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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雨水落在广场

文丨文珍

1

一开始老刘并不是小苹果舞蹈队唯一的男性成员。能光荣地成为万红丛中一点绿,广场舞娘子军的党代表,这事全起因于儿媳一句话。

儿媳孙尧尧一吃完晚饭总反复劝他出去走走散心,好像他在家里,就有一千一万个心被堵住了似的。也不知道堵的是谁的心,是老刘的,还是她孙尧尧的。

孙尧尧细眉细眼,皮肤白皙,是个河南姑娘,儿子工作单位的人介绍认识的,谈了快两年,去年年初终于分了房才结婚。老刘从老家来儿子家也才刚一个多月,这几十天和她相处得还算融洽,至少没有明面上的矛盾。孙尧尧的建议听上去也在情在理:爸爸,您看看下面那些老太每天跳得多起劲!您哪怕不爱跳,吃完晚饭后出门活动活动胳膊腿,对您也有好处。

老刘坐在他老坐的那张藤椅上“唔”了一声,表示听到了。媳妇在房间里和儿子抱怨他不爱说话,他偷听到过一次。其实主要是他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口音重。要不是老伴去世了在家实在孤单,儿子又老打电话苦劝他过来,他才不会人老离乡。刚来时每句话孙尧尧几乎都得“爸您再说一遍”,后来他在儿子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今天媳妇话都问到嘴边了,不吭声到底说不过去了。

然而他没表态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孙尧尧只好再追问一句:“爸,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时间是一个三月的周六,晚八点。 新闻联播刚结束,儿子家在七楼,依然能听到楼下隐约传来的动感十足的乐声。 他们家是小区最临街的一栋,据说靠里面的那些楼基本听不到声音。 自从北京治安管理条例出台以后,对广场舞的音量和地点都有了规范要求,基本就固定在地铁站附近那一小块空地。 从音乐声判断,她们至少出来跳半小时了,而吃完饭老刘呆坐在藤椅上也快一小时了。 客厅本来就小,儿子和媳妇挤在二人沙发上看电视,他就只能窝在这张藤椅上,倒并不是因为藤椅就比沙发舒服。 黄金档电视剧马上开始了,但最近这部他不怎么感冒,也不好要求换台。 他有点拿不定主意该怎么答,刚表示深思熟虑地又“唔”了一声权作缓兵之计,儿子先不耐烦了: “尧尧,早和你说过爸不跳,那玩意儿只有老太太感兴趣。 你别老瞎出主意,想起一出是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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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老这样。孝顺是孝顺,不过没准反让媳妇儿寒心,影响小两口关系就不好了。一想到这里老刘坐不住了,“嚯”地从藤椅上站起来。

“爸,你干吗去?”

老刘终于开了口:“尧尧说得在理。我下楼转转,一会儿就回。”

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别透着勉强,稍微高兴一点儿。但口音太重,也不知道儿媳能感受到不。不过没关系,儿子会翻译他的塑料普通话的。小两口难得能在家单独相处一会儿,没准儿想背着他亲热一下呢——他想着,越发慌不择路,身上没带一分钱就出了门。

关门的瞬间屋子里似乎有声音在喊:“爸,爸!”他假装没听见,头也不回地摁了楼道往下的电梯箭头。

孙尧尧的出发点虽然不好说,但老刘一天到晚闷在家里也的确是无聊。 白天还能随便靠着打个盹,晚上就只能坐在藤椅盯着电视发呆。 当然也可以回自己房间——其实就是三面封上的小阳台——翻翻书看看报,从老家带过来的几本历史小说也快看完了。 儿子媳妇都在的时候,他不好一直躲在阳台上,显得太孤僻; 就算在客厅也没话。 偶尔偷偷打量儿子,那么高的一个男子汉了,眉眼还是有他妈的影子,老刘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泪眼婆娑,只能趁人不注意偷偷擦掉。 孩他妈刚走那半年,他在家也老是忍不住这样。 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在世时尽管吵吵闹闹,人一走,整个人的主心骨都没了,一天到晚往家里哪个方向看都是空荡荡的,又总觉得人还在,尤其厨房和卧室,是幻觉的重灾区。 他还无意识地叫过好几回: “素芳啊,素芳? ”没人答应才猛地回过神,一阵鼻酸。

这次儿子带媳妇回乡过年,终于发现老父亲苗头不对,担心他在老家得老年痴呆或抑郁症,好说歹说才把他劝来了北京。可到北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白天上班,他还是一个人待家里。而且一个孤老横插进二人世界,处处碍事。虽然孙尧尧脸上暂且还没挂相,但他有感觉。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他想,最多再住两个月,还是回家去吧。在老家一个人虽然孤单点,终究自在些。

老刘没日没夜琢磨到底回不回去、什么时候回去的事。他近年来也实在觉得自己老了,手上的力气也小了,稍微重一点的东西,拎起来就吃力。早上醒来胸口也总是闷疼。前两年做了心脏支架,此后每天至少要吃十多种药,有进口的、有国产的,他一开始总分不清哪种每天吃几片,饭前还是饭后。还是素芳老早前给他誊写的药单子,又在每个药瓶子上都贴了标签。但药总是会吃完的。再后来素芳也走了,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记住那么多药分别怎么吃、快吃完还要记得按时去医院补。这边的医院还不太熟,还是儿子带他去了一次附近的医院,又重新领了一大堆药回来。

老刘有时忍不住想,没准这就是和儿子最后相处的时光了。因此总忍不住坐在藤椅上偷看他。儿子心大,没留神,可孙尧尧注意到好几次了,心里直发毛,觉得公公有毛病。她哪想得到老刘每天都在天人交战,暗自艰难地练习和他们道别?但他老拖着,越拖越开不了口——心事一天天越来越沉重,脸皮却被这说不出口的煎熬磨得越来越薄:世界上再没什么比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却一时半会儿走不成更折磨一个自尊心强的老人的了。

没了老伴,儿子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终究还是舍不得。一个人孤零零老死在老宅,想想也凄凉。何况,又怎好因为自己一时任性最后陷儿子于不义——回头儿子得多懊悔、多难受!

最难受的时候老刘甚至想,要是儿子没结婚就好了。父子俩搭伙过,也挺好。虽然没女人,也没人嫌弃他老子。除了湘乡话,他并不会说这个世界任何一种语言,普通话也只将将能听懂。在老家,在他待惯的那个世界,湘乡话就是最理直气壮的官话——离老家十几华里的韶山出了个红太阳,开国大典上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呢!外人听起来口音和自己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不是本地人听不出细微差别。

来之前乡党笑话他,“一句塑料普通话都不会讲就敢上京城”,他还这么理直气壮地反驳。当时觉得自己晚来有靠,再竭力按捺,眉宇间也都是自豪。可真到了北京就不同了。和偌大的北京城相比,他迅速意识到自己的乡气和渺小,肉身又狼伉笨拙得无处藏身。甚至一开口就听到了空气里哧哧的来自不知何处的笑意。

当然孙尧尧还不至于笑出声。

她后来终于不再“爸你再说一遍了”,再说几遍反正也听不懂;而改成一脸惊诧地瞪眼、挑眉,一眼一眼地瞅自己老公,意思很明确:快翻译。儿子翻了,她却也没认真听,就“哦”一声,再也没别的话。

儿子没在意,老刘却样样看在眼里。

此刻他大步流星走出单元楼去。

2

出小区往南就是东四,往东几百米则是北京著名的簋街,号称二十四小时永不歇业的夜宵一条街——北京其他地界,据说一过九点就别想轻易吃着饭。 他刚来北京那会儿,儿子媳妇还带他去那条街上吃过川菜,吃完好久肚子还像着了火,辣辣地一直麻到胸口。

过两天他们又带他去吃火锅,这次回来足拉了两天肚子,一直占着卫生间。连孙尧尧都急了,在客厅大声问:“湘菜不也是辣的吗?爸怎么这么不能吃辣?”

川菜不如湘菜层次丰富,就是个麻。儿子没好气道:“我们湖南人吃不惯,再加上爸年纪也大了。”

老刘某个不好启齿的部位火辣辣地疼。谁说湖南菜都辣?马桶上腿都坐麻了的他,此刻无比想念素芳做的小白菜芋头汤,颜色漂亮,味道清淡。还有油渣炒青菜,最多放一个干辣子,只为增加点颜色,没辣味。

但此刻正是饭点。簋街冲天的麻辣香气远远地飘过来了。

许是媳妇老让他跳广场舞,跳舞队又正好在他家楼下花坛旁的广场集结,老刘这次特地多向那群老太瞅了几眼。 本来一直觉得广场舞折腾,吵人也闹心。 仔细看看,一个个跳得还真一板一眼。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前后左右,左右前后,左手这么一抬,右腿必定那么一踢,头前后转动,左右对称,边上几个老太手脚稍迟缓些就踩不准节拍。 另两三个站中间的反而出挑,每下都合乎章法,不偏不倚,节拍当快时快,音乐当慢时慢,看得人浑身上下无一个毛孔不舒畅,像趁热喝了一碗芋头汤。 居然还有道具——红绸扇子在三月料峭的春风里舞得虎虎生威,每张笑脸都笼在一团红云里。 老刘不多时也乐了: 这不就是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逢年过节扭的秧歌吗? 首都就是首都,小年轻二十四小时吃烤串,大妈们成群结队扭秧歌,喜庆。

他知道自己没带钱,背着手沿东四北大街走了一圈回来,发现那群老姐妹们还在跳,遂忍不住停下来又看。

老刘个子高,腰板挺直,虽然头发全白了,可看上去还是一个很登样的老头。 没多久,就有个跳得蛮有章法、尚且有余裕眼观六路的大姐注意到了他,下一节休息时专门走到他跟前招呼: “大哥好,你也住这附近啊? ”

老刘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吓一大跳,过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和自己说话:“哦,是的,我就住在这过(个)楼上。”

他被自己的塑料普通话窘住了。好像平时在家口音也没这么重,怎么一出来,那股子原汁原味的土气也跟着蹿出来了。脸涨得通红,好在有夜色遮蔽。

“那咱们是邻居呀,我也住附近。大哥贵姓?”那边倒毫不介意,而且显然听懂了。下一节音乐响起来了,她也不着急走进十几个人的队伍里去。

“我姓刘,刘长青。”

“听口音大哥是湖南的?”

“就是,湘乡的。老妹妹你呢?”

“知道,曾国藩家乡的嘛!我是四川德阳的,听过没得?离成都很近。”

“四川好,四川人好。”他连说两个好字,想不起来该怎么往下接。难道说四川菜比湖南菜还辣,所以好?

和他搭讪的大姐看上去也就六十上下,应该比他小。在湘乡可不作兴堂客随便找外头男人搭话。北京城就是不一样,作风大胆、活泼、开放——同时也严肃、紧张、团结。他尽可能像个城里人一样得体地笑着,可手心捏着一把汗。

“老妹妹”自我介绍叫王红装。他试着问:“可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装?”

她乐了:“刘大哥就是脑壳灵光哦,还不光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装——”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福至心灵,接口道:“‘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也是它?”

红装大喜:“简直说对啰!好多年没遇到这么熟读毛主席诗词的人了!大哥,我们有缘啊。”

两个毛泽东诗词爱好者迅速地聊上了。红装说,夜里的簋街也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他说,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挂上大红灯笼,外地人一来,还以为老过节呢。

这会儿老刘的俏皮话像气泡压不住似的直往外冒,连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家他可没这么活泛,经常一整晚上不发表一句意见。其实他还有个感想没敢说,怕王红装说他老不正经——旧社会一般是特殊行业才挂灯笼,北京城也不知作兴什么规矩,青天白日,怪模怪样。

聊了没多久,跳舞队就散了。有人招呼王红装一道回,她笑着答应,临走时问他:“刘哥,你明天还来不来看我们跳舞?”

他说:“好,好,还来。”

“那我们不见不散!明儿见!”

老刘没想到一散心还真就散出个四川妹子来。楼道依旧漆黑,按了电梯升上去,心却从里到外都亮堂了。进屋看见儿子媳妇亲亲热热偎依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冲他们点点头就准备回阳台。但这天晚上孙尧尧尤其关注他,他脸色一活泛立刻就注意到了:“爸,你跟着跳广场舞了?”

“今天还没有,先看了一下。感觉还可以。”他一字一顿地说。以后普通话真要好好练了,毕竟认识了王红装。这么大的城,终于也有了一个“不见不散”的朋友。

说完,他继续慢慢迈着方步回了阳台。没看见儿媳和儿子悄悄做了个鬼脸。

老刘当天晚上并没做什么梦。 但第二天白天打开电视机,却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开始学电视剧里的人说话。

好像说普通话也并没那么难。

3

除掉口音,老刘的另一块心病,是孙尧尧和儿子结婚两年了还一直没孩子。 他作为公公当然不好催,更不好问。

他早看出来了家里主事的人不是自家儿子。儿子的确足够争气:打小成绩就是全班第一,一帆风顺地考了乡上的小学,镇上的初中,县里的重点高中,最后是北京的重点大学。在学校也刻苦,还当了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很顺当地考取了公务员,过几年单位又分了房,一举解决了大不易的京城居住问题。否则怎么可能在二环里的北新桥住着,离最繁华的王府井才三站地?虽然面积小了点,才五十平方,但儿子上班就在朝阳门,近。孙尧尧公司在国贸,坐地铁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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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孙尧尧还老动不动抱怨房子太小,回头生了孩子住不开。儿子则说,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城外一间房。现在房子小虽小,但胜在地段黄金,还是景山学校的学区房,回头小孩落户上学都方便。

小两口讨论这话题时老刘从不吭气。知道儿子理由一箩筐,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嫌北京房子贵,买不起。他看报纸,经常被地产页房价跟着的一串串零吓一跳。也有的直接就说五百万、八百万、一千万。那些上千万的细瞧也并不是什么联排别墅,不过就是普通住宅。

他一辈子的积蓄连个零头都不够。

孙尧尧其他还好,就是嘴上没把门的。每次她抱怨房子小,老刘总不得劲,觉得指桑骂槐,是说给自己这没用的公公听的。他有一次忍不住说:“尧尧回头生了孩子,我来帮你们带。”

孙尧尧“哧”地一笑:“爸你带过小孩吗?回头教出一口湘乡话怎么上景山学校?还是让我妈从信阳过来吧。”

老刘心头一紧。本来一室一厅挤仨人就够憋闷的,回头再生个小的,再加个老的,自己更没有立锥之地。他终于找个机会和儿子说:“我过阵子还是回去吧,好歹还有两间老屋——虽然村里好多人也都搬去镇上县城了,但几个老伙计还在。”

儿子一句话就怼回来:“爹你又来了。说好了你就跟着我,哪儿都不许去。”

老刘听了这话心像被熨平了一样舒坦,没两天却又皱巴起来:有天早上发现儿媳在吃叶酸。他知道现在人怀孕前都兴吃这个,说是对胎儿脑部发育好。趁他们去上班了,他对那瓶子发了半晌呆。儿子属虎,媳妇属蛇,眼瞅着都三十了。村里这岁数的,细伢早会打酱油了,按说也该要了。但细伢子来了,亲家母也来了。

就为这,老刘又添一段新愁。但目前孙尧尧还在吃叶酸阶段,他只能怪自己自私:就为了能和儿子住在一起,竟然不盼着儿媳添孙。

思前想后,他终于下定决心:细伢出生后他看一眼就走,换亲家母来。在照顾细伢方面,亲家母显然比他有用得多。毕竟是女人,有经验。真疼儿子,就得知好歹,有分寸,能牺牲。

此刻老刘更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是没地方去、没人可说话。

选自于《北京文学》2021年第1期

创作谈:老矣廉颇尚能饭,运去英雄不自由

文/ 文珍

这篇小说今年六月初定稿,其实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因时隔太久,对自己为什么会动笔写这样一篇关于老人的故事已经有点印象模糊。也许和我自己的外婆在2017年年底去世有关,也许和某个春天从单位下班去东四路口坐地铁,正好看到一群老人在跳广场舞有关。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大爷就很像我小说里写的刘长青那样的“党代表”,十几个中老年妇女里,唯有他万红丛中一点绿,但跳得格外好。我和路人经过都不禁驻足呆看,而他跳他的,她们也跳她们的,都自信、舒展,随着声量不大的音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一刻我甚至对这样潇洒自在无视他人目光的老年生活有点向往。

也有可能和更早的一段往事有关。我有个姑爷爷,妻子是我爷爷的堂妹,我要叫姑奶奶的,两口子一辈子恩爱得亲戚间有口皆碑。但我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只剩下我奶奶时常和一直在湘乡生活的他们老两口走动。再后来我奶奶也病逝了,葬在老家,他们有年清明节回去给她扫墓,不知是雨天路滑还是司机走神,和迎面过来的卡车撞个正着,姑奶奶当场去世,姑爷爷也情况危急地被送进了CPU。后来家里人和我说了感人的一幕,说姑爷爷昏迷了好几天,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十二万分紧张地问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叔:我没得事,你妈怎么样了?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半年后他被儿子接去深圳小住,我爸妈请客给他洗尘,从饭店出来的路上不知被什么触动心事,姑爷爷突然明显很慢地落在所有人后面。我妈要等他,表叔笑着说没事,“老头就是想我妈了,哭鼻子呢。”她定睛看,姑爷爷果然在南国的大太阳底下低头抹泪。再在电话里告诉在京读书的我,我听后也不免感慨。又过了一年多,回家闲聊时又提到姑爷爷,我问他是不是还很想姑奶奶?我妈还没说什么,我爸先撇了撇嘴:老头早又结婚了。

——什么?和谁?我大吃一惊:这么快?

——就和照顾他的保姆。女的比他小好多,才五十多。

——唉,可能是一个人太孤独了。表叔两口子都在深圳。

——四毛(我表叔的小名)和他妹差点都不认这个老子了。怎么反对都不行,简直就是碰到鬼了。七十多岁了未必还图他这个人?就是图钱!

正因为姑爷爷俩夫妻大半生伉俪情深,因此可以想象子女们对此变故有多么难以接受,连带我爸作为表哥也跟着义愤填膺。但我听完这故事却有别的感想。首先我相信一段婚姻的幸福不代表一个人先离开,另一个人就必须鳏寡到老,恰恰很可能更难以忍受孤独;其次,我想后面也不完全是金钱交易,至少对于姑爷爷不是。他晚年确实需要一个新的知冷知热的伴侣,能这么快找到,表叔他们其实应该替父亲高兴的。这样他的晚年也会更快乐一点吧。

可能因为外婆二十年来一直跟着我们住的缘故,我一直关心北上广深等城市老人如何跟着子女生活的问题。近年来身边很多年纪相仿的朋友也都陆续把父母接到身边,有孩子的就请老人帮忙带孩子,暂时没孩子或者孩子大了不需要带了,就当养老,也是一种孝顺老人的方式,毕竟中国人信奉“养儿防老”。但大多数老人其实都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新生活方式,因为几乎都从所有原本坚固的社会关系里被连根拔起,从此只剩下某某父母、某某爷爷奶奶单一的家庭身份。甚至跟随子女生活了一辈子,到老了仍渴望叶落归根——比如我老年痴呆了七八年的外婆,最后残存的唯一理智就是反反复复要求回到家乡,回家才能土葬。是我妈对他不够好吗?显然不是。在我外婆十个兄弟姐妹生的众多子女中,我妈是出了名的孝顺,而且又在深圳,不要外婆帮着带小孩——她过来我已经上高中了——因此每天的事就是帮着做做晚饭,平时大多数时间都一个人看电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很喜欢中央五台,经常看NBA,奥运年还会熬夜看各种比赛,是一个很酷的老太太。

但旁观多年,我也发现外婆多数时候是很寂寞的。因为我爸妈都忙,我又去了外地求学,她对明星的熟悉程度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有一次屏幕上刚一出现一个韩国女明星,她立刻说,这不那谁谁谁吗?她说的,是那明星在另一部电视剧里的角色,但妆容年代完全不一样,我吃惊于外婆精准的眼力。这一定是因为她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上面,唯有追剧慰寂寥的缘故。

因上述种种,我用了好几年断断续续地修改,最终完成了《有时雨水落在广场》这篇小说。里面当然隐藏了很多私人情感,但是更多的,还是想和读者们探讨一下“养儿防老”的问题。养儿真的可以防老吗?父母的世界我们到底有几分了解、几分尊重?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养尊处优,却在子女身边寂寞度日,哪怕住在豪宅,也宁可偷偷捡垃圾卖钱?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老人尤其饱经沧桑而睿智,只是很多话不愿说出口。人一旦变老,似乎就开始和整个社会的运转脱节,变成了子女哪里需要就搬去哪儿的砖。最近自媒体开始热议让父母帮忙带小孩是否对老人的剥削,但在教育减负旗号下,中小学放学越来越早,城市生活压力又大,很多双职工家庭依然只能仰仗父母的无私帮助。这些都是中国当下复杂无奈的社会现实。至于看上去热闹的广场舞,其实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尝试切入口。日益跟不上时代步伐、为家庭奉献了一辈子、老了却仍然身不由己,甚至连最后的情感都无处归依的中国式父母,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只是这一次,雨水偶尔落在广场上。

我很想念我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