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一位老人，为感谢当地89路公交司机（曾经对她的搀扶帮助），在她去世前连续10天给公交司机点外卖，并在最后一次点外卖后附上道别字条：“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点外卖，生命最后我做到想做的事情，没留下遗憾”。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即便这只是一条较短的”市井简讯“，但还是触发媒体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除却宏大叙述的渲染，它本身就更为接近生命之善的底色。只可惜，这种”熟人社会“本该有的“回应善意”却成为某种“刻奇”的存在，起码看起来并不常见。
所以，对于媒体舆论中泛起的“感动热泪”更像是对“回应善意”的渴望，而非是对“回应善意”实践的感动。要知道，人们寻常对高尚的理解都是相对抽离的，甚至是“伟光正”的，这导致就“回应善意”来讲，总认为是别人的事儿，跟自己无关。
可事实上，对于山东淄博这位老人来讲，她可能只是89路车上毫不起眼的一位乘客。而且作为公交司机，可能也并不认为自己的搀扶善意有特别之处，只是即便如此还是不妨碍老人对善意的特别理解，以至于最终成就这样一段美谈。
不过，这段美谈之中，最重要的还不只是“公域层面”的良性互动溢出，更为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个体在生命的觉解过程中，能清晰地感受到别人的善，并且也能较为慷慨的去回应自己的善，这或许更是美谈之外值得深思的问题。
因为对于被感谢的公交司机来讲，很可能他（她）们只是做到分内的行为，但是依然得到乘客的回应时，就会让工作本身的意义被放大，而与之相对的枯燥乏味就会被消解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给服务和被服务指明道路：“少一些理所当然，多一些善意回应”。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一个著名理论，大意是说，每个人与之维持长久关系的熟人，数量最多不超过200，通常只有150左右。这里的所谓熟人，不仅是指你认识这个人（对此很多人是误解的），更是指你记住和他（她）交往的历史，以及他和你认识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数量限制，后来被称为“邓巴数”。
辉格在《群居的艺术》中曾强调“超越邓巴数”，可事实上，就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邓巴数”非但无法打破，反而上限和下限的区间还在收窄，所谓的社交关系越来越“信息化”，从这个层面上理解“老人去世前点外卖感谢公交司机”的事儿被推上热搜，似乎就更为容易一些。
并且由此我们也可以确信，信息化社交之所以难以构成紧密关系，就在于信息化世界存在万千后台，以至于真诚很容易被打折。所以在“人设”和“人设”交往的终局里，最好不要再进一步，否则好印象往往会瞬间破碎。
另外，看待“老人去世前点外卖感谢公交司机”的行为构建时，如果撇开对公交司机及外围舆论的影响，可能老人本身就存在强烈的自洽心，也就是她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就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回应，并不留遗憾，这本身其实也是很好的个人实践。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作为公交司机顺便的搀扶，在行走不便的老人身上就注入某种温暖的力量。而老人临终前“回应善意”的实践不仅让公交司机看到自己的微光，更是打开一扇窗，让更多微光被看到，并照进现实。
说到底，很多善意不在于施予者如何实践，而在于接受者能不能感受到并继续传递开来。我们可以确信，大多数老人在被搀扶之后也是感恩的，但是当这种善意被理所当然之后，感受力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而当下的问题在于，我们即便渴望善意，但是往往自己却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回应善意”本是寻常行为，但在孤独的城市里，这好像变得越来越稀缺。我们总说陌生人的善意值得珍藏，是因为熟人关系的构建越来越难，我们跟老板和同事及客户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跟亲友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短。
以至于陌生的越来越看起来不陌生，但是就是走不近对方，而熟悉的越来越不熟悉，却不断在远离对方。所以回到当下人的困境里，孤独是无法回避的气味。甚至，如果细品山东淄博老人最后的温情操作，可能更多的意义也在于对抗孤独本身。
我们可以试想，老人坐着公交车去买菜，然后又一个人回家，在这种处境中她的子女即便再怎么孝顺，也还是无法迅速赶来把她从公交车上搀扶下来。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不渴望，以至于公交司机顺手一搀，她便觉得被感动，最终推动她完成美谈的闭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