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说：“这是一个谜”。
在一次鲁迅纪念馆的座谈会上，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鲁迅晚年急于搬迁时，周作人看着记者，只能无奈地向其回答道。
时间回到1936年10月17日，周建人来到了上海大陆新村9号，探望病重的鲁迅。
当时鲁迅已然病入膏肓，但是在见到周建人来了之后，还是强打起精神坐了起来，并让许广平出去，单独留下周建人与自己谈话。
据后来周建人所描述，当时鲁迅先生拜托他的事情，便是要另寻一座房屋居住。
交代完自己的事情后，鲁迅便拿起笔写下了“周裕斋印”四个字，并让他拿着前去印章。
周建人不知道，为什么鲁迅要舍弃如此优越的住宿环境，反而还要继续之前“四处游荡”的生活。
鲁迅目前所居住的新村，虽说也是借居之所，但他似乎对此地十分满意。
甚至自己的小侄子，周海婴也是在这里快乐地生活了近3年的时光。
周建人不想再让鲁迅回到之前的日子了，但没办法，这间房子的主人终究是鲁迅，所有的想法，皆是只能听从他的建议。
鲁迅自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后，便开始“借居”生活。
因之前他在北平、厦门等地任教，所以对于上海这一片地区，鲁迅所知甚少。
甚至他于此地定居，皆是由于周建人的援助，才得以生活下去。
周建人早在1921年的时候，便经由胡适等人的推荐，抵达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工作。
所以在鲁迅抵达上海的时候，第一时间便想起了自己这个“唯一”的兄弟（鲁迅早已与周作人失和），便委托他为自己寻找住所。
可是由于事态过于紧急，加之鲁迅刚抵达上海的时候，便忙着与社会各界交流，所以在10月8日之前，他只能和许广平一起寄居在一家旅店之中。
可虽说如此，周建人却是没有忘却兄弟二人的情谊，即便是鲁迅不在，周建人也天天给许广平、周海婴母子二人送饭，并在工作之余一直照顾他们。
正当鲁迅对自己的新住宅心急之时，恰逢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一家小弄堂内有空房居住，周建人便在求得鲁迅同意之后，将此地租了下来。
待至鲁迅全家搬迁此处后，猛然之间发现自家房屋对面住的人是茅盾一家，甚至诸如叶圣陶、叶绍钧等人亦是居住于此，于是鲁迅便在此定居下来。
当时，由于许广平不善厨艺，而周建人夫人却是家务高手，所以没过多久兄弟二人便开始了合厨生活。
鲁迅在新住所的生活也算不错，毕竟闲来无事时可以与别的作家闲聊，或者是与周建人夫人一起学习厨艺，总之日子还算是有滋有味。
可是后来，随着鲁迅家新邻居的抵达，一切的生活都如换了模样一般。
其实鲁迅家的邻居并不可恶，甚至他们一家的男主人还是一名律师，在当时也算是一家知识分子。
鲁迅所厌恶的，是他们家的孩子。
因鲁迅家每日做饭时间较长（人多），且那小孩不喜欢炊烟味，所以他常常偷偷地往鲁迅的锅里扔石子或沙子。
虽说是小孩的玩笑之举，但是当鲁迅敲开邻居房门，委婉地表达此事之后，他却是受到了更大的挑衅。
先是在家中没人之际，那小孩在鲁迅家后宅撒尿；后来便是在鲁迅后门上画了一只大乌龟，让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其擦掉。
鲁迅一看斗不过了，当即决定搬迁至别处，不再与这一家纠缠。
于是，鲁迅便搬迁至了与原住房隔了几栋的18号房屋居住（他原住23号）。
过了没多久，18号旁边的17号原有租户也搬了出去，鲁迅生怕再遇到与那名律师一般的租户，便与许广平一合计，将17号也租了下来，并就此搬了进去。
至于18号，鲁迅便让周建人搬迁至此地，并在两家庭院之中打了一个门，方便两家交流。
就这样，鲁迅一直在这里住了数月，这也是他抵达上海之后，第一次可以平和生活的时期。
可是没过多久，因为鲁迅参加左联，加之与柔石等人一起发起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当即受到了统治当局的追捕。
无奈之下，鲁迅只能舍弃自家的优越条件，转而前往位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避难。
可书店毕竟是一家经营之所，鲁迅不便在那里久居。
于是，他便在自己好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于书店附近租赁了一间公寓，避难于租界之内。
1931年初，柔石被捕。虽说当时市面上亦是传出了鲁迅被捕的传闻，但借于统治势力的权势，鲁迅不便发表安全的声明。
直至后来，“一二八事变”发生，鲁迅由于战事的压力，只能再次转至内山书店。
可由于周海婴突然生病，鲁迅只能暂时离开租界，转而带着周海婴四处寻医。
直至周海婴病情稳定后，鲁迅才得以返回于租界之中的公寓。
可是因为公寓的主卧朝北，没有阳光，这很不利于周海婴的病情，鲁迅一家只能再次开始四处奔波寻找房屋的“旅程”。
恰逢此时，鲁迅母亲于北平病重，他便先行返回了北平，待母亲痊愈后，再来到上海继续寻找房屋。
直至1933年4月，鲁迅经过多方挑选之后，终于决定了于新村9号的住所。
新村9号的房子虽不如之前的居住环境，但皆因安全，加之离医院较近，所以鲁迅一家便在此定居了下来。
看着鲁迅就此安定下来，周建人那一刻悬着的心，也借此放了下来。
作为周海婴的亲叔叔，周建人自然知道他的病情不能耽搁，但是因为鲁迅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他也不能直接帮鲁迅寻找房屋，只能偷摸地进行。
所幸，鲁迅自己找到了房屋，也算是了了周建人的一个心愿。
同样也是在这里，通过鲁迅朋友内山完造的关系，周海婴的病情算是逐渐好了起来。
周海婴病情好的原因，皆是鲁迅通过内山完造认识了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医生须藤五百三，而他又恰好在鲁迅家周围开设了一间医院，可以及时给鲁迅一家医疗上的援助。
于是很快，须藤医院就成为了鲁迅一家专门看病之所，而须藤亦是随之与鲁迅结识起来。
虽说周边环境不错，但鲁迅却是在自己生病后，动了换房子的念头。
在鲁迅病重前期，他便向周建人透露出来了这个想法，但因当时须藤到场，鲁迅便结束了这个话题。
直至最近，他又提及了此事，还嘱咐周建人要尽快。
一时之间，周建人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正欲抽空向鲁迅咨询原因，可话还没说出口，却是传来了鲁迅去世的消息。
先生逝世的时间，则是定格在周建人接受鲁迅委托的第三天，1936年10月19日。
当时，周作人正在与房屋中介洽谈，期望他们可以帮自己寻找房屋。
但当其收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当即停止了与中介的交谈，与此同时停止的，还有鲁迅先生图章的刻印工作。
正如上文提及一般，鲁迅先生交由周建人的图章，上印“周裕斋印”四字，而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文献中，这个名字，是他从未用过的。
仿佛，鲁迅先生想着搬家，是想要躲避什么，或者说，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踪迹。
可是当时的事实却是，鲁迅先生于上海的所有活动，基本处于“半地下”状态，就连其平日中会客，也是大部分于内山书店中进行。
如果说非有一人知道鲁迅踪迹的话，那只有鲁迅先生的弟子，南京政府中的将领，李秉中知道了。
与旁人不同，虽说李秉中政府之内的官员，但皆因其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所以自然也就知道鲁迅于上海的住所。
说起来，李秉中与先生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即先生离开北平之时。
李秉中是鲁迅于北大之时的学生，因为他出色的文笔，所以即便是后来他从学校毕业，但仍一直与先生保持联系。
直至后来，鲁迅在上海遭到了南京政府的通缉，李秉中收到消息后，当即选择致书先生，愿意帮他解除“通缉令”。
当时，自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一职以后，教育部长便一直由蒋先生担任。
而鲁迅则是凭借着其于文学领域的地位，自然之间便在教育部担任职位。
当教育部长听闻鲁迅也是教育部下属成员时，很高兴地向人提起：倘若鲁迅愿意前往日本居住一段时间，便主动解除他的“通缉令”。
而此事亦是被李秉中所知晓，当即致书鲁迅，期望他可以听从政府安排，优先保存自身实力为主要目标。
可即便如此，鲁迅却是选择了拒绝：“因为这样做，肯定是有交换条件的。”
虽说当时李秉中是出于他与鲁迅的关系，从先生的角度考虑的，但却因他的地位，此事却是被就此搁置下去。
正如王尔龄所写的《鲁迅逝世前的两次斗争》一文中提出，“李两次衔命而来，两次铩羽而去”，鲁迅先生对此事一直保持拒绝的态度。
也许是后来，鲁迅先生不胜李秉中的接连“打扰”，终于决定想要搬家，想要离开南京政府的“诱降”。
可是如果真因李秉中的因素，鲁迅想要搬新居，必定要通过内山完造之手，毕竟内山完造是日本人，而这，又是政府所不敢招惹的。
可是事实却是，从鲁迅搬迁新村9号伊始，至他在10月19日去世，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中却是对鲁迅搬迁之事只字不提。
甚至于，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南京政府的迫害对象消失时，许广平依旧选择搬出了新村9号，转而前往别的地方居住。
而这，不由得让人对鲁迅先生最后的主治医生，来自日本的须藤五百三起了疑心。
与内三完造不同，须藤五百三（下称须藤）在来到中国之前，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日军部队的军人。
甚至在抵达中国后，他还是著名的日军群体“上海在乡军人会”的副会长。
可以说，须藤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日本军国主义成员。
而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正如鲁迅先生揭露与批判政府一般，日本帝国主义亦是对鲁迅先生的抨击有所忌惮。
正如许广平所说：“像这样直白地面对面地毫不容情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斥责…日本人未必熟视无睹。”
可见，当时鲁迅的处境十分困难。
加之须藤一直是鲁迅的主治医生，所以出于自身的安全，鲁迅对其不得不防。
因此，鲁迅便选择绕过内山，向自己的兄弟周建人求援，希望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住处，并嘱咐他不要声张，尽快。
可最终，这件事却是以鲁迅逝世而收场。
而鲁迅先生原本的想法，是“预备在10月25日之前搬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