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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VS知识分子:高晓松、易中天之类,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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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宅宅 2021-03-04 23:51

在今天的中国,高级文人是被分成两大品种的:一种叫“知识分子”,另一类被称为“知道分子”,两批人马一般还互相瞧不上。知道分子总嫌知识分子迂腐严肃假清高,而在知识分子眼里,“你丫就是个哗众取宠的营销号,装啥文化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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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一般认识里,“知识分子”4字,往往代表着高端、专业、有学问、有独立思想的人,比如过去的陈寅恪、胡适、鲁迅,如今的刘瑜、陈丹青等等。他们论起身份,一般都是大学教授,豆瓣名字条目下起码有一两本8.0以上高分的作品。他们坐拥书城,他们学识渊博,他们家国天下,他们横眉冷对,他们自诩清流,他们是情怀党,他们有“民国范儿”,他们最爱扯什么“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四字经。反正就是脾气很轴,不接地气,读书读傻的样子。

前些年,南大学生搞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不过是抗战期间有三位教授为了尊严,拒绝往赴蒋府宴会,而且还不计得失谢绝合作的“打脸”故事,结果在海峡两岸各大高校都火得不成样子,好些文化大咖到处为之激动鼓呼。何以故,因为大学教授们代入感强烈,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活成了他们梦想成为的样子:心怀天下,一身傲骨,匹夫横议,敢轻富贵笑王侯,坚信“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第二政府”,脑中满是诸如“批评成风,流言才不会有空间”这样的信念。我妈是家庭主妇,当年偶然陪我看完,她的感想只有一条,“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呀!”

对的,这种老百姓的观感,恰恰反映出了“知识分子”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他们这些人,无论哪朝哪代,都算得上是体面的上流社会中人了,可就是不自寻烦恼不惹是生非就过不下去似的,就连吃饭如厕时分都爱摆出屈原式的忧国忧民状,走哪都指指点点牢骚满腹戟指怒目,像个臭嘴乌鸦一样整天叫个不停烦不烦呀!

这就导致群众们的意见,也很两极分化:推崇的恨不得捧他们是“良知重镇”;讨厌的忍不住破口大骂“臭公知”,眼不见心不烦啊,你们能滚国门多远就拜托滚多远。

而所谓“知道分子”,是“知识分子”做不成,既无法进大学又写不出“学术著作”,只好跟着大众厮混,“沦为”有点文化、有点钱的网络大V的意思。

这里边的心事,是非常微妙的:大凡“知道分子”,即便再有名了,可内心一样也向往着成为“知识分子”,人家只是攀不上,或者一不小心沦为“知道分子”的。甚至好些著名“知道分子”,比如许知远、薛兆丰他们,只是为生活所困,暂时性混“知道分子”圈的。哪知时日一久,“知道分子”做舒服了,又回不去做不成“知识分子”了,所以只能“精神分裂”下去。用李诞的话来说,他们表面看不起别人,内心看不起自己,只好靠自嘲泄阀

从此,他们似乎活成了两头不是人的“蝙蝠”,既是文化人+网红的混搭款,又哪一块都是又哪一块都不纯,找不到归队的路。他们是什么人,是既高端又低俗,网红圈觉得你“装X”敬而远之,知识分子圈鄙视你“哗世取宠”不屑一顾。的确,既不像知识分子那般纯情执着,又不能跟文痞分子一般玩世不恭,是知道分子的特征,也是他们最深的困境。他们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比穷酸书生富有,比土豪们有文化,就像第一代“知道分子巨星”易中天曾为之洋洋自得的那样。

总而言之,“知识分子”是一种标榜,谁沾上这个认证都自带高贵光环;而“知道分子”呢,从诞生伊始至于今日,都是一个被奚落或是无奈自嘲的名词。“知道分子”这个名号的起源,得追溯到不远的19年前:话说2002年的《新周刊》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向“知道分子”致敬》的文章,用“知道分子”去给那些“不苦守于书斋、不局限于专业,关注时态、能说善写,粉丝众多,流量大户,同时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的当代社会亚精英群体”定标签,从此“知道分子”这个名词才广为人知。

那篇《向“知道分子”致敬》文章,名义上为“致敬”,实际上是一种明褒暗贬的“高级黑”,所制造出来的理所当然是一个贬义词, 而且是一种略含揶揄的称呼。“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其言下之意,就是一群本来要从事创造性精神文化事业,却没有相应的能力, 最后还媚俗地跪倒在资本大爷的牛仔裤下,而且充其量只是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常识的“低配版知识分子”而已。

用京城贫嘴王朔的话说,“知道分子”是那些没啥独立学术观点,“抄惯了别人的宏论”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降维版。典型代表就是高晓松、罗振宇、梁文道那些人。他们都是网络上的超级达人,表现得似乎什么都知道一点,讲话很有意思,姿态还有点酷,偶尔有俏皮话与精辟句子,口中笔下动辄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及他刚看过的书,什么披头士、凡・高、达利、范思哲、米兰・昆徳拉尔赫斯、海徳格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玛格丽特・杜拉斯、张爱玲、王家卫、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等都是高频词,五花八门七荤八素张嘴就来,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但你要让他潜心专门写本研究苏轼或德里达的专著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分野就出来了:知识分子生产知识、对抗不义,而知道分子服务大众,靠所学换取所需,游走在学府与市场、书斋与媒体、讲坛与秀场之间, 只为市场而不为任何一个单一的人群服务。他们最受诟病的,除了媚俗、学识不精之外,还处处发言,表现似乎无所不知,却漏洞丛生——网上要“义务”为高晓松、吴晓波纠错的人何止成千上万,那些“指谬”文章都能印半间屋子了。

但是呢,“知道分子”这些人,梁文道也好,于丹也罢,他们的贡献也确实不容磨灭的。至少,他们面向社会大众,普及了知识分化,而且裹挟着“文化资本”的强大力量, 不断向这个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基本上都是正向的能量。比如于阿姨讲论语,是经常乱弹琴,但就是经她这么一嚷,当年《论语》全国各地书店都卖脱销了,这功德岂小?

当然,“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分野再大,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他们一般还是有共识的,是可以二合一的。比如,他们都是“文化人”。比如,他们一般都瞧不起胡总编之类的同类。

2021.3.4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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