当然是使魏玛声名远播。随着“魏玛古典文学”在19世纪上叶被确立为德国文学的正统，魏玛作为一个文化名城、德国人文精神象征的地位由此奠定。德国特殊的历史格局给小城魏玛提供了机遇，而魏玛抓住了这个机遇，于是成为一个承载着人文精神、民主政治的符号。
《德国文化研究》
德国人被称为一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或“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无论如何，诗人在德国民族建构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是巨大的，而文学在“文化民族”建构中的作用也清楚地体现在小城魏玛中。中世纪末期曾经初露端倪的德意志民族意识，被历史的车轮压碎，在一系列战争中沉寂，没有形成民族认同的机会。谁是德国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德国人，阻碍着德意志民族认同的成型。诗人维兰德于1791年在《论德意志共同意识的普遍缺失》里痛心疾首地说道：“比较了解我们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指责实在是太真实了：一个外国人，游历德意志帝国时只要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看到的、结识的只是奥地利人、勃兰登堡人、萨克森人、普法尔茨人、巴伐利亚人、黑森人、符腾堡人，等等。这些人按照其所属的帝国等级来命名，他们中有些又分为数百个更小的部族群体，一个比一个小，却各自具有其形态，但是人们就是看不到德国人。”日耳曼人移居中欧地区时，是以部落为单位的，各部落内部的身份认同很清楚，但是各部落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而由部落发展出来的部族群体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和邦国，它们之间处于竞争状态，相互认同相当模糊。如前所述，老帝国未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皇权衰落，诸侯坐大，德国错过了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机遇，成为一个“迟到的民族”。所以历史上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相反，地域认同、乡土认同在德国并不是问题，德国人的“Heimat”(故乡/乡土)的意识异常强烈，这也是民族、国家认同缺失的一个补偿。“Provinzialismus”(地方主义/乡土观念)、“Lokalpatriotismus”(地方意识/乡土意识)等意识之强与民族意识之淡漠，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世所罕见。
等到1800年前后的浪漫运动兴起之时，德意志民族意识终于开始形成。但是德国人却面临一个困境，即民族认同没有一个国家实体作为载体。到了这个时候，德国的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发现，德国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无处可寻。德国既不像美国、法国和瑞士一样，有一部宪法作为立国的基础，各色人等可以团结在宪法周围，形成一个政治民族，甚至德国在哪里、谁是德国人，也是一个问题。曾经囊括整个中欧的老帝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或曰部族组成的政治体，而德意志人在向东部的扩张中建立的殖民地又不全在老帝国的境内，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困境：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并非都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臣民也并非都是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找来找去，寻寻觅觅，他们发现，联系德国人的纽带只有一条：这就是德国的文化。共同的语言、习俗，共同的传统、历史，是他们之间唯一共同的东西，正如诗人普雷特尔所说：“哪里有人说着赫尔曼的语言/哪里就是德意志祖国！”
德国处在“中央位置”(Mittellage)，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多数时间中成为他们的一个不幸，导致德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分裂。自罗马时代起，罗马人建立的“莱姆斯防线”，把日耳曼，即后来的德国一分为二，形成了两种传统。在宗教改革中，这个分裂的后果清晰可见，经过罗马人“教化”的南部地区最终坚守天主教，而未经“教化”的北部地区则揭竿而起，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德语的第二次辅音变化(Lautverschiebung)，使德语有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分，二者不但发音多有不同，而且书写方式迥异。16世纪起的宗教改革，使德国内部再添隔阂，一个德国内部却两大教派并存，新教和天主教比肩而立、相互敌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夙怨之深、仇恨之深，有长期的宗教战争为证。凡此种种都陈明了一个事实：除了德语的书面语和以这种书面语为载体的德国文学之外，他们之间几乎再无其他可以维系共同的归属感的载体和纽带。循着这个思路来看，当年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给德国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书面语言，可谓功莫大焉。路德使德国人在语言里找到了一个祖国，使得一个共同的德国文学成为可能，也给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
诚然，作为一个举世公认的“文化民族”，德国拥有歌德、席勒等“世界级”的大文豪，魏玛古典文学的成就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而此后的德国，杰出的文学巨匠更是层出不穷，无论是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德国文学中巨匠迭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确是一个文学大国，担当得起“诗人的国度”的美誉。歌德、席勒的作品把德国文学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德国文学长期跟在法、英、意等国文学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为之改观，德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文化民族”。经过几代人文人的努力，歌德、席勒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德语，使德语趋于完美，德语第一次在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中展现出强大的表现力，终于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学语言。从此德国人可以向世界宣布，德语同拉丁语、法语、英语等“文明语言”一样，也是一种诗的语言。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他们的作品总结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精神历程，探讨了“人类到底有没有前途”等大问题，洋溢着人道主义、乐观主义、渴望自由的思想，放射着超越地区、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之光。正是由于这些深邃的内涵，这些作品不仅构成了德国文化中重要的人文传统，也成了人类文明极其宝贵的遗产。
但是，文学对于当时的德国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界域；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学成就的民族不只有过德国一个，而依靠文学来建构民族意识的国家大概只有德国一个。德国文学作为超越了方言隔阂的书面语言的艺术作品，给生活于政治分裂中的德国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民族认同的媒介：“在18世纪缔造了统一的德国的，正是作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以言词的力量，反对权势者的分裂主义政策。从此，作家便承担了提醒政治家注意这个民族的文化统一的任务”。而歌德、席勒的作品则最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在精神里给德国人创造了一个祖国。仅此一点，歌德、席勒就有权受到德国人的敬仰。即使仅仅就语言而言，歌德、席勒就有理由接受德国人的感谢。1836年，沃尔夫冈·门策尔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德国人做的不多，但写得很多。勤于思考的德意志民族热爱思考和写诗，写作的时间总是有的。德意志民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且不知疲倦地使用印刷机。不论我们在一只手里拿的是什么，我们的另一只手里拿的总是一本书”，“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一说从此不胫而走。(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法国女作家斯泰尔夫人在她的《德意志论》里首创了这个说法)。所以，所谓“文化民族”之说，并非只是强调德国文学的成就为世界之最，因此德国是一个“文化民族”，而主要是说，德国人只是依靠共同的语言和文学才成为一个民族。换言之，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德国人被迫成为一个“文化民族”。
从古至今，文化在德国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正是因为德意志民族与文学的特殊渊源，使德国一直摆脱不了“文化民族”的命运，从“文化民族”的概念于19世纪落地德国时至今日，德国都以“文化民族”自居。2005年，德国联邦议会主席沃尔夫冈·蒂尔泽在一篇广播讲话里仍然承袭一贯的传统，坚持认为德国人是一个“文化民族”：“德意志民族形成于德意志民族国家还远未形成之时。德国人想要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民族时，没有固定的边界可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共同的事物，是语言、传统和民族符号，是使他们想到的诸如马丁·路德或约翰内斯·古腾堡等伟人，或业已湮没的老帝国的事物。”而只要“文化民族”的意识还在，魏玛的光环就不会褪色。同时，在当今这个概念里所包含的血统、种族的含量在增加。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民族”的概念也在演变，甚至在左右着德国的政治决策。德国各届政府都把“文化民族”定为立国之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历史上移民国外的德国人后裔，只要能提供合法的证明，证明其祖上是德国人，就可以申请“返回”德国，成为德国公民。因此，大量东欧的德国后裔出于各种原因纷纷申请移居德国，如今这些德裔(Aussiedler)的数量已达数百万之众。而有些令人尴尬的是，“德裔”们不但大多不会德语，甚至因为几代混血的原因连长相也不像德国人(undeutsch)，但其身份却是德国人；与此同时，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三、四代的“客籍工人”，他们掌握德语的程度远甚于其“母语”，德国是他们的故乡，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老外”。
而当魏玛古典文学被树立为德国文学的顶峰之后，魏玛城当然就成了德国文化的圣地，成为文化人乃至全民族的顶礼膜拜之地。一个小城，凭借着“文化民族”的观念，凭借着文学文化在近代德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一举成了德国人文精神的符号，一步登上了最重要的文化名城的宝座。如是，德国历史的“小邦割据”与德意志民族被迫成为一个“文化民族”的历史处境，成就了小城魏玛作为德国人文精神象征的地位。但是这个“德意志文化”的圣地却遭遇到一个无法摆脱的尴尬，因为它同样也是德国“野蛮思想”(Ungeist)的重镇。同一个地点，高度发达的人文精神与野蛮的前现代意识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展示了近代德国文化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论。
魏玛的名字当然与德国的第一个共和政体“魏玛共和国”及其“魏玛宪法”密不可分。1919年2月6日，423名当选国民议会议员齐聚魏玛的民族剧院，以制订一部共和宪法。之所以选择魏玛作为会议地点，是因为新德国的领导们想要通过这个象征性的地点向世界昭示，即将建立的德国将与普鲁士及第二帝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决裂，重续歌德、席勒的人文主义与德国理想主义传统。这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个德国、即“好德国”将与旧德国、“坏德国”划清界限，“两个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被称为“魏玛共和国”。
但是就在此后不久，正是在魏玛，就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地——魏玛民族剧院，著名军事家鲁登道夫站在上演过歌德、席勒戏剧的舞台上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反对刚刚诞生的议会民主制度，并且称颂正在品尝铁窗生涯滋味的希特勒为“民族救星”。正是在魏玛，20世纪20年代初正在壮大的纳粹主义势力特别强大；魏玛城里既有人数众多的纳粹运动追随者，亦不乏纳粹的思想家和蛊惑者，如弗里茨·索克尔、马丁·博尔曼、巴拉杜尔·封·希拉赫等，其中希拉赫之父还是魏玛民族剧院的院长。正是在魏玛，“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宣告成立。正是在魏玛，哲人尼采之妹向急于获得社会承认的希特勒开放尼采档案。正是在魏玛，约翰内斯·施拉夫缔造了“第三帝国”这个概念。除此以外，魏玛的历史上，还记录着不光彩的一章。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包豪斯”学派，是由格罗皮乌斯于1919年在魏玛创立的。但是曾几何时，魏玛市民对于这所“造型艺术大学”的反感日渐强烈，其后竟然发展成为抗议运动。魏玛人对于进出于包豪斯的艺术家们光怪陆离的发型、深浅不一的肤色、标新立异的着装、奇奇怪怪的姓名大为反感，把这所学校称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阵地，决不允许歌德和席勒的城市被其“玷污”。1925年，新当选的图林根政府决定终止发给“造型艺术大学”的政府资助，“包豪斯”终于被迫离开魏玛迁至德绍，歌德、席勒的城市却缺乏最起码的宽容，歌德、席勒的世界主义胸怀让位于狭隘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使这座德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背上了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魏玛人不接受西方民主制度，认为一个以歌德、席勒的“魏玛古典文学”为代表的德意志不同于腐朽、没落的西方，恰恰印证了德国近代文化史上“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抗，表现了德国人关于“德意志文化”高于“西方文明”的心态，从中折射出了“德意志特殊道路”。至于魏玛容不下布尔什维克主义，则可从中看出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小小一个魏玛民族剧院，却上演着德国近代的历史大戏。
而最使热爱魏玛的人们感到羞耻的，莫过于魏玛城离布痕瓦尔德仅一步之遥。在第三帝国时代，布痕瓦尔德曾是一个著名的集中营，1937年至1945年间曾关押了来自32个国家和民族的24万人，其中有5.65万人惨死在这个集中营里。两个闻名于世的地名，“两个德国”，分别处在20余公里距离的两边。这边是德国人文精神及其传统的象征，伫立着歌德、席勒的塑像；那边是德国人文精神和政治道德崩溃的见证，到处是游荡在集中营里的亡灵。它们之间仅一步之遥。所以有人说过：“在我们和魏玛之间，横亘着布痕瓦尔德。我们随时可以宣称，我们与德意志民族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只是有一点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一边赞誉歌德，另一边否认希特勒。歌德与希特勒同在；人道与野蛮同在。也就是说，至少对于现在的一代代德国人来说，没有两个德国。”魏玛与布痕瓦尔德的比肩而立，见证了文明与野蛮、高度现代与前现代的奇怪结合，“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Volk der Dichter und Denker)”成了“法官和刽子手的国度(Volk der Richter und Henker)”(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语)。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分野何在？“文明”的民族与国度是否与野蛮无涉？即如诺伯特·埃里亚斯所质疑的，一朝文明，永远文明？⑩文明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已经成型就不再反复的结果。魏玛与布痕瓦尔德比肩而立，不断地迫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
“大日耳曼”、“大德意志”却与“小”字结下不解之缘。德国历史的困境和尴尬，却成就了一个历史名城，使小城魏玛成为德意志文化精神的象征，正好印证了德国人“变困境为美德”(aus der Not eine Tugend machen)的本领。小城魏玛，怎一个“小”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