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有一萧姓学生给胡适先生写信，谈及他有一朋友的姐姐曾被土匪掳走，后又被送还，此事被他朋友一家视为“奇耻大辱”，并常常为此不安。
萧姓学生在信中问了胡适三个问题：
1、一个女子被人侮辱，不是他自愿的，这女子是不是应当自杀？
2、若这样的女子不自杀，她（注：原文为“他”，旧时仍以“他”指代女性，下同）的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他的人格尊严是不是被灭杀？他应当受人的轻看不？
3、一个男子若娶一个曾被侮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灭杀？应否受轻看？
暂且不说胡适先生的回答是什么，不妨设问一下，一百年后的人们会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
虽然现今女性的选择空间比百年前大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自强自立的女性典范层出不穷，但社会舆论仍然在诸如萧姓学生提出的问题上给予女性很大的压力。
比如，虽然婚前同居已经非常普遍，但在很多人看来，离了婚的女人仍然低人一等，而很多女性自然而然也接受了这样的舆论而自觉低人一等。
这样的社会心理，反映在性骚扰问题中，就是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并没有勇气站出来指认骚扰者的恶行，而是选择忍气吞声。
在这样的事情上，很多声音仍然非常奇怪地、匪夷所思地去指责受害者被骚扰也有责任，或者直接从人格上去贬低受害者，却没有去谴责本该被谴责的骚扰者。
萧姓学生在信中说，“按照中国的旧思想，我这位朋友的姐姐就应当为人轻看，一生受人侮慢，受人的笑骂。但不知按照新思想，这样的女人应居如何的地位？”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惊人地看到，中国女子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仍然摆脱了“为人轻看，一生受人侮慢，受人的笑骂”的遭遇，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和十八线城市。
一百年过去了，旧思想的幽灵仍然盘踞在新时代的人们的脑袋里。只要仔细体味，就必须承认，不仅贞操问题如此，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概不如此。
胡适先生对上面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言简意赅。
他说，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只是谬说。
他说，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他损失了什么？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
他说，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
这是他一百年前的回答，放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恐怕还有很多人不同意。
是胡适先生领先时代一百年呢？还是在很多事情上，中国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并没有太大的进步？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男女谈恋爱，同居已是普遍现象，人们的性观念自然比百年前开放，这为另一件事提供“便利条件”，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便同居很久，不少人都要等到女方肚子大了之后才会去扯结婚证。这样的周全考量，是因为要确认女方可以生小孩。
这样的事情，未免有把女性当成生育工具之嫌。不知处于这样状况中的女性，会是怎样的感想？
萧姓学生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问，“这样的女人应居如何的地位？”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诸如上面这类奉子成婚、“先上车后补票”的事情上，也可以问问：“新时代的中国女子应居如何的地位？”
胡适先生那一代人，在他们的时代，讨论中国女子的贞操问题、讨论中国女子在家庭中地位，只要去读一读他们那时的文章，就该发现，他们那一代，就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
胡适先生为素不相识的李超作传，写了六七千字，他说：
我替这一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工夫做她的传呢？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胡适先生那一代人，关注中国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归根结底，关注的是人的权利，是人的解放。
一百年后的今天，只要留意周遭的言论，就会遗憾地发现，旧时代的幽灵仍然盘踞新时代的人们的脑袋里，哪怕相比百年前，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人们依旧受到来自大小共同体的双重束缚。
因此，仍然要问：现在的中国人，应居如何的地位？实际又居如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