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吕后薨逝，诸吕被灭之后，代王刘恒被选为皇帝，继承大统，是为汉文帝。文帝刘恒是刘邦的庶子，加上汉初所立的各刘姓诸侯王经过两三代的传承与更迭，其与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疏离。所以，各诸侯王从心理上都不怎么顺服文帝，文帝的地位也就不是很巩固。比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就分别在文帝三年和六年的时候起兵谋反。虽然，当时这些叛乱都被镇压了，但是，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
于是，到了景帝时期，晁错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这样一来，就损害了各诸侯的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景帝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各诸侯的怒火，然而，事态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那样发展。虽然，晁错被诛，但是各诸侯依旧举兵西进，景帝没办法，只能派周亚夫平乱。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叛乱就被平息了。在这个过程中，景帝与晁错有哪些地方做得有些欠妥呢？
首先，汉景帝在思想上准备不足。当时，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势必要损害到各诸侯的利益。所以，他们举兵反叛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假如杀了晁错，真的能平息诸侯们的叛乱，这样一来，那不还是回到原点了吗？其结果就是，不仅损失了晁错这个自家臣，而且，在各诸侯们的眼里，景帝是软弱可欺的，因此，反叛早晚还得发生。所谓：故能使人弹疽者，必其忍痛者也。想要有所建设，必定要先打破点儿什么。为了得到一个较好的结果，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总是难免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景帝看得不够长远。
其次，晁错的削藩策有点儿激进了。削弱各诸侯的势力，虽然是事所必然，但是，可以通过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进行。就像后来武帝时期的主父偃上书实行“推恩令”一样，不知不觉间，就把各诸侯的势力削弱了。其实，推恩令的思想早在文帝时期，贾谊就提出来了，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只不过，到了武帝时期，才将这个思想大力施行了而已。
话又说回来，难道在景帝时期实行“润物细无声”的策略就一定能够平安过渡而无叛乱发生吗？鄙人以为，不一定。政治局势的变化，势必要打破一个旧平衡点，然后过渡到另一个新的平衡点。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一些痛楚是很正常的。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鄙人认为，当时的叛乱很难避免。后来的推恩令之所以很成功，那是在这次大叛乱被平定的基础上，形成了其推行的政治环境。故而，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