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风仔
后台编辑｜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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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里的“基层”，说的是“乡下人”。“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大概能反应出当下农村老一辈人的心声，但是要真正满足心愿，却越来越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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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市民”在公园旁一小片坡地上种菜，好奇心促使我绕过绿化带，和他闲聊。得知他和老伴是乡下村民，由于女儿孝心，在城里给他们买了房，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常年却不在身边，在外地工作安了家。
种在公园旁边的菜地
种菜的土地是公家的，管理人员告诉他不要开荒，他承诺只要公家用地，随时铲掉。这样，他在这已经“临时”种了两三年。
老人实际上六十多岁，穿着很整洁，看起来像一位城里的退休干部，聊起天来，有农村人常有的那种真诚、实在，问啥说啥，没有城里人那种明显的防御心理。
老人在乡下有田地、大房子，女儿1997年考上大学，把户口迁出农村，现在仅剩他和老伴两个人的田，共一亩半，全部流转给本生产队一位搞建筑的老板，流转费是每亩一年650斤稻，折算成现在的价格，大概900多元。他很满足，因为如果自己种，扣去成本赚不到这个数。据他说，这位建筑老板流转了几十亩，却十多年来一直荒着，租金还正常付，觉得心疼。
老人在乡下的房前屋后还种些菜，吃的时候回去带。到城里生活不是他的想法，主要是女儿的心愿，虽然女儿在外地安了家，但是偶尔回来时，想住在城里，过去的同学基本上都在城里，找同学玩也方便。老人满足了女儿的心愿，同意搬到城里住，就当是给女儿看房子了。按照他说的，夏天在城里住好些，蚊子少，乡下蚊子多，其他季节更愿住在乡下。
他所在的村子紧靠着集镇，离县城也不远，大概一二十公里，骑电动车30分钟。但现在住在乡下的都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到了城里工作或读书了。之前生产队共有一百多人，现在留下来的仅二十多人。他有一位同村的远房亲戚，八十多岁，儿子是县城机关部门的书记，想让父亲也搬到城里生活，但父亲坚持要住村里，没办法，儿子经常回乡下看望父亲。他也曾劝这个亲戚搬到城里和孩子一起生活，但这位老父亲说，还是在乡下自己住的习惯。这一点，他自己也有体会，每次他到外地女儿家里，最多住一个月就想回来，生活习惯不一样，他习惯每天早起，女儿一家周末习惯睡懒觉，他总怕影响他们的休息。
老人在这开荒种菜，主要是不用买，这一小片地随便种点，两个人都吃不完，而且自己种的菜好吃，是用菜籽饼施肥，另外也是找个事做，自己不喜欢打牌打麻将，老伴喜欢打麻将，有个活干不无聊。他开的这片坡地很小，顶多有半分地，但是弄的井井有条，按照不同种类，又分出了几栏，有香菜，菜苔，茼蒿，莴苣，长势都不错，现在该把长老的菜铲掉，准备种上新一茬的种类。
老人正在收拾菜地
我原以为就他一人在这隐蔽的地方开荒，仔细一看，原来旁边还有五六处类似的菜地，周围有高高的芦苇挡着，不仔细看，真不容易发现。他这片大概只占到其中的六分之一，地的坡度很大，如果是在北方，估计长不住的，但这在南方，只要有土的地方，种什么收什么。
藏在芦苇中的菜地
他乡下的田属于当地的圩区，土地质量好，过去主要种水稻，亩产1100～1200斤稻，现在种水稻少了，有的种了树、草坪，有的流转给外地人种蔬菜，有的抛荒了。种蔬菜的多是山东人，他说“他们不怕苦，愿意忙”。
老人原来是大队书记，18岁干副队长，20岁成队长，之后当村会计，最高做到大队书记，直到2004年主动辞去了书记职务，总共担任村队干部有三十多年。谈到土地抛荒，他开玩笑说，在毛泽东时代，像这样浪费土地，县委书记“要被杀头的”。我问现在生产队里有没有干部，他说只有村里有干部，队里哪还有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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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费孝通所说，“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乡下人搬到了城里，也离不了泥土，因为他们更懂土地对人的价值。
现在农村不只是青年人外流，老年人也被外流，农民家庭生活日益碎片化，村庄内部关系原子化，农业生产老龄化、资本化。
总之，社会越来越失去了它的“乡土性”，“乡土中国”越来越离人们远去，“乡下人”迁移也成为了常态，世代定居却成了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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