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剧照
今天的“公知”（注：此公知非指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意，而是特指中文互联网中大家都懂的那一小撮人）真可谓一言难尽，从恶之花、空气香甜、方方到回形针，各个标榜为人权、进步都直言敢谏，实际就是diss国家、给外国递刀子、吃人血馒头。当然这种人其实自古就有，回到清朝雍正时期，雍正帝虽有缺点，但的确是个勤勉的君主，说清朝在雍正时期开始了新生也不过分。但在此时期，清朝发生了第一件“公知”案，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既爱道听途说diss国家，被捕后又贪生怕死，可谓是今天“公知”的鼻祖了。雍正为了羞辱曾静，没让他死，反而让他全国演讲自己的罪，雍正这招可谓不杀人但诛心。
一、雍正盛世
今天都说康乾盛世，似乎忘了二者之间作为过渡而被累死的雍正皇帝。康熙晚年，清朝已经出现颓势，除了著名的九子夺嫡造成政局混乱外，其他方面，康熙也有亡国之君的表现。
比如康熙的懒政。朝鲜朝贡使回国后曾对朝鲜王说：“皇帝（康熙）不恤国事。”其次就是官员推诿、政事不畅、人浮于事、贪污横行、国库空虚，到康熙死时，国库仅剩700万两。税收和吏治实为清朝最要紧之事。
康熙微服私访记 地方府库空空如也
所以雍正继承的并非一个太平盛世。雍正为人刚猛，面对康熙晚年的腐坏内心深有抵触，所以迫切想要改变大清颓势。雍正绝对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学者根据故宫清朝档案做出过统计，雍正在位13年，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他亲笔留下御折（《雍正朝朱批奏折》）达3.5万件，批语达1000多万字！雍正时期开启新政，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整顿吏治、平定西北、治理西藏，不仅充实了国库，而且维护了国家统一。雍正死时，国库存银已达6000多万，四境安稳，雍正给乾隆留下的完全是一番盛世。
就在雍正励精图治的时候，清朝第一件“公知”案发生了。
雍正
二、吕留良和曾静
吕留良案，还有其他名称，文史君更喜欢称之为“曾静投书案”，因为此案实际和吕留良关系不大。吕留良，生于崇祯二年（1629），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3），到吕留良案案发的1728年，吕留良都死了45年了。吕留良以精通儒学著称，他主要活跃于明末清初，而此时又正是故国灭亡，满清入关之时。刚刚入关的满人较为野蛮，圈地剃头搞屠杀，所以吕留良十分不满，他哥吕愿良参与了史可法的扬州抗清战争，吕留良则在家乡散尽家财，学习文天祥，组织民间志士抗清。顺治晚期，抗争失败，吕留良便隐居江南一带，著书修说，不入仕新朝，其学说满怀华夷之辩，痛斥清人野蛮。
下面先说说曾静投书案的主角曾静。曾静，湖南人，1679年出生，秀才出身。按照以后他写的忏悔录，雍正又加了批注和指示，最终成型的《大义觉迷录》所说，他家本是中农，他考举人却考不上，又因为经营不善，田地被吞并了，家里越来越穷，只能靠教书活口，所以他对现实特别仇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理解人性》中就说：对权力的渴望会夸大、强化（甚至成为病态的）执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一切事物（普通生活）都不会满意。按照这个观点，就是曾静当不了官，所以他对国家和社会就特别仇恨，这成了他反动反社会的思想根源，其他的原因不过是借口。
曾静没有直接接触过吕留良，他只是阅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吕留良的著作写得很激进，激进思想一遇到反社会思想，瞬间就迸出火花，终于让曾静产生了失智行为。
影视剧中的曾静
三、曾静投书案
雍正四年末，雍正政敌，参与九子夺嫡的胤禩（也叫允禩）去世，其家人被流放云南，一路上，这些人就散布雍正弑父、逼母、杀弟的坏话，企图将雍正妖魔化。湖南的曾静听到了这些传言，觉得有机可乘。
到了雍正六年九月，曾静派学生张熙去甘肃找到了总督陕甘的岳钟琪，忽悠他反清。曾静给岳钟琪的书信列举了雍正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曾静列举的雍正十大罪，其实其手法和今天公知搞得那一套完全一样，道听途说加故意用高大上的词汇，忽悠不知真相的群众，煽动群众的反政府、反社会情绪。
岳钟琪（左一）
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酗酒”五条，皇帝的私事一个乡下读书人怎么会知道呢？所以这是曾静道听途说，乱写的；“贪财”是指雍正新政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给国增税，这两点的积极意义中学课本都说减轻穷苦人民的压力。“好杀”是指雍正澄清吏治时处死的贪官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时用兵西北。“淫色”，在帝制时代下，唐宗宋祖都有三宫六院，大官僚家里妻妾成群也是正常，现在曾静将人的共性缩成雍正一人的特性。“诛忠”是指雍正曾处死了阻碍新政、只会瞎说不干实事的清流派官僚。“任佞”是指雍正曾用过年羹尧等人。十罪之后，曾静归纳出 “这国怎、定体问”的结论，高举“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大旗，忽悠岳钟琪造反。
年羹尧
岳钟琪何许人也？他是反金（清就是金的后代）名臣岳飞的后代，还是汉人，能做到陕甘总督，麾下10万兵马，俨然西北王，这可不是一般的聪明。所以岳钟琪马上报告给雍正，随后曾静落网。
四、杀人诛心
曾静落网后被押送京师大牢。雍正虽然恼怒，但没有对其施加酷刑，反而以礼相待。雍正让宦官替自己传话，曾静回复，宦官再把曾静的回复带回来，雍正再问，曾静再回，如此反复，隔空对话。对于曾静对雍正本人的人身攻击，雍正都一一反驳。在雍正解答完曾静的华夷之辩后，刚开始还誓死不屈、要为反清复明做贡献的曾静，突然改头换面，跪地磕头，一口一个罪该万死、弥天大罪，并不断表示自己身处穷乡僻壤、都是受到吕留良反动书籍的蛊惑，才做出愚昧之事，要向皇帝、向社会、向人民道歉，写下了“忏悔录”。后来雍正以他的“忏悔录”为基础，增补了雍正的辩白和批示，这就是著名的《大义觉迷录》。
雍正和曾静
在“忏悔录”中，曾静大赞大清乃“天命所归，民心所归，道义之当然”，自古未有及大清之盛世者。曾静及时表明立场、潜心悔改，再加上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受到吕留良反动书籍的蛊惑，最终使雍正原谅了他，雍正还特别下旨，不能屠戮曾静和其子孙后代。你以为这是雍正仁慈？错，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不杀人但诛心。如果雍正杀了他，反而成就了一个反清志士，但曾静先反清diss国家后叛变，不忠不义全占了，这种行为特别为读书人所鄙视。而且从曾静这一苟且偷生行为来看，曾静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公知，不能成事，所以雍正可以放心地让他活着。雍正为了让全国都认识这个“公知”的丑恶面孔，就让他现身说法，让他带着《大义觉迷录》全国巡回演讲，这下子脸都丢尽了，但曾静就这么乐此不疲地演讲。
可怜的是和曾静没有任何交集的吕留良，因为曾静将责任全部推给吕留良，吕留良已死，死无对证，所以吕留良的学说就成了罪魁祸首，吕留良就成了反动头目，所以被开棺戮尸，吕家后人被发配宁古塔，再无翻身之日。
公知曾静的嘴脸
文史君说
文史君之所以将曾静投书案称为清朝第一“公知”案，是因为他不同于其他文字狱。康雍乾时期的其他文字狱的确是统治者故意攀附、肆意牵扯的冤假错案，什么“清风不识字”，这都成了反清口号，这当然是应该谴责的！但曾静投书案不同，我们通过阿德勒的心理学说可知，曾静是因为考不中科举才反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康熙晚期最混乱的时候不造反，到了安定的雍正时期才造反的原因。吕留良骂的是刚入关的野蛮清朝，其本人也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坚定的气节，与其他很多明清易代时期不事清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吕留良应该是值得尊敬的。
但曾静不一样，雍正时期的清朝已经汉化，各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雍正帝也励精图治，堪称一代明君，在这个时候曾静还用前朝的剑来斩本朝的官，通过道听途说的消息肆意diss国家，企图推翻当朝，进而成为新朝的开国元老，俨然公知嘴脸。
参考文献
《雍正朝起居注》，中华书局，2015年。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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