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这句话提到了两位响当当的历史人物——为周朝兴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周公，以及篡位灭掉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
后来历代王朝中手握大权的权臣们，通常都被类比为周公或王莽，而区别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如果有人敢于僭越皇权，那就会被万人唾骂，成为王莽之流；如果有人能掌握分寸，不越雷池一步，安分守己，那就是万古流芳的周公。
功臣良将与乱臣贼子，中间往往只隔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对于历史人物来讲，人生到底是走向悲剧还是喜剧，往往也只在一念之间。
对于王莽来说，他本来能够在西汉的废墟上重建秩序，廓清寰宇，只可惜用力过猛，一溃千里，本着一颗“改革”之心，却办了既得罪地主，又得罪农民的坏事。这段对于历史和现代人的启示又是什么呢？
一、西汉王朝的败象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逃脱不了“300年”的寿命大限。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外敌入侵等外部因素，历史学家们更愿意把最为关键的原因归结于这些王朝内部的重重矛盾，也就是那些最终导致它们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
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王朝，最根本的命门在哪里呢？一是土地，二是人口。
西汉的中后期，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土地兼并。这是每个王朝都始终无法克服的顽疾。在一个王朝天下初定之际，整个国家因为刚刚被整体洗牌，新的统治阶层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土地，进行了一番重新分配。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太效应”日益凸显，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有者兼并土地，连田阡陌，而贫穷者则穷困潦倒，最后身无立锥之地。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说得都是这种情况。于是，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的形势愈加严峻。
而在农业社会，人口是与土地牢牢绑定在一起的。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四处流散，成为流民，要么便成为豪强地主们的佃农，靠出卖劳动力过活。
这就给王朝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流民因无法过活便揭竿而起，啸聚山林，意图做“刘邦第二”，争夺天下，进行又一次土地大洗牌；二是流民成为地主们的附庸，从此失去了成为税收征收对象的资格，国家由此能直接收取的税收也锐减了。
以上两种现象愈演愈烈，结果就造成国家积贫积弱，如果听任其发展，最终就将走向万劫不复。
而不幸的是，西汉王朝还出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好战分子——汉武帝。
反击匈奴固然很有必要，但他的做法却显得太穷兵黩武了。在花费数十年时间，穷尽了西汉国力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伐之后，他最终让西汉国内经济走向衰退，进而民生凋敝。
因此，即便没有王莽的改革，西汉也已经进入倒计时，后来虽有“孝宣中兴”，可症结并未就此消除。
后来的王莽的改革，正是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王莽的改革却使王朝的败象愈演愈烈，以致迅速积重难返。
二、王莽改革的失误
西汉王朝的衰落，让王莽这样一位改革家脱颖而出。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先为皇后，后为皇太后。得益于这种先天政治优势，王莽很快进入到西汉王朝核心管理层。
在这里，他深刻认识到西汉王朝的两大症结所在，即刚才所说的土地和人口。
因此，他接下来的改革措施，也主要围绕这两大关键要素展开。
首先，是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王莽推行了“王田”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也就是所有土地都要收归国有；
其次，是还农民以“自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失去土地的流民，不管在哪个地主家里讨生活，也都是皇帝的子民，不是地主的私人奴婢。
王莽的这两项改革举措，极富现代气息，因此他也常常被戏称为“穿越者”。
但是，这些改革却在实践中被冷峻的现实碰得稀里哗啦，最终不得不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
第一，围绕土地和人口进行的改革，直接触动了权贵们的利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遭到了地主们的集体反对。
第二，在土地和人口之外，王莽还试图通过“国有”的方式控制商业，与民争利，不得人心。
第三，王莽个人极富理想主义，追求复古，他认为“三皇五帝”和西周时期的什么都好，所以将现有体制乱改一通，但这些想法也严重脱离实际，受到了地主官僚集团的集体抵制。
第四，王莽改革，看似照顾到了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要解放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做自给自足的自耕农。
但殊不知，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做一个自耕农，比当一个地主的奴才还要痛苦。
在当时的农民看来，成为地主家的奴婢，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却能够获得相对的稳定的收入，有吃有喝有穿有住，这可要比天天在土里刨食的日子要好得多。而要做个自耕农，不但要直接受层层官府的盘剥，而且一旦闹个蝗灾水灾，就要面临彻底破产、颗粒无收的悲催命运。
因此，虽然王莽的想法很好，非常有现代色彩，但他同时得罪了地主和农民，无异于逆水行舟、反潮流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