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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前只是个小人物,死后被膜拜了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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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历史 2021-02-28 13:28

公元752年的秋天,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诗人一起登上慈恩寺塔(大雁塔)。

每人赋诗一首。其他人的诗写的都是天朗气清,大好河山。只有杜甫看到的是: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节录

从上往下一眼望过去,一片空濛濛,哪里还分辨得出帝都长安在何处。这实际上是诗歌写作的一种隐喻手法,表达了诗人的政治忧虑,他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长安可能要面临一场大乱啊。

这一年,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3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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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塑像,图源/摄图网

1

杜甫在世时,只是一个小官员和小诗人。但并不妨碍他在穷途潦倒的一生中,孜孜不倦地书写和反思帝国盛世的衰亡,从而成为一个时代最真实而坚定的历史记录者。

希腊古哲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还真实。我们将在杜甫的诗中,读懂这句名言。

杜甫赶上了伟大而不幸的时代。唐玄宗即位的先天元年(712年),杜甫降临人世,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病逝,他经历了大唐由盛而衰的全过程。

杜甫比李白小11岁左右,但在后世看来,他们的诗像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李白的诗,大气磅礴,想象奇诡,纵横无边,确实是大唐盛世才能催生出来的鬼才作品。现实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经历悲情,鲜有好诗问世。而杜甫,整个的诗歌写作重心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之前虽然也有著名的传世作品,但沉郁顿挫、感时忧世的整体风格尚未形成。

现代诗人冯至说杜甫是两个世界的亲历者: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乱世苦难,以及勇敢面对和书写苦难的态度,塑造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也正因此,杜甫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终其一生,他几乎默默无闻,声名不显。天宝三载(744年),32岁的杜甫在洛阳遇到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还有高适,三人结伴同游。第二年,杜甫又跟李白见了一面,两人互赠诗篇。从此却再没机会见面。

不过,杜甫后来给李白写了许多诗,而李白再也没为杜甫写过一首诗。这段关系已成为一个学术八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两人在世时的声名明显不对等,李白是曾经大红大紫到轰动长安城的大诗人,杜甫更像是一个粉丝偶然结交到了自己的偶像,自然有全情的膜拜流露在许多诗里。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分析,杜甫的诗在他生前虽然也得到一些高度评价,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社交场合的礼貌用语和客套而已。一直到九世纪初,在杜甫死后三四十年后,由于中唐诗人领袖如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对杜诗的推崇和不断模仿,才使得杜甫的名声越来越大。宋代以后,杜甫最终奠定了史上最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的杜甫,与杜甫在世时的样子和际遇,是截然不同的。这么说吧,杜甫如果看到宋代以后世人对他的追捧,估计他自己都会被吓死。

真实的杜甫,生前除了年少时过过一段优裕的快乐时光,一辈子都在盛世的底层挣扎,在乱世的途中歌哭

他的朋友,李白是名噪天下的大诗人,高适后来做了大官。只有他,一生终了,仅是一个小诗人,一个小官员。

▲教科书上的杜甫画像

2

史学家以张九龄罢相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作为盛唐的分水岭,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盛世的衰亡,总是从政治的败坏开始的。

一个在位多年、志得意满的皇帝,围绕着一群争权夺利、不顾世道人心的臣子,这个王朝基本就在变乱的边缘不断溜达了。

盛世久了,也总会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来终结盛世。

在权相李林甫掌权的十多年间,帝国气脉的衰微被独裁和谎言掩盖了。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参加了考试。由于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

那个曾经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中年求职者,客居长安整整十年(745—755年),郁郁不得志,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

他一直试图建立在朝廷中任职的必要关系,但未获成功。他最后奔走献赋,为唐玄宗献上三篇赋,终于再获得一次考试机会,通过后,被通知等待授予官职。

这一等却又是没有尽头。

史学家推测,杜甫和他的交际圈可能都是让权相李林甫感到不爽的人,所以卡住始终不给他安排官职。到了李林甫的继任者杨国忠当权,杜甫仍然未得到任命。

天宝十三载(754年),42岁的杜甫希望追随高适的脚步,向名将哥舒翰请求入幕,却未得到理睬。

也就是在这一年,关中出现了被杨国忠捂住不报的大暴雨和饥荒。为了生存,杜甫被迫带领全家北迁到了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

或许是命运的刻意安排,杜甫在长安的十年辛酸生活,打开了他观察帝国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户。当其他精英诗人沉湎醉乡之时,他穿着粗布短衣,和京城贫民排队购买低价粮食。他从盛唐那群浪漫的诗人群体中游离出来,开始以清醒的目光审视这个社会。

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他聆听过征夫的怨愤诉说,了解到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而杨国忠趁机邀功,出兵南诏掩盖败绩的背后,是帝国无数家庭的生死离散,以及国家经济的凋敝破坏: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兵车行》节录

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他远远地冷眼观看杨国忠兄妹的游春排场,帝国的财富支撑起这个外戚家族的挥霍豪奢,京城长安成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极乐世界,而这背后是谁在纵容杨氏一手遮天,已经不言而喻了: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丽人行》节录

帝国政坛笼罩在谎言编织的歌舞升平之下,杜甫的诗,成了那个时代最勇敢、最真实的话语。

当杜甫孤身一人从奉先返回长安后,他的任命终于下达了。朝廷授予他河西尉的小官,他拒绝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遂改派他出任太子府的一个官职——兵曹参军,类似于武库看守人的低阶职务。迫于生计,他接受了这个离理想很远很远的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年末,杜甫赴奉先探望妻儿。一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个人的悲苦境遇,让他想到了帝国底层人民正在经历的艰难岁月,他拿起笔,写下了著名的史诗: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节录

他在诗中说,作为父亲,竟然没本事养活孩子,真是惭愧至死!今年的秋收还算不错,可谁能料到,穷苦人家仍然有饿死的意外发生。我还算是个小官儿,也免不了这样悲惨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苦不堪言啊——想想失去土地的农民,早已倾家荡产;想想远戍边防的士兵,还不是缺吃少穿。一想起这些,我的忧愁就千重万叠,高过终南山,浩茫无际……

就在这首诗中,他写出了千古名句,深刻揭示了大唐帝国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杜甫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帝国之病终于捂不住了。

安史之乱爆发了。

▲成都杜甫草堂,图源/摄图网

3

安禄山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乱的,这次叛乱成为唐朝历史的一条分界线。但在当时,朝中那些狂傲而颟顸的君臣,都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

数日后,叛乱消息传到长安,宰相杨国忠向唐玄宗保证:不用十天,安禄山的人头就会送到陛下面前。

只有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是清醒的。安禄山起兵33天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十二日,洛阳失陷。封常清因战败被唐玄宗派人就地处死,他在临终上表中告诫唐玄宗:我死之后,望陛下不要轻视安禄山这个叛贼。

唐玄宗君臣没有接受封常清的忠告。

名将哥舒翰坚守潼关长达半年,叛军久攻不下。唐玄宗不断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哥舒翰再三向皇帝奏明,此时我军轻出,必定落入叛军圈套,到时追悔莫及啊。

唐玄宗又不听。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五天后,兵败被俘。

噩耗传来,唐玄宗和杨氏集团却跑得比谁都快。

六月十三日夜,唐玄宗带着杨氏集团仓促逃离长安。过了整整十天,没有任何防御的长安才被叛军攻陷。

逃亡路上,太子李亨与禁军首领陈玄礼操纵“马嵬兵谏”,又派人唆使当地父老拦住唐玄宗,要其留下太子抗击叛军,并分去大半人马。

七月初九,李亨到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很可能经他本人授意,三天后,他被随从诸臣拥立为皇帝,是为唐肃宗。从此时起,李亨掌握了帝国抗击叛军的权力。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后期恶政横行、奸人当道导致的结果,它敲响了帝国衰亡的丧钟。安禄山起兵的旗号,是要诛杀奸臣杨国忠,以此为自己的反叛行为争取正当性。马嵬兵谏中,愤怒的士兵首先杀掉了杨国忠,继而缢死了杨贵妃。可见,杨氏当政的短短几年间,已经触怒了所有的社会阶层。

从本质上讲,这场战争是朝廷高层权斗引发的,但是,最终为战争埋单的,却是帝国的所有人,不分官位,不分身份,不分贫富。

在长安沦陷之前的半年里,随着战况加剧,杜甫带着家人避乱,先从奉先北迁到了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又从白水继续北迁到了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南)。一路辗转,十分狼狈。

至德元载(756年)八月,杜甫再次告别妻儿,从鄜州羌村投奔唐肃宗。途中,他被叛军俘获,并押解到长安。在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杜甫度过了大半年时间。他写诗悲叹唐军的一次次失利,以及这座伟大城市的衰败。

史书载,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对未能逃出长安的王侯将相及其家人,“诛及婴孩”,连小婴儿都不放过。这是一场针对皇室成员和朝廷大臣的大屠杀。身陷长安的杜甫,遇见了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一名皇孙: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哀王孙》节录

唐玄宗逃奔成都,留下王公贵族被满门灭族,只有一个幸存者流落市井,体无完肤,乞求为奴。在杜甫的眼里,长安城的血雨腥风,谁也难以逃避,不论昔日如何锦衣玉食。这就是乱世的缩影。

至德二载(757年)的春天,杜甫想念家人,好久没有妻儿的消息,生死未卜,忧愁满怀。战乱时期,所有幸存者的共同心理,被他用一首诗写了出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春望》

后来,宋朝人说,这是第一等好诗,但想起当时乱世,就“不忍读也”。

▲黄庭坚草书杜甫的诗《寄贺兰铦》

4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形势对唐王朝有所好转。四月,杜甫趁乱逃出长安,穿过两军对峙之地,到达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唐肃宗。

杜甫已经半年多没有妻儿的消息,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奔赴鄜州羌村的家。这是因为,他此时仍是朝廷官员,赶紧到凤翔政府报到是他的职责所在。

唐肃宗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虽然仍是一个八品小官,但可以向皇帝直接谏言了。杜甫忠于职守,报到后仍未返家,只是在诗里担忧家中的情况: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

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

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

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

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

——《述怀》节录

他发出无奈的疑问,这年头有几个人活着,希望全家团聚岂非做梦?正因如此,他盼望家信,又怕家信到来,因到来的可能是坏消息。

但很快,身在凤翔的左拾遗杜甫,就感受到了战乱当前,而新皇帝唐肃宗却把巩固帝位摆在了第一位。

唐肃宗连走了三步棋,每一步都充满帝王权术:

首先,唐肃宗发兵,消灭其弟永王李璘的“反叛”,李白因为追随李璘,遭到流放,境遇凄凉。

其次,清除唐玄宗旧臣,宰相房琯因为是父亲唐玄宗所用之人,被认为是太上皇党而遭贬。杜甫本是局外人,但他上疏替房琯说话,虽未治罪,却被唐肃宗视为“房党”,从此被疏远,失去了参与朝政的机会。

第三,唐肃宗急欲收复长安、洛阳二京,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正统性。为了收复两京,他决定孤注一掷,不惜撤空西北边防,把精锐部队调入中原与叛军对阵,甚至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代价,请求回纥出兵助战。他宁愿引狼入室,让城中百姓再遭劫掠,也要夺回长安。

至德二载(757年)九月,收复长安。但也错失了著名谋臣李泌建议直捣叛军老巢范阳的时机,导致安史之乱又拖延了好几年才被平定。

人间无故又多了好几年的生离死别。

两京收复后,杜甫写了长诗《洗兵马》,暗讽皇帝和帝都官员不反思战祸,而沉浸在一时的胜利中。战争还没结束,但唐肃宗已经显示了他的权威和能力,于是朝臣争献祥瑞,开始唱赞歌了: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洗兵马》节录

此情此景,忧国忧民的小官员无力阻止,只能发出最微弱的叹息,但愿战争真的早点结束,“净洗甲兵长不用”

此时,杜甫早已被贬出长安,到华州(今陕西渭南)任司功参军。皇帝的身边,果然容不下一个说真话的人。

▲杜甫像,图源/摄图网

5

开始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的邺城之战,最终以唐军的诡异溃败,而再次昭示着大唐帝国的不可救药。此战过后,杜甫对王朝前景彻底失望,对帝国中兴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邺城(今河南安阳附近一带)是通往河北的门户,这场战役,朝廷和安史叛军谁都输不起。唐军以60万大军围攻只有7万人的邺城,长达半年而不能克。史思明以13万兵马来救,与城内安庆绪叛军合共亦仅占唐军的三分之一。然而,唐军终遭惨败。

复盘此役之败,其实无关叛军的强大与否,一切皆由唐肃宗猜忌功臣所致。

在名将郭子仪平复两京之后,唐肃宗曾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表面是对平乱功臣的感激之辞,但他内心实则十分忌惮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功高震主,权重难制。

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邺城之后,唐肃宗所考虑的,依然不是怎么打胜仗,结束战乱,而是怎么分散这些名将的权力,避免一家独大。这个本性阴暗狭隘的皇帝,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去指挥60万大军。

唐军最终陷入混乱,犹如一盘散沙,以极大的优势兵力却被叛军击溃了。

唐肃宗只顾玩政治平衡术以固帝位,不把天下百姓之生死放在眼里,故而一次次错失了彻底平息安史之乱的机会,任由这场战争拖延长达八年之久。当他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病死的时候,安史之乱仍未得到平息。

安史之乱的八年间,唐朝全国人口锐减3600万。但百姓和士兵的死,对于心中只有权力的皇帝而言,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殊不知,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惨剧。正如日本导演北野武所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在这场影响大唐国运的战争中,杜甫几乎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关注个体命运与生死悲剧的记录者。

乾元元年(758年)年底,当朝廷军队围攻邺城之时,杜甫从华州出发,前往洛阳探望故旧、故居。第二年二月以后,唐军大败,损失惨重,杜甫正好从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都是朝廷为了扩充兵力拉夫抓丁、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情景。安史之乱的巨大浩劫,朝廷全部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

杜甫沿路自新安—石壕—潼关,耳闻目睹无不是战乱的哭泣和死亡的阴影。他以目击者的身份,记录下一路的所见所闻,写出了震撼千古的灾难史诗——“三吏三别”

在他这组诗中,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可以感知的家庭悲剧。

老翁、中青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些不同年龄层次的男子,被拉夫推上战场。他们在战场上大量死亡后,留下了大批独寡孤幼,有苦守荒村的老寡妻,有怀抱乳婴的年轻寡妇,还有刚刚新婚就要准备守寡的小媳妇。老母无子送终,乳孩无父照应。所谓盛世,不用几年,就沦为了人间荒原。

看到新安县吏抓壮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了,沿路都是一个个家庭生离死别的哭声。杜甫无能为力,只好安慰他们说: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新安吏》节录

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伤了身体。天地就是这么无情啊!

傍晚投宿石壕村,看见差役半夜来拉夫,这家人的老头子赶紧翻墙逃走了,杜甫只听得一个老妇人开门对着差役哭诉: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石壕吏》节录

这是一个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而贫穷至极的家庭啊,三个儿子有两个战死在邺城,剩下唯一的儿子还在军中。即便如此,官府也没有放过这个家庭,吓得老头子连夜躲起来,而老妇人还要被拉去做后勤。

沿路又经过一个寂寞荒凉的村子,这个村子百余户人家,因世道乱离都各奔东西。活着的没有消息,死了的已化为尘土。刚从邺城战场下来的老兵,回到村子,举目无亲,还来不及悲叹,县吏又要赶着他去服役了。而他,临走前,连一个可以告别的人都没有: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

——《无家别》节录

人活在世上却无家可别,这世道,当个老百姓怎么就这么难呢?

……

这些具体的悲剧,杜甫看得见,而帝国的决策者,看见了吗?看见了,在意吗?

杜甫在写这些悲惨的个案时,内心怀着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知道这一个个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是帝国高层无视民间疾苦,肆意酿成战争导致的,是赤裸裸的人祸。但另一方面,在战争胶着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尽快平息叛乱,才能解除叛军的劫掠和朝廷的拉夫强加给百姓的灾难,而要尽快结束战争,则只能由百姓继续付出代价上战场。

面对这对矛盾,杜甫唯有一边批判朝廷的黑暗无道,一边含泪赞美百姓的爱国精神。他感到极端的痛苦,写出来的“三吏三别”是那样的悲凉,而又悲壮。

回到华州后,47岁的杜甫修订完“三吏三别”,内心悲怆而又无力,随即弃官而去,彻底告别了这个腐烂的朝廷。

▲成都杜甫草堂,图源/摄图网

6

唐朝的一些诗人选择弃官,过起隐居生活,基本都有雄厚的家产和庄园别墅做后盾。杜甫没有这样的资产。他的弃官,便注定了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并且,这种痛苦将持续影响他和他的家人。

史书记载杜甫弃官的原因说:“关辅饥,辄弃官去。”因为京畿地区闹饥荒,所以就辞官而去。现在看来,这种解释很难说得通,杜甫官阶低微,俸禄虽薄,但总比弃官之后没了收入来源强呀。

而杜甫宁愿带着家人困苦潦倒,四处觅食,也不愿再做着他的小官员,可见内心对朝局已经失望透顶了。这或许才是他下定决心弃官的真实原因。

弃官的这一年,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一家就迁移了三四次。从华州迁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再到同谷(今甘肃陇南),直到年底迁到四川成都才算暂时安定下来,可谓颠沛流离,漂泊无根。他当初决定去同谷,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是,杜甫去后,却发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同谷七歌》节录

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极其难吃的苦栗子。庄子《齐物论》中,那个养猴子的狙公,正是拿这个橡栗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以猴子吃的果实为食物,可见诗人的生活是相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辗转到了成都。

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出任节度参谋,并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住了下来。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写这座草堂在八月被大风暴雨破坏的情景,诗人彻夜难眠,心中所念,却仍是整个家国的忧愁: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节录

自从寄寓成都以后,杜甫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一直在川湘多地漂泊,再未回到中原。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他其实没有放下对家国天下的关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当漫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自杀宣告结束时,杜甫表现出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异常兴奋,手舞足蹈,放歌纵酒,并写出他最欢快的一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他谋划好了还乡的路线,可是短暂的兴奋过后,残酷的现实直刺过来。安史之乱是结束了,但中原战火长期未能停息,藩镇割据和此起彼伏的争斗,让诗人回归到沉郁顿挫的生存状态。

根据宇文所安的分析,寄居成都之后,杜甫的诗日益与自我有关,他是一位关注基本问题的诗人,如同他早年曾询问“雄伟的泰山似什么”(岱宗夫如何),在沿长江而下时他转向“我似什么”的问题,并反复从大江的各种形态和生物中寻求答案: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旅夜书怀》节录

他一生经历了两个断裂的时代,以至于后来只能从历史的巨变中体味人生的悲凉,又从人生的悲凉中观照历史的巨变。开元盛世年间,他交往和见识过的许多文人艺术家,为了逃离乱世,都像他一样,漂泊在西南天地间的小城里。他用诗歌写他们,也写自己的飘零,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极为沉重而苍凉的篇章。

大历五年(770年),人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杜甫,竟然遇到了开元年间皇家梨园中的著名乐师李龟年。当年,杜甫曾在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府内听过李龟年的演奏。旧人相见,同病相怜,感慨万千,杜甫遂写下《江南逢李龟年》相赠: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诗中繁华消歇,物是人非,读来令人黯然神伤。一个时代都这样被摔坏了,遑论个人!

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甫已经老了,常年贫苦,心力交瘁,各种疾病缠身,更容易在诗中落泪。

这一年的冬天,他在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病逝,结束了59年的生命历程。至死,流落湖湘间,未曾还故乡。

“二流的诗人,以诗为生命;一流的诗人,以生命为诗。”杜甫至死都是被埋没的一个小诗人,但接下来的时代,将发现这个在公元770年冬天离世的苦命人,不仅是“一流的诗人”,而且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史学家洪业在他的书《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说,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长,是忠诚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职的官员,是心系家邦的国民。

而我想说,他的诗,比历史还真实。

世间已无杜子美。

参考文献:

[唐]杜甫:《杜甫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魏耕原:《杜甫:从日常来的诗史》,《杜甫研究论集》,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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