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豆瓣
作者：中摇
本号原创
1.“成为有学问的人”
我观察到时下有一种潮流，由罗振宇等人引领的“付费知识”以及充斥朋友圈的各种名校名人书单，引得城市白领趋之若鹜。这种潮流与其说是城市白领离开学校之后的“继续教育”，不如说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反讽。因为付费知识潮流蕴含了这样一种姿态：学校里没有教会我们成为一名真正“有知识”乃至“有学问”的人。
有人就评论道，“付费知识”潮流反映了物质生活改善之后人们一种普遍的焦虑，那就是“解决吃喝问题之后，我要思考如何变成一个有知识乃至有学问的人”。可见金钱也不足以使我们感到心满，而唯有通过拥有知识，从而取得一种对世界的理论静观的姿态，我们的心灵才会获得某种安定。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曾是古希腊哲人眼中的“哲人生活”；他们也未必知道，现代社会受到启蒙运动何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启蒙哲人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所有人关心真理、追求真理，也就是说“过哲学家的生活”。但是对于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哲人来说，“哲学”并非是众多学科之一种，而是众多生活方式之一种，哲人，也即“搞哲学”的人，是一种对世界采取一种理论/静观（theoria）方式的人。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这句话在当时的言外之意是并非每个人都是爱智慧的人。由于人的灵魂并非同质，有的人“爱金钱”，有的人“爱权力”，有的人“爱肉体”，有的人“爱荣誉”，这些“爱xx”是与“爱智慧”同等意义而言的。但是在现代，“爱智慧”已经成为每个人对自己的默认判断。
按照某些现代思想家的揭示，古典哲人与现代哲人（这些启蒙哲人的后裔）根本不同的一点是，前者把哲学生活方式限制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身上，而后者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过哲学家的生活。什么是过哲学家的生活？最高的善是真理，所有重大人类事务的出发点是真理，思考是最基本的需要，这便是哲学家的生活。
我们可以回想在学校中所经历的一切，在那里，我们被教以追求真、善、美，与愚昧和黑暗做坚决的斗争。但是当我们从学校走出来后，就会立刻感受到学校与社会的那种断裂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社会的“逻辑起点”并不是真理，不是在社会中很难追求真善美，而是根本没有必要追求真善美。
这种断裂在古代还不那么明显。因为在前启蒙时代，古典哲人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和有必要关心真理，“人的智识的异质性”是古典哲人的最基本的发现。对于一个沉迷于肉体快乐的人，仅仅是享受性爱给他带来的快乐，那么他是否有必要去思索这种生活是否“善好的生活”？是否有必要去思索性爱的本质、目的乃至于寻求“卓越性爱”的方法？对于哲学家来说，他是否应当思考上述问题是一回事，他是否内在地关心这些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从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灵魂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教的，它代表个体的一种根本的倾向（inclination）。所以他们明白，人们组成社会，在其中寻求诸种欲望的满足，而这些欲望主要是身体方面的，理论的欲望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需要，是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想象的古典哲人是这样一种人，他身处社会，但与社会保持一种疏离，因为他们对社会追求的那些身体上的满足保持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是保持对整个社会乃至宇宙的某种理论/静观的姿态：他观察和思索着世人，保持明智，但对社会事务保持审慎，不会轻易干预社会。我们今天的许多明智的人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看待整个社会与自身的的生活方式的关系的。他们都看到，几乎每一个社会都建立在一些基本信条的基础上，特别是现代政治社会都声称自己建立在坚不可摧的真理基础上，但仔细思索，这些基本信条也仅仅是信条而已，它们经不起哲学家的追问。但对于一个有着审慎德性的古典哲人来说，他们懂得，揭穿一个声称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社会，并不会带来真的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新的社会。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启蒙哲人后裔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从小到大教导我们的人，以至于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政治家，都是坚持着“理论—实践”的基本生活模式。所有的重大人类事务必须要有真理的论证，而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人类的幸福。但我们稍加思索就很容易就发现，真理与幸福的关系是可疑的，一个追求肉体快乐的人的幸福与真理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种模糊其辞的姿态，导致了我们生活的种种混乱。
启蒙哲人及其后裔教导我们要追求真理，驱除愚昧，对此他们有两个基本的教诲：第一，怀疑，一切应从怀疑开始，怀疑一切，据说这是伟大的启蒙哲人，卢梭（这位在启蒙运动大潮中的逆反者，因而后来成为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死敌）曾经的好友狄德罗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的两个字；第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他们以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如果禁止人们对人类事物进行辩论和批评，任何真理都将无立锥之地，特别是，只要它是真理，就应当被说出来，就应当被大众所知。只是像卢梭这样少数的现代哲人认为，真理可能是危险的，真理并不一定有用。
今天，“成为有知识（学问）的人”或者“过理论家（哲学家）的生活”，这种生活理念，在短暂的物质丰饶之后迅速扩散在城市白领中，成为中产阶级保持自尊的新拐杖。我们会发现，通过断裂的、零碎的阅读，更多的是拙劣地掌握以下两种“理论工具”：一种被称作是“历史的理论工具”，这种方法着眼于通过各种未加确证、貌似客观实则无法避免主观加工的各种历史细节，驳斥、颠覆、解构甚至嘲笑“正统历史叙事”，从而有意无意地瓦解社会中仅存的那点共识；一种被称作是“科学的理论工具”，这种方法着眼于通过引证冠冕堂皇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乃至于社会生物学的零碎证据，以貌似客观的“硬事实”，拒斥和解构着在道德、政治领域中的价值规范和传统信条，一切“不科学的事物都是应当予以唾弃的事物”，至于什么是科学，他们未必能够有清晰的反思和见解。
2.思考是需要门槛的
古希腊哲人早就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理论沉思是一种非常独立的需求，也是少数一部分真正热爱的事物。这在上面已经有所讨论。为什么理论只能成为少数人的真正需要呢？部分原因在于禀赋，人的智识的异质性，或者用古典哲人的话语来说，灵魂的不同质；部分原因在于机运，因为大部分人生而为贫苦人，甚至生而为奴隶，他不得不花费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营生，而很少时间用于阅读和思考。这个简单的事实常常为我们所遗忘，那就是，思考也是一种技艺，一种特别需要长时间特别训练的技艺。一个从未开车的人想要开车，他知道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但是当他准备思考，却并不觉得这是需要经过特殊训练的活动。
如何真正恰当地思考一个问题？这在各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侧面，有着不同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思考是有门槛的，要恰当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经过一定的思维训练，以一定的文本为基础，对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必要的限定，对所用的术语进行定义，对我们的观念的种种预设保持自知之明，并有效区分事实的陈述与规范的陈述，区分因果性与相关性以及遵守各种逻辑上的基本要求等等。在这里我们不能花费太多的笔墨来说明这种复杂性，除非我要具体讨论一个学术问题。但对于那些已然真正从事学术的人来说，他们明白，上述所列要求也仅仅是指出一个真正的思考的冰川之一角。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现代人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的周期甚至长达二十年，那么凭什么说他们还不能“恰当地思考”？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调查的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我相信多数接受二十年教育的人基本上不会理会罗X思维、《人类简史》之流的迷惑；第二，社会是如此复杂，因此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整体把握，具体论证，但现在哲学已经成为大众（即便是那些高等知识分子）耻笑的对象；第三，我们的思想、欲念都是社会的产物，人是被构建的，对于种种非本质性的东西，种种时代创造的预设和前提，对此我们多数人都难以辨明，并保持清醒的头脑。第四，各种现代学科划分反映了时代深刻的内在复杂性和矛盾性，这并不为一般人所知，特殊学科的局限性并非昭然若揭，而大多数人习惯不加限制地试图以某种学科的只言片语来解释事物。比如最近流行的《巨X国》，就是典型地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国民性格的例子。这种书当然有其真知灼见，但大众不能使用好这本书，因为他们并不懂心理学的界限，如果问他们心理学和道德科学的区分在哪里？为什么当哲学家思考一个道德科学问题时，他会首先排除心理学上的解释？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人的解释力上受着哪些限制？普通人根本不了解一点。如果以为举几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列出几个心理学效应，再加点基因或大脑科学佐证，就足以解释人的行为和思想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同时也非常危险。
再以最近颇为流行的《人类简史》来说，我发现城市中产阶级纷纷成为其拥趸，一时洛阳纸贵。我本能地感到，一本伟大的书真的这样被如此多的人看懂和接受？它究竟说出了什么？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的书评，可以说这些书评暴露了读书最大的弊病：采集观点似的阅读。只采集书中的精彩观点，仿佛这是向地上的落叶，湖边的石头一样实在的“事实”，获得它们就等于获得了知识，然后至于这些观点之间的关系，它们如何融贯和协调，是如何被合理证明的，这些都不是重点，“我仔细想了下，总之还是很有道理的。”
3.读的越多越好？
古人说，“开卷有益”。这句中国古训，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它的意思是，总体来说，阅读比不阅读有益。但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教导要学会“辩证”地对待这句话，因为“书也分好坏”，读坏书有害无益。但大概我们所能想到的是“坏书”是那些与文明的规则明显冲突的书，比如充斥暴力、色情或者无病呻吟的作品。
古代中国人说“开卷有益”（或者西方人表达的类似观点）的基本条件与现代有明显的差别。大多数古代人是没有时间、没有金钱，也会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读书是一件专属精英阶层的事情。所谓的精英，是担负社会统治和治理职责，引领人民寻求福祉的一部分人。他们的阅读范围绝不像今天如此繁多。介绍戏子的绯闻、美食、旅行见闻、个人人生感悟、各种行业的技艺的书少之又少。简而言之，古人所谓读书，只要指的是读“圣贤书”，其实质是读“道德文章”，这些道德文章的基本主题是如何处理个人修养（内圣）和国家治理（外王）问题。所以当古人说“开卷有益”时，他们心里想的是劝说士人群体多多阅读圣贤书籍。但是如果他们遇到以下问题，我想古人未必会非常肯定地坚持那个意见：第一，如果发现大量的书是介绍戏子绯闻、房事技巧、旁门左道；第二，普通人都有非常多的机会接触书籍，阅读书籍。
与古代不一样的是，或者已经非常明显的是，在今天，书籍已经成为日常用品。书籍的种类五花八门，不胜枚数。印刷术的进步、商业的繁荣、现代教育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书籍变得唾手可得。不仅如此，人人皆可阅读，人人皆可写作。一个结果就是，就追求知识或学问来说，绝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废纸，读了不如不读。大量的书籍的作者根本就不配写作，但是民主政治社会以及科学技术已经允许他写作，而我们很少人有特别好的鉴别力来判断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尽管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充斥低俗、暴力、私情和无病呻吟内容的书籍是坏书，而且我可以肯定，80%的坏书都被我们有效地识别了，但还是有一些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其实属于好书，属于真正能够教导人以知识和学问的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不能充分利用好这些书。有些人喜爱哲学，他可以随意从德国古典哲学读一本，然后再跳到英美哲学，然后再跳到中国古代哲学。一般来说，很多人的“博览群书”都是这样的状态，总体来说，我对此不应该苛责，但就增进真正的学问来说，这样的阅读很少可以名副其实的。阅读不好的书，特别是那些二三流作者的书，或者不成体系，不讲次第的阅读，都会把本来明亮清澈的心灵搅成了晦暗的浑水。这样读下来的人，以为自己很有学问，但因为是知道的越多，错的越多，甚至错的越深刻，这就学问本身而言，是危险的。
请记住，思考是有门槛的。
并非读的越多越好，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理由。读书并非随意的事情，而是一种需要特别审慎对待的技艺。真正的读书人就像一个有着武学天分的年轻人，要学谁的武功，选择什么套路，都慎之又慎，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随便拿来一本好书就去读，也不关心这个本书的版本，这本书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中的位置。
不仅我们多数人的所谓理论是由各种不成章法的胡言乱语组成，鉴于种种错乱的阅读造就一大批现代“智术师”，也就是我们那些只会三脚猫功夫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有必要认真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