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地之茫,天地苍茫有爹娘;走多远,回头望,那是故乡永生不能忘……”伴着藏族歌手旦增尼玛悠扬婉转的歌唱,《国家孩子》最后一集播完,观众在视频网站的弹幕上动情地写道:“有父母的地方,就是故乡”“两天看完40集,哭得眼睛都肿了”“感谢这部电视剧让我知道曾经”……

是怎样一个故事,让观众一口气追完,又舍不得它结束?是怎样一段过往,值得我们在六十年后重新回味?又是怎样一群人,带我们回望了那样一段并不算熟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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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国家孩子》海报 网络图

一段传奇

三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特别提到,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你可知道,总书记提到的“三千孤儿入内蒙”,是三千个“国家的孩子”与“草原母亲”的一段传奇。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一场自然灾害席卷大半个中国,江南地区出现大批弃婴,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们把他们送到上海的保育院,上海面临巨大的救助压力,怎么办才好?

2019年9月26日,由上影演员剧团演员刘小锋担任总出品人、总发行人的《国家孩子》在央视首播,向世人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镜头里,一辆绿皮火车缓缓驶过茫茫草原和沙漠。“这可是周恩来总理跟我们自治区乌兰夫主席定下来的事,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操办。乌兰夫主席说,把这几千南方孤儿送到内蒙古来吧,内蒙古地方大,牧民喜欢孩子,会把他们当心肝宝贝来养。”一段悠长的讲述把观众带入历史沧桑之中,“从现在开始,这些孩子就不是孤儿了,他们是国家的孩子,乌兰夫主席要求我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图说:《国家孩子》剧照 网络图

一群孩子

1960年到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多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其中,共1800余名上海孤儿分批移入内蒙古11个盟市、37个旗县的千余个家庭收养。刘小锋说,最初的剧本叫《苍穹下》,他坚持改为《国家孩子》。“名字的背后体现了国家的人文关怀,而且,当地人就管他们叫‘国家孩子’。”

让我们翻看一份当时呼伦贝尔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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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国家孩子》剧照 网络图

牧民们非常心疼也非常喜欢这些来自远方的孩子,骑着马、赶着车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牧民们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抚养他们,使他们个个长大成人。“据我所知,超过九成半的‘国家孩子’长大后都留在了内蒙,他们热爱这片广袤的土地。他们中有工程师、医生、教师、军官、干部,还有牧民,他们会骑马会射箭,爱喝酒能唱歌。”刘小锋说。

图说:《国家孩子》剧照 网络图

一个额吉

《国家孩子》的故事,就从朝鲁、通嘎拉嘎、毕若水和阿腾花四个在同一趟火车上的上海孤儿写起,讲述了他们半生的命运。而乌兰其其格则是改变这些孩子命运的关键人物,她经过培训成为去上海接“国家孩子”的首批人员,也开启了这些孤儿在大草原上的“重生”。剧中熊睿玲饰演的乌兰其其格原型是被誉为“草原母亲”的都贵玛。

图说:《国家孩子》剧照 网络图

当“上海孤儿”被送到草原时,只有19岁的都贵玛便承担起照顾28名孤儿的任务。都贵玛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晚上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个孩子醒来哭,其他孩子就跟着闹。如果有孩子生病了,她就要冒着凛冽的寒风和被狼群包围的危险,深夜去几十公里外找医生。

在都贵玛的坚持和精心照顾下,28名上海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月,创造了一个奇迹。

2019年9月29日,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都贵玛说,她始终都觉得那些孩子不但是“国家的孩子”,也更是“自己的孩子”,从成为他们额吉(蒙古语母亲的意思)的那一刻起,自己就成为他们一辈子的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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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都贵玛与“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证书合影 网络图

一次“开荒”

《国家孩子》是刘小锋从一个民营影视公司“抢救”出来的。“搁置了6年,没人敢拍,除了编剧、导演和我,大家都觉得故事很好,但拍摄很难。”

内蒙古草原被比喻为“白云落脚的地方”,辽阔壮美,注定没有办法在影视基地取景拍摄,“内蒙古太大了,一个乌兰察布市,5.4万平方公里,有两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最近的场景,每天都需要八九十公里的往返,有时候我们凌晨起床发车,开出去700公里,可能还没有开出那个县。”刘小锋说到内蒙古拍摄,是一场“开荒”,“我们的剧,跨度50年,起码每十年得有个变化,房子、环境、服装、道具,都要有变化,演员也面临不小的挑战。不同的火车我们就要准备三组……”

图说:《国家孩子》剧照 网络图

草原上风沙大,剧组添置了许多帐篷,但常常风一刮就没了。刘小锋打趣说自己一点也不怀念那段艰苦的日子:“几乎不怎么睡觉,就那么人肿脸胖地‘苦熬’了三个月,但幸好,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干成了,我们在都贵玛老人的故乡,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拍完了四个‘国家孩子’的大半生。”(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孙佳音)

记者手记丨感恩

采访中,刘小锋说了很多次“感谢”,感谢始终支持他的单位上影集团,也感谢为角色甘愿吃苦受累的演员们,还特地嘱咐要感谢“协拍单位”上海市文旅局。“我带着剧组回到上海拍摄‘回乡’部分,市文旅局听了‘国家孩子’的故事,几乎无条件支持我们,剧组后来把外滩最好看的景拍了个遍。”

最值得说感谢的,是草原上那些善良又淳朴的人们。虽然《国家孩子》的剧本从上海孵化,故事从上海开始,作品由上海出品,但撑起整个故事的,是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大爱。2019年年底,刘小锋受邀参加上海团拜春晚,向大家讲述了《国家孩子》背后的故事。“我的讲述大概是一个难以称之为节目的节目。但我想那两分钟,和整整40集《国家孩子》所要传达的是:上海是一座懂得感恩的城市,那些曾经帮助过上海的内蒙古人民,我们不会忘记。”(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