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张广凯）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也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美国2020年全年GDP则萎缩3.5%，创1946年以来新低，拜登继续提出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中国经济超预期复苏的秘密在哪里？中美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发挥了怎样的不同作用？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
观察者网：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2020年经济数据，全年GDP增长2.3%，四季度增速是6.5%。您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
姚洋：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们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是相当不错的。全年能达到2.3%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范围是首屈一指的。我们能达到这样一个成绩，可能有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我们在防疫中采用了以短痛换取长期平安的做法。别的国家始终不愿意搞严格的隔离措施，问题越拖越大，而我们在武汉实施了强有力的封城，其它地方也做了不同程度的社区封锁。所以，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我们就把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全国基本上就放开了。
第二方面，是政府的财政措施比较到位。我们去年发行的政府债务超过8万亿，其中绝大部分是用到了民生和地方政府投资领域，效果立竿见影。这是我们跟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国外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来支撑财政政策，把利率压低，方便政府去借钱，但政府借来钱主要是用于保证老百姓的生活，用于投资的比较少。
这也导致了第三方面，就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不对称复苏。发达国家主要是在保消费，中国则是从供给出发，所以我们的供给侧恢复快，出口就增加了。出口对去年经济恢复的贡献率是很大的。
1月14日，江苏连云港港拍摄的集装箱码头。我国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在服务业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四季度能达到6.5%的增速，是否说明制造业的景气度甚至比疫情前更好了？
姚洋：的确，这是特殊的国际形势造成的。发达国家的措施主要是保消费，尽量让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不下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等国家的消费增长还是很好的。中国给这些国家生产了大量消费品，所以制造业恢复就比较快。
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太可能长期持续的，等到其它国家消费的增速进入平台期，而且它们的生产也逐渐恢复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速恐怕还会掉下来。
中国国内是供给面先恢复，需求面恢复比较慢，最近几个月我们的消费才开始转正，内需对制造业的支持还有待观察。
观察者网：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经济恢复跟投资关系很大，去年初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债确实也比较多。但是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只同比增长了2.9%，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0.9%，并没出现年初预期的高增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姚洋：这个2.9%只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我们还没有看到资本形成的数据，如果看资本形成，增速可能还是会快一些的。即使我们按照投资来算，过去几年投资对我们GDP的贡献率大概是45%左右，那么2.9%的增速，对GDP就是大概1.3%的拉动。我们全年GDP才增长了2.3%，这么看，投资对去年经济复苏的贡献还是很大。
为什么我们看到政府发债那么多，但是投资增长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政府有很多债务其实是借新债还旧债。我们知道，过去地方政府背负了不少商业性债务，压力比较大。现在政府发的城投债里，可能有60%都是在还旧债，没有变成投资。
观察者网：您觉得这种投资增速下行的情况，会是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吗？2021年会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姚洋：去年2.9%的增速，还是慢了一些，肯定会回升，但是也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超过10%了，长期来看能达到5%-6%就已经相当不错。当然，未来几年中国应该会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我们可能会看到投资增速稍微快一些。
观察者网：那么未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有多大？
姚洋：投资一定还是很重要的。长期来看，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取决于两部分，一是技术进步率，二是人均资本增长率。现在，我们的技术进步率恐怕每年也就2%-3%。如果按照中央规划，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再翻一番，那么年均增长率就要达到4.7%左右。所以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每年还有2%的GDP增长要通过投资，通过人均资本量的增长来实现。
怎么实现这2%呢？刚刚我们也提到，现在资本形成对中国GDP的贡献大概是45%，差不多一半。这样的话，我们每年的人均资本增长速度就必须得在4%以上。当然，这只是对人均资本增速的一个粗略估算，怎么换算成投资增长率，还要更复杂一点。
观察者网：美国采取了跟中国不同的经济恢复政策。最近，拜登提出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主要内容是对民众的现金和福利补贴。这种从居民消费而不是投资层面切入的刺激手段，是应对危机的好办法吗？
姚洋：美国大概也只能这么做了。因为现在的美国想去搞投资，难度太大了，它的大规模建设时期已经结束了。现在美国要去修一条铁路，5年规划，5年建设，都已经算是神速了。
美国没有一个执政者会去做大型的投资，因为就算做了，他在任期内也享受不到成果。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过去十几年来，美国政府都意识到要搞基建。特朗普也提出过一个1.5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可是他实际干了什么？就花钱修了个墙，其它啥也没干，因为他干不了。
在美国现在这种体制下面，想搞以前那种大的公共工程非常困难，时代已经变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为什么可以大修高速公路？因为全社会都是欣欣向荣，都觉得我们还要往前冲，所以大家会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一些个人的小利益，为了把路修成，我可以让渡一些权利。现在呢？政府要动私人的土地，他就要跟你打官司。各个州也协调不起来，别说修路了，抗疫这么大的事，都团结不起来。说好听点是一个成熟社会，说难听点就是走到头了。所以它的财政政策，就只剩下给大家发钱这点功能。
观察者网：美国的1.9万亿刺激计划，也让人联想到中国当年的4万亿？现在看来，4万亿对中国经济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姚洋：所以我一直在说，不能把4万亿污名化。我们当时搞经济刺激，是完全正确的。2009年，全世界经济都是负增长，中国2009年出口一度下降了20%多，因为国外的需求都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009年的GDP增长速度还是很不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搞了投资，我们的内部需求恢复得很好。
有些人批评4万亿，主要是说4万亿弄出来很多债务。其实4万亿本身不是多大的债务，只不过它给地方上开了个口子。地方政府开始大量举债，很多都是无抵押的债务，比如城投债，还有一些衍生出来的非正规债务，如PPP，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明股实债，都变成了政府的债务。这是我们管理上确实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乱举债是有问题，但你不能怪罪到4万亿。没有4万亿，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中国对美国迎头赶上，就是发生在过去10年里面。08年中国的GDP总量不到美国的30%，去年我们已经达到美国的70%，10多年的时间我们翻了一番多，这个成就还是要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