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80年，远在台湾的国学大师钱穆，终于和留在大陆的子女取得联系，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这样介绍妻子：
“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
嫁给他时，他61岁，而她，只有27岁。
钱穆与胡美琦
01 乱世初见
1895年，钱穆生于江苏无锡，1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含辛茹苦供他读书。自15岁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他就立志深入中国历史，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终于从一个中学未毕业的乡村教师，成为与胡适齐名的著名教授。
抗战时，他所著《国史大纲》横空出世，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界的重要著作。可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只想安安静静教书的钱穆，于1949年告别妻儿，随华侨大学迁到香港。那时，最小的女儿还不到9岁。
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生，再也没能踏上故土。
战乱中，流落香港的青年很多，他们流离失所、无处问学，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钱穆决心办学。他联合几个内地学者创办了“新亚书院”，自任校长。
新亚书院
那是最窘迫潦倒的时候，书院资金困难，流亡青年缴不出学费，教授领不到薪水，在香港湿热的天气里，钱穆常常忍受着顽固的胃疾，蜷缩在教室地板上呻吟。
他牵挂在大陆的家，写信让妻儿赴港，可收到的却是严词拒绝——他已和胡适、傅斯年一起被“归于另册”，一个“不爱国”的父亲，孩子们不愿亲近。
远离家人，没有理解和支持，钱穆没有退缩，他只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艰险奋进，困乏多情”，虽步履维艰，但理想与热情却越来越炽盛。
那一年流落香港的，还有胡美琦。
父亲胡家风曾任江西省主席，她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随着国内形势巨变，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她无奈放弃学业随家人避难于香港。
战乱中长途跋涉，早已身无长物，为了生存，父母靠糊火柴盒补贴家用，她也到纺织厂当了女工。一次聚会上，父亲结识了钱穆，两人相谈甚欢，得知钱穆办学后，遂让胡美琦到新亚书院继续读书。
在中国文化史课上，胡美琦见到了钱穆。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看似瘦弱，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却非常有震撼力，讲起历史、文化，一双眼睛格外炯炯有神，从他的身上，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
钱穆
“望之虽严，亲之即温”，课余，钱穆经常和学生一起散步、爬山，在途中也不忘教诲学生：“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他的积极乐观和蓬勃的生命力深深感染了胡美琦，由敬畏到仰慕，一颗种子就此埋进青春的心里。
然而，他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有妻有子，她只把他当作敬仰的导师，从不作过分之想。
一年后，胡美琦随父亲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读。
02 困境陪伴
一次意外令她与钱穆重逢。
1951年，新亚书院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来源断绝，钱穆只好“行乞办学”，到台湾筹募捐助。受邀在一所学院演讲时，不承想，新建的礼堂顶部突然坍塌，正好砸中他头部，当场昏迷。
得知钱穆在台中养伤，胡美琦赶来看望，并对他悉心照顾。她上班，怕他无聊，特意带一些文学小品供他消遣；下班后，她陪他一起晚餐；遇假日，两人则同去公园散步，畅谈国学。
朝夕相处，她由崇拜转向爱慕，他则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她朝气蓬勃，有学识，有教养，对历史、文化的心怀执着，也让他无比欣慰，那正是他渴望的青年人的模样。
短短四个月，情愫像花木一样在彼此心中生长。钱穆返港后，受他影响，胡美琦决心走教育之路，于是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就读。1954年毕业后，她飞赴香港，不顾世俗羁绊，选择照顾他、陪伴她。
像一束光，照亮了万千个黯淡时刻，她的到来为他带来好运，焦头烂额的事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先是“新亚书院”得到香港政府承认，再是钱穆的教育理想获得社会的同情与赞助，后来又在一家基金会的捐建下，有了新的校舍。
多年心愿终于实现，与此同时，内地沧桑巨变，钱穆知道，原先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1956年，他决定与胡美琦结婚。他61岁，她27岁，他心怀感激，亲自撰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在给学生余英时的信中，他这样说：
“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惟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她不止是贤内助，照料生活应酬人际，同时也是他的同道和知己，非但没有让家庭琐事绊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在他的引导下，学问也日趋精进。
有了她的照顾，钱穆几十年严重的胃病终于好转，生命力愈加充沛，生活也充满情趣。
生活步入正轨，他精神振作，办学成就随之而来，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
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其他两家书院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名字是钱穆定的，在这个殖民社会，他立志要传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1967年，政治飓风刮来，香港难民潮涌起，弹丸之地变得动荡不安，应蒋介石之邀，一心只想著书立说的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
选址后，胡美琦亲自绘图设计，请人施工，新的居所，钱穆命名为“素书楼”。
在素书楼前
岂料，他们返港后才得知，蒋经国为表诚意，已安排了政府兴建，钱穆无从推辞，这为晚年的一场风波埋下了伏笔。
03 学术传承
定居台湾后，钱穆受邀担任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在家授课，胡美琦也在中国文化大学兼任中国教育史课程，他对她有期待，她懂。
“素书楼”成为青年学生的问学圣地，“一园花树，满目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
清幽的花香中，钱穆全力讲学、著述。在他背后，她默默操持。他爱穿中式衣服，她亲自为他做唐装；他不爱去医院，她就找医生配制药丸；为了接送他出行，她特意去学了开车。学生们都说：“师母照顾他以后没有自己了，我们都很羡慕先生有这么一位贤内助。”
1977年，82岁的钱穆大病一场，青光眼也日益严重，几近失明。医生禁止他长时间看书，亲戚朋友也劝胡美琦限制他写作，但胡美琦深知，离开学问和教育，他才是最痛苦的。
为了支持他，她辞掉教职，帮他读稿、改稿，《八十忆双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重要著作就这样一部部面世。
著书之外，钱穆一直牵挂着多年杳无音信的儿女，1980年，终于和他们取得联系后，在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他盛赞了胡美琦。
虽双目不能见字，但他还有很多心愿未了，“素书楼”里，当年听课的青年已成长为教授，他依然教学不辍。1986年，91岁高龄的钱穆在胡美琦搀扶下，结束了最后一课，他给学生的临别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告别杏坛，没有告别教育，他忧心于青年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渐低落，她为他创办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在楼廊上，他们谈学问，聊人生，所有的谈话，她都精心做了整理，他的智慧与学识，她要留给青年一代，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楼廊闲话》。
1989年，她陪他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一同散步时，他突然握紧她的手，兴奋地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回台湾后，他口述，她执笔，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初稿。谁也没有料到，这成为他晚年最后的成就。
那时，钱穆已陷入“素书楼风波”——台湾“立法委员”陈水扁指责他“侵占公共财产”，要求收回“素书楼”，逼他们迁出。
95岁高龄的他不愿争论辩解，那天夜里，他们坐在廊上深谈，他长叹一声，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为着他的尊严，她毅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宁愿迁出素书楼，而不愿住下去徒遭羞辱”，他称赞她所说是“得道之言”。
然而，一介书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内心终是抑郁的，搬家后，他怀念“素书楼”庭院的花木，常常望着窗外茫然地问她：“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
仅仅三个月，一个台风肆虐的早晨，他就带着失望离开了世界，临终前叮嘱她：“得空时向社会作一交代。”
他走了，留给她无尽的悲痛和未了的责任，30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他属于时代，属于将来，她必须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国传统文化而活。
依他遗愿，几经周折，她将他安葬回大陆故土，太湖西山湖滨山坡的景色，正和他们在香港家中时远眺的一样。
紧接着，她撰文向社会说明了“素书楼”的前因后果，2002年，“素书楼”恢复旧貌，定名为“钱穆故居”，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典礼时亲自向她道歉，还钱穆以清白。
马英九看望胡美琦
终于可以全身心投入整理他的全集了，连续几年，她每天都工作到夜里三四点。2010年，钱穆去世20年后，2000万字的《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字宾四）在大陆出版，依照他的心愿，“一字不改，繁体直排”。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他的学术思想，被称“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而到过“素书楼”的人都知道，没有她，便没有他辉煌的晚年。
他生前所托已悉数完成，2012年3月，完成使命的胡美琦病逝，香港新亚书院的讣闻是：
“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因为钟情与执着，他成为她一生的意义与价值。斯人已去，爱还在延续，那些不朽著作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