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人们的眼中，金子就是财富的象征。古往今来，为了谋取金子铤而走险的案例数不胜数，可谁又能料想新中国建国十二年后，在1961年，中国百年老厂——沈阳造币厂居然发生了八百两黄金失窃案。
这起黄金失窃案还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李先念，专家组立刻派人展开调查，但直到19年后，才成功抓获黄金大盗关庆昌和其妻子黄素珍。本篇文章，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黄金失窃案。
1896年，选址于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的沈阳造币厂正式成立，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身为中国的第一大厂——沈阳造币厂（也叫沈阳六一五厂）接到了一项国家给的重大任务：即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白银，锻造高纯度黄金白银，以此来偿还苏联的外债，并用这些硬通货向苏联等国，换取老百姓急需的粮食和武器等。
这是一项价值不菲的保密工程，为了避免泄露不必要的信息，引起外来人员的贪念，厂里的工人和管理员们都把黄金代称为100号，白银代称为200号。
1961年3月18日，沈阳六一五厂经营产品包装组组长、年仅29岁的郭家惠在处理完自己一天的日常事务后便来到了包装组工地，也就是他办公室的西屋。
郭家惠平时沉默少语，虽然还没有过党员的预备期，但工作态度却无可挑剔，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在工人们下班后，再踏踏实实地清点一次已经包装完的当日产品。
在那天的这批产品中，有一批代号为100号的金子，被分散装在一个个像小熊猫无线电那么大小的木箱子里，木箱的表面还经铅笔封边，还用铁线打出十字花型，这些小木箱就那么一个一个垒起来，垒在最上面的箱子有点特殊。
这个箱子里面总共装了四块黄金，其中两块是在1960年的某次锻造活动中剩下来的，但一直没能和其他金子一起匹配，不得已就一直放在郭家惠手中保管，这次总算能和其他金子一起运出去了。
剩余的产品终于能够一起运出去了，郭家惠在清点箱子时对这最后一箱格外留意。好了，清点完了，没有差错，郭家惠关了灯，关上门，把锁上上。
郭家惠清点完这批产品正是在下午5点20分左右，天色渐晚。阴历3月的东北，依旧寒风萧瑟，正巧那天是星期六，郭家惠清点完产品锁门的时候，厂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郭家惠立刻拎着自己装饭盒的兜子，回家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厂里不用上班。特殊年代，闲不住的郭家惠，在为孩子们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点儿吃的东西。
第三天又是新的一周，郭家惠正坐在自己的车间办公室处理产品，突然一个年轻工人高兴贵慌里慌张的跑过来。郭家惠问：有什么事？高兴贵差点连话都说不完整：100号被盗了。
得知金子被盗了，郭家惠连滚带爬地跑回包装工厂，结果却看到那险些令他魂飞魄散的一面。
那原先垒在最高的木箱被人搬到了地面，箱子上的铁线已经被人弄断，箱盖的木板被撬开了有三寸宽的口子，原先包裹金子的绿色包装纸和黄色稻壳散落一地。
郭家惠强装镇定，往箱子里一看，两块金子居然不见了，郭家惠立刻环顾包装工地四周，看到了木板间壁那个被撬开的洞，他知道原来盗窃犯就是从这里钻进来的。
得知100号被盗了，厂里的工人都很震惊，那可是800两黄金啊，这样重大的黄金盗窃案，在中国的金融业里是前所未闻的。
郭家惠不敢耽误，立刻报案了，可是令郭家惠没想到的是，他报了案，也就迎来了厄运之神。
那么这黄金大盗究竟是谁呢？他又是如何完成作案过程呢？
在沈阳六一五厂（造币厂）有一对夫妻，一个是生产管理科副科长的关庆昌，另一个便是他那爱财如命的妻子黄素珍。
这关庆昌可不是什么好人，他解放前曾是伪抚顺市警备队上士文书，但他在进入沈阳615厂填写职工登记表时，却从没有写过自己的那段历史，甚至还在自我鉴定那一栏中写下自己“忠诚老实”的优点。
20世纪60年代是个特殊时期，关庆昌听说苏修要卡中国的脖子，还屡次听闻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心中很是高兴，毕竟他自己在国民党时期混的可不差，比现在好多了。
他的妻子黄素珍比他大两岁，目不识丁，是个爱财如命的主。这个人吝啬到在夏天买一根冰棍儿，吃完后还会把木棍带回家去，做饭时烧火用。
这个人干活不老实，手脚还不干净，黄素珍到“电解”车间还没一个月，不仅偷金疙瘩、金耳朵，还把生产工具金挂钩，从分解槽里摘出来，偷偷揣回家，还没有几天，便偷回家两三块零碎的黄金。话说，要不是关庆昌的指使，黄素珍哪里敢弄金子回家呢。
关庆昌决心要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发一笔横财，黄素珍几天内偷到的几块零碎的金子，仅够做个小本买卖，哪里能让自己当个富翁呢？关庆昌便想到了正在场内打造的100号产品。
为了搞清楚产品到底已经在厂里、还是组装好放在了包装组，关庆昌便让自己的妻子黄素珍去包装组打探情况。东北人唠嗑的能力可是一等一的，偷溜到包装组的黄素珍跟包装组的人唠好长时间，这看看、那看看，在临走时看见了一箱箱被布遮着的金子。
得知金子的确还在包装组，关庆昌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第一步，便是制造自己6点的不在场证明。刚刚下班的关庆超回了一趟家，拿了点东西，来到了厂里的浴室，和浴室的同志们都打了一声招呼，随便清洗一下，便匆匆穿上衣服赶回办公室。
第二步，便开始了偷窃黄金。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关庆昌便戴上手套，拿上了早就让媳妇找来的羊角锤，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摸到空无一人的包装车间。关庆昌成功地撬开了木板，钻进包装组，随后，将罪恶的手伸进了垒的最高的那个木箱子。我的天，两锭金子，总共是，八百零七两七钱六分。
第三步，运输金子。关庆昌把两锭金子绑在绳子的两头，金子塞在裤腰带里，绳子挂在脖子上。但是八百两黄金是真的重啊，才刚走到办公室，关庆昌便被累的气喘吁吁，他突然想，要不然我还是把金子放在办公室的桌子里吧。
但他又转念一想：黄金丢失厂里肯定要进行排查，要是让人发现金子在我的办公室桌子里，只怕鸡飞蛋打了。
关庆昌不敢耽误，又接着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家中。幸亏当天是雨天，虽然他举止十分怪异，但并没有引起周围零星路人的注意，好不容易回到家中的关庆昌，立刻和妻子把金子藏在了筐下。
这最后一步，便是接着制造后面的不在场证明。匆匆擦了一下汗的关庆昌，必须尽快进行下一步活动，他飞速赶到厂俱乐部跳舞场，向工会主席、邻居、每一个可以接触到的人都友好招手。
沈阳造币厂八百两黄金盗窃案，一经上报后，立刻惊动了辽宁省领导人，轰动了中央，周恩来震怒，派人要彻查此案。
还不到一小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安机关，立刻齐聚沈阳六一五厂。当时，专家组成员们经过商定，一致认为，这黄金大盗就是厂里的人，肯定是厂里出了疏忽，有人监守自盗。
公安人员说要住在厂里，方便破案。领导人便立刻指定把生产计划科的办公室腾出来，这个时候，关庆昌非常庆幸，自己当天晚上没有把黄金藏在桌子里。
公安人员要求厂里每个人都必须交代自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全天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尤其是要交代清楚星期六晚上。
关庆昌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他说自己5点下班，回家拿换洗衣物（其实，为了拿是作案工具羊角锤），6点去厂里的浴池洗澡，6:30左右去了俱乐部跳舞，一直待到10:00，才和邻居一起回家，在路上还遇见了一对吵架的夫妻，便劝他们要和睦相处。
关庆昌还担心有人记得自己才洗了三五分钟的澡便出了浴室。他就说，自己这段时间想去理发，但是走了好久都没成，就这样，最关键的20分钟，他便把没有理发这个作为理由，掩饰了自己的罪行。
没过多久，公安人员传来新消息：虽然现场已经被破坏，但是作案者的脚印清晰地留在了作案现场，公安人员认定，这是钉胶掌的39号至40号的家做棉鞋。
另外，根据铁丝被扭断的痕迹，可以判断作案工具是把铁柄的羊角锤。公安人员们都非常高兴，认为可以立刻破案，非常可惜的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
当关庆昌知道“鞋子”和“羊角锤”这两个物品是关键的破案线索后，他立刻让妻子将自己的棉鞋换底，还人不注意把自己的羊角锤扔在了一所学校的厕所里。
关庆昌和黄素珍摆脱了嫌疑之后，厂里的其他人可就倒霉了。郭家惠、高兴贵、贾清吉和厂长李榆等人先后被怀疑。
郭家惠是黄金的保管者，在一开始便成了第一个怀疑对象。公安人员严厉的审讯，问郭家惠：金子去哪儿了？郭家惠认为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冤枉，我要是知道金子去哪儿了，我还报案吗？直接把金子拿回来就行了。
不仅如此，就连第一个发现八百两黄金丢失的高兴贵，也成了第二个怀疑对象。
就这样，两个老实的工人被关在了一起，天天接受公安人员的盘问。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最后，公安人员给他们的结论是不老实交代问题，还撤掉了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撤销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
第三个被怀疑的便是护厂队员贾清吉。贾清吉很早便进入了沈阳六一五厂。后来，因为表现积极，被抽调去了护厂队，经常背着大枪在厂区内巡逻，还因为抓获过几个小偷，被评为沈阳治安劳模。
贾清吉早就意识到，场内散乱堆放的黄金白银迟早会出问题，便几次在公众场合说过：你们把金子要放在库里，库房的门一定要锁好。
按照当时人们的逻辑，如果不是贾清吉干的，他怎么会知道黄金和白银要出事？肯定是他早有预谋。另外，贾清吉体格非常强壮，想要弄走八百两黄金肯定不成问题。就这样，贾清吉也被当成重点对象继续盘问。
可贾清吉什么也没干啊，公安人员又怎么能在他身上找到黄金呢？几个月后，在贾清吉身上一无所获的公安人员，最后，只好在他的档案里写上了“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随后，将其发配到三线去了。
被怀疑最严重的居然是六一五厂长李榆，李榆可是位抗日老战士，当年他曾经多次带点黄金去敌占区，为八路军部队购买物品，没有贪污分毫，现在居然有人认为，他是八百两黄金的盗窃贼。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思想禁锢，工人们也被这种破案方式所牵连，心态都被扭曲了，为了破案，公安人员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专案组的人员还认为，李榆可能把金子藏在了已过世的母亲棺材里，居然还跑去把人家母亲的坟给挖了，但人家根本就没有偷黄金，他们打开棺材，只能看到一具枯骨。
两年前，李榆家的保姆返乡离家了。专案组的人居然认为，那保姆是李榆的上司，那八百两黄金定是作为经费，已送到特务保姆那去了。然后，他们又去追查这个保姆，仔细盘问。
恐怖的斗争一天接一天，工厂内人心惶惶。
有位曾参加过朝鲜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受不了这种刺激，在一次斗争会上主动冲上台去，说：黄金就是我偷的，你们快抓我呀，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又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还在抗美援朝中负过伤，怎么可能相信他说的话？
关庆昌一家虽然得到了八百两黄金，但他们却不敢轻易出手，因为这黄金纯度之高是民间任何人都无法锻造出来的，黄金一旦出手非常容易被查到来源。
关庆昌只好继续把黄金藏在屋里，同时为了避免被外人发现，他开始谢绝别人到自己家来，也从不去别人家串门，时间一久，关庆昌的孩子们个个性情孤僻，不合群。
关庆昌原先还有个身子骨硬朗的老父亲，但当老头子得知关庆超偷黄金的事，便天天流泪、哀叹，想要劝说儿子把黄金还回去，关庆昌哪干，自己好不容易偷出来的金子又还回去？关庆昌的老父亲就这样一天天担忧，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才没一年便咽了气。
邻居们都很纳闷，心想老人家到底是得了什么疾病，居然这么快就过世了。关庆昌心里很清楚，自己爸爸是让金子给吓死的。
后来，关庆昌的儿子结婚，他甚至不敢请亲戚、邻居来家里贺喜，生怕家里的黄金败露。
1980年3月，国家向百姓宣布：即将提高经营收购的价格。黄金在自己手里待了19年，关庆昌早就想把黄金卖出去了，他仔细算了一下，这八百两黄金可以变卖36万人民币呢，是时候发大财了。
为此，关庆昌还专门去银行营业部刺探情况，发现卖金卖银，不必带任何证件，银行营业部只认金子不认人。
关庆昌欣喜若狂，在4月55日便和老婆早早的起床。关庆昌小心翼翼的把一块三斤多重的金子包起来缠在老婆的腰间。那三斤多重的金子，便是关庆昌从六斤重的金块上剁下来的。
随后，黄素珍便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关庆昌哪里坐得住，他向厂里说自己有位亲属得了重病，想去医院看望。请了假，偷偷的跟在老婆后面，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终于，轮到黄素珍了，黄素珍心惊胆战的将那块金块送进窗口内。没过一会儿，银行的管理员便对黄素珍说：姐，你这块金子啊，可价值两万三千多元呐，这么多钱，要不就在咱这儿办储蓄吧。
黄素珍立刻便用了六个名字办理了定期和活期存款，把金子兑换出来的钱，存进了这六个户头内，还取出了65元的现金。
刚一弄完存款，有个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走了过来，非常热情地邀请黄素珍去办公室喝杯水，歇会儿。银行工作人员都面带微笑的对黄世珍说，您是我们的贵客，待会儿我们会开车送您回家。黄素珍见状便高高兴兴的去了休息室。
关庆昌看到钱财到手了，不仅如此，银行的工作人员还把自己老婆当作大款对待，便得意洋洋地离开了银行营业部。
但是关庆昌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回工厂的路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同时接到了银行营业部的电话。二人立即携带三名公安干警赶往银行营业部，开始严厉盘问黄素珍黄金的来源。
关庆昌不在身边，黄素珍失了主心骨，只得支支吾吾地交代了犯罪事实。副局长李广军立即打电话给沈阳六一五厂，要求他们立刻严密监视关庆昌的举动，不能放他跑了。
等副局长李广军到达六一五厂时，厂里正在开党员大会。
李广军让保卫科科长去把关庆昌叫来，工厂保卫科科长立刻将关庆昌请到了厂部会议室。
关庆昌一推开会议室大门，便看见了公安干警，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便瘫痪在地。在对关庆昌盘问的同时，李广军还派出人员立刻搜查关庆昌家，最终，从一个箱底下，垫着的箱子中缴获了剩余的黄金。
真是人赃并获，这悬在沈阳六一五厂工人们心头、长达十九年的黄金失窃案终于告破。当时工厂附近酒店的酒都被工人们买空了，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李榆一家和贾清吉一家得知消息后，都欣喜若狂。李榆一家立刻喝酒庆祝，而贾清吉则马上掏出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说要请周围人喝酒。
1986年6月4日，沈阳六一五厂召开了隆重的黄金失窃案平反大会。像贾清吉、李榆、郭家惠等因黄金失窃案而备受迫害的几十人，从各地纷纷赶来恢复了名誉。
一开始，关庆昌被以贪污罪被判处死刑，黄素珍被判无期徒刑，但当时中国已经逐步进入法律社会，根据当时的法律，关庆昌适用于盗窃罪，后来，关庆昌上诉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关庆昌入狱后，由于改造的好，表现良好，经过减刑，服刑不久就出狱了，出狱后的他，生活艰难，靠推小车卖牛奶为生，年纪大了之后，靠儿子接济生活。
1961年的，沈阳造币厂八百两黄金失窃案是建国后最大的黄金盗窃案，在那个特殊时期，为了破案，竟然达到了要挖坟掘墓的地步，周恩来震怒了，中央调集了精干警力，但是，还是经过19年才被破案，不得不说，关庆昌夫妻的反侦察能力真是强，但是，他们也没得到好处，担心受怕地度过了19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思想走了歪路的关庆昌盗窃金子，不仅使得自己家庭发生动乱，间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还使得高兴贵、贾清吉、李榆等人接连遭受迫害，为自己背黑锅。金子拿到了，手又怎么样？不仅花不出去，还害得自己家不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