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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独来独往的女人,往往都很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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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 2021-03-02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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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君说
说起苏雪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
她曾经的辉煌,早已被遮挡在历史的帷幕之后。
“五四运动”时期,苏雪林和冰心在文坛有“冰雪聪明”的美誉。
她还和冰心、丁玲、冯远君、凌叔华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
这位民国才女,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是有名的“珞珈三杰”之一。
她才华卓越,文笔超群,散文自成一家,被誉为真正的美文。
但她也是同时代最为复杂难懂的女性,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种统一而恒定的气质。
如同她自己所说,没有哪种心理学理论可以解读她,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苏雪林的故事。

1915年的一天,安徽太平县岭下村一个名叫“水上”的树林里,有位少女独自徘徊。

她眼含泪珠,满面忧愁,几次踱到树林边缘,凝望着脚下的深涧。

这位忧伤到想要自杀的少女,便是苏雪林。

她不是生活窘迫,也不是为情所困,而是因为读书无门。

由于家中的祖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苏雪林从小就没有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

童年时,家里的兄弟们上私塾,她只能做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旁听生。

没过一两年,男孩子们纷纷转去学校就读,她便被迫辍学在家。

对一个好学的孩子来说,对知识的“求而不得”,让她既痛苦又渴望。

靠着在私塾认的一二千字,苏雪林从哥哥们带回来的书籍、报刊中,如饥似渴地获取新知识。

从《西游记》《水浒传》到《史记》《汉书》,再到国外小说译本,十多年间,她整日埋头于书海,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家作品。

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自学和苦读史,为苏雪林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她13岁时,就能创作较高水平的古诗:

林下荒鸡喔喔啼,宵来风雨太凄凄。

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

积累的知识越多,苏雪林上学的渴望就越强烈。

1915年,18岁的苏雪林听说省城初级女子师范学校恢复招生,她向家人百般苦苦哀求,却始终没有办法让祖母点头。

直到母亲看出,她因为苦闷,茶饭不思,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时,才决意违背祖母意愿,带她去省城报考。

上了学后的冯雪林,更加刻苦努力学习,从没辜负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上学机会。

她在学校能诗善画,非常引人注目,毕业后即被留在母校教书。

23岁时,苏雪林又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和庐隐、冯沅君成为同学,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知名教授。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刚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蓬勃朝气,弥漫在北京各大学府。

苏雪林在师友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获新生。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她开始尝试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上学期间,她写的短篇小说《始恶行》,政论杂文《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人口问题研究》等,均受到很高的赞誉。

1921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由吴稚晖、李石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留学名额。

怕家人再次阻拦,她几乎是逃到法国的。

在法国,苏雪林先学习西方文学,后又学习炭画,和潘玉良是同窗。

国外更加开放的环境,让苏雪林的思维和视野愈发开阔。

对于男女平等论,她曾说过:

“男子于妻外,不应更有他恋的事发生,女子也是如此。男子如果金陵十二,女子也可以面首三十人。”

如此新派和前卫的观点,和现代人无异。

然而,这样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女性,却始终无法冲破旧时代的束缚。

早在她14岁时,就由祖父定下了婚事。

她的未婚夫张宝龄,是一个商人家的儿子。

她无法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却始终没有勇气退婚,只是一直以求学为借口,推迟结婚的日子。

在她留学法国时,张宝龄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几次通信后,她深感两人性情不合,没有共同语言。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写信回国,请父亲为她解除婚约。

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严厉斥责,母亲的苦苦哀求。

她也曾试图用旅行来培养和未婚夫的感情,邀请他到欧洲相会。

得到的却是张宝龄冷漠的拒绝:

“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
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

张宝龄的不解风情,让苏雪林对爱情最后一丝幻想无情破灭。

不能调和,又没办法解脱,婚姻像个魔咒,让苏雪林日夜难安。

在极度痛苦中,她受洗皈依了天主教。

就在此时,家中来信,母亲病入膏肓,她不得不中断学业归国。

在母亲病床前,她最终和张宝龄成婚。

文艺女跟理工男的结合,注定不会擦出爱的火花。

苏雪林生性浪漫,感情细腻,而张宝龄非常务实,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

有一天,圆月清辉,夜空分外静谧迷人,苏雪林忍不住对张宝龄说:“你看,月亮多圆啊!”

谁知张宝龄竟冷淡地回了句:“没我用圆规画的圆。”

生活中柴米油盐,他们越来越多的矛盾不可调和。

苏雪林不擅家务,整日埋身于书本之中,而张宝龄只想要个勤俭持家的贤内助。

张宝龄设计了船形的房屋,苏雪林却看不出任何美感,住进去始终觉得别扭。

不如意的婚姻生活,让她只能用文字来宣泄心中的苦闷。

仿佛在迷雾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她发现文字带给她的快乐,可以补偿生活中爱的缺失。

她将想象中美好婚姻的样子,写成一篇篇性灵脱俗的美文,集结为《绿天》一书。

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她被誉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并称为“冰雪聪明”。

看了她的作品,都会让人不由得感叹她的文笔之美。

《绿心》和她的另一本自传体小说《棘心》一起,奠定了她在中国近现代文坛的地位。

(张宝龄)

婚后几年,苏雪林便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婚姻名存实亡了。

1931年,苏雪林到武汉大学执教。

她工作极其要强,初去武大时,学校请她接替沈从文,教授“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

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一来半途接手,又有珠玉在前,稍有不慎,很容易会被诟病;

二来当时教材、资料奇缺,只能凭借自己的才学授课。

明知道有诸多困难,苏雪林还是丝毫没有退缩,接过课程,并且做到了最好。

很快,她和凌叔华、袁昌英,就被称为“珞珈三杰”,成为武大不可或缺的人才。

在执教期间,苏雪林笔耕不缀,作品涉猎广泛。

散文、小学、戏剧、翻译、童话、古典诗词、神话研究、文艺批评,她都能信手拈来且各有成就。

她对于李商隐和屈赋的研究成果,更是名噪学术圈。

然而,有一件事后来却让苏雪林在知识分子群体所不齿,那就是她对鲁迅前后不一致的评判。

苏雪林对鲁迅推崇有加,在送给鲁迅的书籍扉页上还自谦地称“学生”。

1934年,她发表评论文章,用大量篇幅归纳鲁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认为仅凭《呐喊》与《彷徨》,就足以使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永久的地位。

仅仅过了两年,鲁迅刚逝世不久,苏雪林就以“鞭尸”的形式,举起“反鲁”大旗,批判鲁迅的一切作品,甚至人格。

“泼妇骂街”式的“反鲁斗士”形象,使苏雪林引起几乎整个文坛的反感。

就连胡适也曾劝解她:“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她却置若罔闻,继续对鲁迅言语讨伐,长达半个世纪。

她的偏激,引起很多猜测,甚至生出“爱而不得,因爱生恨”的流言。

其实,苏雪林和鲁迅只是泛泛之交,之所以如此作为,全在于她的“立场”。

不管是抗战时,她倾尽所有,捐出黄金五十余两,并不断用文字讨伐日本侵略的罪行,还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凸显,她始终站在国民党政府的一方。

她认为左翼是“假借老百姓的名义,扛出‘民主’的金字招牌,终级目的还是想夺取政权。”

而鲁迅就是左翼作家的代表,所以也就成了她口诛笔伐的对象。

(鲁迅)

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苏雪林离开大陆,赴香港任职真理学会,担任编辑工作。

第二年,她又远赴法国,在巴黎大学进修。

在法国,她生活窘迫,孤苦无依,于是写信向之前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求助。

在时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帮助下,1952年,苏雪林去往台湾,度过了半生的教书、写作生涯。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雪林淡泊度日,从未停止过写作和学术研究。

耄耋之年,她还会为晚起一日而悔之不及,认为“人生就是努力的战场,必须寸寸战步之战。”

1999年,苏雪林逝世于台湾,享年102岁。

苏雪林的一生,充满矛盾。

她叛逆激进,常常与人笔战,言辞犀利,无所畏惧;

却又保守顺从,不敢对抗包办婚姻,即使婚姻名存实亡,也迫于名声而不离婚。

她生性要强,做什么事,要做便做最好;却又敏感怯懦,遇到困难会用宗教逃避。

她将恩师胡适视为精神之父,如圣人般敬仰维护,不允许听到任何反对胡适的言论;却在“讨鲁”的问题上,对胡适的劝告置若罔闻。

她对丈夫的务实深恶痛绝,自己却充当着蒋介石政府“文字纠察员”的角色。

在她身上,找不到某种统一而恒定的气质。

这也许就是人性本身,没有非黑即白,更多的时候,是黑白调和的灰色地带。

不管怎么说,努力生活,才是完整的一生。

而这一生,她走得异常精彩。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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