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十八岁与丈夫赵明诚结婚，夫妻二人志趣相投、感情深笃。美满的爱情婚姻是李清照主要的人生理想，自我感情世界是其艺术创造力的不竭源泉。赵明诚作太学生时很少回家，出仕后也屡有外出，李清照作为闺中少妇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具有感伤色彩的词作来寄寓自己的闺思闲愁和离情别绪。
与传统男性词人笔下柔弱、温顺、美丽的女性形象不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往往能够大胆追求美好的爱情，坦诚表现自己的感情世界和情感需求，显现出一种自然、淳朴、高雅、独立的女性之美。
《凤凰台上忆吹箫》描绘的是女主人公与丈夫分离时的哀愁，词的开头写闺阁景象：“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从极细的日常琐事反映女主人公烦乱、忧愁的心绪。“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写女子为就要到来的离别而愁苦，有千言万语要向丈夫诉说，却又担心惹丈夫伤心而把话留在了自己心中。“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写只有流水能理解自己，实则是希望丈夫能时时怀念自己。
词篇写得委婉、含蓄，是李清照真实心理的流露，体现了词人真实的情感需求。这种坦率表露自我心迹，坦诚表现自己爱情理想的言说方式，在女子地位极低的宋代，在男权文化统治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又如《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描绘了美丽的春日中一个“独抱浓愁”、纵使有“酒意诗情”却无人分享的寂寞、百无聊赖的女子形象。李清照把自身的精神气质和人格修养融入其词，细致入微地在词中刻画自身真实的生活状态，女性的情态在其笔下栩栩如生。这在男性词人的词作中极其少见。
“靖康之难”给国家和当时广大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也难以幸免。李清照在仓惶南渡中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其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将笔触延伸向了社会，她直面社会、关心国事，在作品中抒发故国之思和悼亡之情，词作的感情基调也更加凄婉悲凉。
这一时期李清照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较于其少女少妇时期在广度上有所拓展，但仍是以女性为主体、以温婉细腻的情思来抒写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的漂泊流离之悲，以女性视角来对南宋的乱世悲凉进行潜在地揭露，与朱敦儒、辛弃疾、陆游等男性词人直言国事有着显著区别。
朱敦儒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京洛阳畸形繁华的环境中度过。靖康之难使朱敦儒饱尝漂泊离乱之苦。国破家亡、中原沦陷的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激起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相见欢》即可见朱敦儒在民族受到压迫蹂躏时的忧伤痛愤之情。“几时收”凝聚着词人的血泪，也是沦陷区广大人民的呼声。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摸鱼儿》全篇用暗喻手法来抒发自己的忧国之情，“春”是南宋王朝的化身，“落红无数”用比兴手法以春老花残来象征国家的残破衰微。全词流露出词人对国运的担忧、对朝廷的忠贞以及自己复国的抱负。
李清照《菩萨蛮》也写思乡和爱国之情。然而，这种思乡之情是在“风柔日薄”的早春时节，在“夹衫乍著”的白日里，在睡醒“微寒”、梅花“残”的朦胧状态中，词人由自己的居室环境和感官知觉入手来写的，虽浓烈却娓娓道来。
另外，与朱敦儒、辛弃疾词对风雨飘零的社会现状的披露和体现出的激昂的爱国之情相比，李清照的爱国词具有一种无奈和无力感。她只能借“酒醉”来使自己从挥之不去的爱国情感中得到解脱。究其原因，自然是李清照独特的性别特征所决定的。
女性性别决定了其洞察和把握外部世界时的女性视角。“女性纵然经受了国家之巨变，其作品之所表现者，也仍是以一己个人之情思处境为主，而不似士人之往往发为家国忠爱之大言高论，这当然也与妇女在文化习俗之拘限下的处境，有着密切之关系”。
如果说朱敦儒、辛弃疾等男性词人是通过直接描写历史事件和抒发政治抱负来反映时代风云，那么“李清照则以女性固有的细腻敏感的视角，深刻地感知和记录了离乱中的人们特别是女性的情感波动和心灵创伤，间接反映了时代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