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拉拉女子跳车案”涉事司机被正式批捕后，“案件经过还原”彻底浮出水面。在一定程度上，案发初期的“舆论揣测”算是被彻底打回原形，以至于“密闭空间内的猥亵论”更像是当事女子的“后怕想象”，它虽然没有照进现实，可却还是照见悲剧，成为“死无对证案”中最可能的存在。
具体的案情通报，这里就不再赘述，不过对于“案件经过还原”还是值得细品和考量的。要知道，在“案件经过还原”中，涉事司机和当事女子的交涉始终处于“拱火氛围”当中，我们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判断：“触发期，加剧期，爆发期”。
“触发期”应该就是从涉事司机问询当事女子是否需要“装车搬运”服务被拒绝开始的，这算“第一次拒绝”，紧接着，涉事司机在女子搬运物品过程中催促当事女子，并告知等待超时（40分钟为限制）要额外收取费用，当事女子未理会，这算“第二次拒绝”。
接下来，就进入“加剧期”，涉事司机再次询问当事女子是否需要“卸车搬运”服务时，又遭遇拒绝，这算“第三次拒绝”。之后涉事司机为节省时间提前抢接下一单业务，行车路线开始偏航，从这一刻开始，“拱火反扑”正式沦为涉事司机的主场，他开始变得主动，从“拒绝”到“恶言”。
而对于“爆发期”来讲，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当事女子的“处境认知”出现畸变，具体她是怎么想的，可能永远只会停留在“心理还原层面”，而作为涉事司机来讲，本以为这就是最常见不过的“拱火较量”，却酿成特定环境条件下的“过失致死”。
到此为止，媒体舆论层面的涉入就算是进入尾声，因为接下来对于具体的案情考量及量刑审视，就完全是更为专业性的法理实践过程。但是对于这场“搬家悲剧”来讲，或许才正式进入更为落地的评析阶段，毕竟对于“拱火较量”本身，它很容易生发于日常的互动间隙中。
事实上，在案情通报之后，舆论上开始反噬当事女子，认为她“比较作”，并且还“很抠门”。这样的评价肯定是偏狭的，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我们即便再怎么强调规则的重要性，还是无法彻底抵达完美世界，这就在于规则和反规则之间，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在“相信规则”之外，敬畏一下所谓的“世俗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以“相信规则”的尺度看待当事女子的“三次拒绝”显然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要是以“世俗哲学”的尺度进行对应的衡量，显然有些“不近人情”。
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大晚上搬家，也要考虑对方“试探性询问”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时候如果想拒绝，起码也要抱以最大的温和，要不然后续的交涉自然就会陷入困境。当然有人强调平台已经设定好规则，所以出现交涉的不畅，自然是平台的问题，而非当事人们的问题。可如果规则还不够绝对人性的时候，人就不能灵活调控吗，起码为自己的利益也该想一想。
另外就“拱火较量”而言，最为核心的喊话并不在明处，而是作为心底的蓄积生出那句“等你栽在我手里”，看我如何治你。在这样的考量里，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不在于谁要弄死谁，而在于你对我不屑，我也对你不屑，甚至迎风唾面。
说到底，涉事司机面对当事女子偏航的质问表现出的“不理会”及“恶言相向”，应该也仅是对于“三次拒绝”的拱火性反扑。但是，就因为“密闭空间”和“深夜偏航”容易触发结构性的恶果想象，就导致当事女子对事实作出误判，虽然这依然带有推导的成分，但是也是目前案情比较倾向的逻辑性自洽。
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那句“等你栽在我手里”并没有亮在明处，但是对于涉事司机和当事女子来讲，应该都有潜意识的策动。因为在车下时，当事女子是拱火的主动者，她是拒绝的主体，而在车上时，双方角色互换，同样是“拱火较量”，涉事司机反而更主动一些。
与此同时，失控状态下，为何总有人更失控？这或许是现实生活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当然这也并非是平台做到更严谨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回到具体的案情考量上，除却要衡量外部因素对失控的推动，也要追问人性层面对失控的无限放大。
很多时候，“事后诸葛亮”只能为未来负责，而“没有如果”不仅是人生单向的背景，也是悲剧之所以不可复还的终极注脚。并且这里也提出一个关于“女性自杀式避难”的追问，也就是为何女性在面对身体侵犯时容易走向自杀避难的问题，这背后的推动到底是什么？
要搞清楚，如果“女性价值”不能完全汇入人的价值考量，那么对应的尺度就是不合时宜的存在。只是在“受害者原罪”中，女性受害者非但得不到外部力量的加持，反而是被严苛的力量无死角盯着，这导致被称之为“烈女”的女性，终究只是“女性价值”的祭品，而非是自我救赎的出口。而回到“货拉拉女子跳车案”，这似乎也该被纳入考量的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