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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出口的情感:自恋性移情和防御的案例研究

作者 Nicole Kirman, Ph.D.

编译 杨光

原文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发表于(2004). Modern Psychoanalysis, 29(2):2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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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需要将分析师体验为好的客体,而成功地这样做的来访者,又会害怕因为将自己的愤怒和负性的情感朝向分析师而失去这种体验。本文探讨了四名来访者是如何体验和了解,她们对精神分析师的愤怒情绪的。作者讨论了自恋性移情和自恋性防御,并解释了其中两位来访者是如何逐渐从自恋性移情转变为客体移情的。

1.

理论背景

现代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了攻击驱力失控对心理的影响上。当一些人表现出过度的或不受控制的外在攻击时,另一些人则表现出内在的攻击。Spotnitz(1976, 2004)已经详细地描写了分析师处理这些问题的必要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分析中表现出来的负性移情和负性移情阻抗。现代精神分析师在他们的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负性移情可能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以语言、体验和感受中的多种负性移情的表现方式。

本文将仔细观察一些来访者展现出来的阻抗,这些阻抗往往会被各种因素掩盖过去,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太过于平淡了。那些倾向于将攻击指向自己的来访者,那些非常习惯于自我批评和自我攻击的来访者,会因为各种原因避免经历和表达负性移情的感受。这种阻抗的一个常见动机是害怕来自分析师的报复。现代精神分析已经强调了来访者的恐惧的重要性,即他自己的攻击可能会摧毁他所需要的分析师(保护客体的阻抗)。

我将着重讨论一种更为微妙的阻抗,一种与来访者和客体的联系本质有关的阻抗。也就是说,那些需要将精神分析师体验为良好客体的,并且成功地这样做的来访者,可能会因为害怕失去这种体验,因而压抑体验他们自己的愤怒,或任何朝向精神分析师的负面感觉。任何这样的负面感觉都会威胁或打破来访者与精神分析师之间的积极链接,因为来访者的愤怒会从他的精神世界中赶走精神分析师的内在形象,这会使来访者感到丧失,孤独和失落。

我治疗过的几位来访者都表现出一种相当普遍的防御机制,她们都不愿了解自己的攻击性情感——她们似乎陷入了积极的自恋性移情带来的阻抗之中。然而,当这些来访者后来能够“说出她们想要说的内容”时,她们对自己曾经压抑的感受给出了类似的描述。我们必须记住,一旦这些来访者解决了与之相关的阻抗,她们就能够用语言描述和解释他们的经历了。换句话说,当她们生活在防御中时,她们无法意识到,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防御给见诸行动。

2.

案例片段:D太太

D太太是对这一现象的特别好的例证,因为她用了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以一种清晰的表现方式概括了自恋性移情的各个阶段。

D太太来找我,是因为一件悲惨的事情把她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使她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有时甚至会有自我毁灭与自杀的倾向。她几乎丧失了正常生活的功能,精神分析成了她唯一可以谈论自己感受和担忧的地方。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她觉得自己必须掩饰住绝望,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努力应对生活。但最重要的是,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发现自己完全处在一种感情的支配之下,而这种感情是她以为这一生都可以忽略或否认的。

通过分析,D太太发现她可以表达憎恨、绝望、想伤害或杀人的情感了,并且拥有了一大堆她以前被压抑和禁止的感情。她也发现了自己对关系链接的巨大需求。因为精神分析的沙发是她唯一可以表达她所有痛苦和困惑的地方,因此咨询室成了一个对她来说价值非凡的地方。

起初,D太太陷入了一段毫无目的的状态,我觉得我已经不存在了,或者不如说我和房间里的墙壁、窗户和沙发是一样的存在。我是这个地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里她可以倾诉她的痛苦,处理她经历的所有不好的感觉,因为她在此地之外都必须隐藏自己的感受。我接受了我的位置。她和我唯一的联系就是会问我她还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多久。

过了一段时间,D太太的移情变得非常强烈。以致于后来,我们的分析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这种自恋性移情的状态下,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以至于当她联系我时,我似乎总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或回应,而她总是会把我的话当成珍馐美味。

D太太不仅会听我的话语,更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她和我有着强烈的共生关系。她是这样描述她的经历的:晚上,在她睡着之前,我的形象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可以通过她在她房间里发现我的位置来判断那一刻她和我之间的链接强度。当她觉得离我最近的时候,我就在她身边,贴着她的脸。或者当她对我有些失望的时候,我会在她房间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出现。她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这个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画面:她无法把我移到另一个更符合她意愿的地方。

D太太在两种情况之间摇摆不定:一种情况下,她想独处,另一种情况下,她因为完全没有链接感而痛苦和绝望。她想一个人呆着,因为与任何与他人的链接都感觉像是一种强加上来的关系,让她不能做她自己,也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她会感觉自己不得不完全屈从于另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另一方面,独自一人又会变非常很恐怖。

在分析中,她发现当她无法忍受孤独时,也就是当“恶魔”侵袭她,使她有自残冲动时,她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我。她感到很害怕,于是就拨通了我的号码,但后来她透露说,她其实不想让我接电话,她只想听到我在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当时我们之间的接触非常可控,而且很少。与一个真实的客体接触,对她脆弱的自我而言太危险了。我的声音让人安心,但并不构成威胁。之后好几年过去了,当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她似乎有一种雷达,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当来访者刚离开的时候,或者我刚走进办公室,或者我刚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就会打电话给我,正好能及时找到我。

这种快乐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在此期间,D太太正在重新塑造自己,逐渐意识到,并接受她的毁灭性冲动,熟悉她的“恶魔”,接受那些痛苦的往事,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大。最终,我失去了属于她的完美感,她开始温和地指责我,直到一次我做了“错误”的事情。在我督促她长大的过程中,她经历了我的干预。我的干预似乎不是时候,至少看起来时机不够恰当。

在之后的访谈上,D夫人宣布:

我感觉我解决了一些问题,我已经向前看了,感觉好多了。我意识到我已经不生你的气了。你回来了——并没有靠得太近,但是过去的你回来了...我不喜欢这样,不喜欢对你生气。这感觉很不舒服,很可怕。当我生气的时候,我觉得我像是做错了什么,那是非常错误的事情,就像一种罪恶。感觉对你生气是这个世界所不允许的事情。结果就搞得自己跟自己对着干。我觉得我错了。

这是自恋性防御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种防御中,愤怒被认为是糟糕且危险的情绪,以至于它被用来对抗自身,以愤怒压抑愤怒。来访者接着说,“我也会感到与外面的世界脱节了。我得不到任何安慰。我被孤立,孤独,寂寞。这种感觉让我无法忍受。”几次访谈之后,她补充道:我现在觉得自己在打一场仗。我非常生气。我太生气了,感觉你正在离我而去,我的心仿佛迷失在了滚滚洪水中,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愤怒似乎会触发某种熔断机制,它是如此的强大,它会瞬间切断所有的关系链接。”

3.

案例片段:R太太

这种“因愤怒而引发的关系切割”的状态似乎与R夫人描述的现象也很相似。R夫人是一位害羞、不爱交际的女性,在开始分析时,她很难开口说话。由于严重的抑郁症,她开始了她的分析,尽管在开始时她只能以一种非常有限的方式进行分析工作。最终,她能够说话了,并产生了强烈的自恋倾向。尽管这些年来她逐渐成长,变得更加自信,但她对我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她对我一直都只有正向的感觉。

每当她在访谈过程中变得安静时,我就怀疑一定是有什么负性反应发生了。当我们偶尔探究一些负性影响的可能性时,她就会全然否认自己有任何负性反应。最后,经过多年的治疗,我才知道,在访谈中我曾说过一些让她非常难过和生气的话。在这次访谈中,R夫人没有说任何可以透露她的精神状态的话。她在访谈结束时很安静——在我令人不安的发言后不久,访谈就结束了。这对这位来访者来说并不罕见。直到下一次访谈时,她才透露了自己的当时的反应,并解释了她的经历:在前一次访谈中,我说了一些激怒她的话(我们现在都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她感觉自己封闭起来了,整个人都变得很淡漠。

她突然间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产生了很远的距离。但直到她离开咨询室,她才意识到她是在生气。她还意识到,我对她已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我对她是那么熟悉,她也总是把我记在心里,她总是觉得可以向我寻求情感方面的帮助,而我对她又是那么耐心。曾经她对我非常感激,而突然间她觉得和我完全失去了链接。她把我从她的情感意识中排除了出来。就像她说的那样:“我感觉好像把你从我的脑海中驱逐出去了。不再有一个始终陪伴着我的存在,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片空虚。”她把我从她心里赶走了,甚至还考虑过立即结束这段分析性关系,从而把我从她的生活中驱逐出去。但她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想法,没有立即见诸行动。

4.

讨论

就像在D夫人在案例中一样,愤怒导致了情感链接的切断。两位来访者都处于一种舒适的自恋性移情状态中,当分析师进行了矛盾的干预,激起了愤怒时,自恋而幸福的状态就中断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这位分析师第一次做出一些干预,因此这些来访者可能已经有过多次情感失控的体验了,但这是第一次,每个来访者都允许自己的愤怒反应表现出来,并且承担其全部后果。这表明这些来访者开始愿意体验和接受这些负性的感觉了。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些由来访者的愤怒所引发的防御,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客体变成坏客体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它似乎更像是一个好的客体或根本不存在客体,也就是说,是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中完全的撤回。然而,这似乎与精神病患者的退缩和分裂不是同一种机制——在这里,来访者感觉到的是孤独,就像在处在虚空中,只有非常有限的能量可以进行投注。但是这种状态下,来访者的心灵不会受到攻击,因为没有分裂或与现实脱节的症状产生。相反,攻击性其实被削弱了,来访者有一种丧失和失落的感觉,因为内在形象的丧失,让来访者失去了她自我的一部分。

似乎被切断的,是最初将婴儿与母亲链接在一起的原始纽带,它现在又重新出现在自恋性移情之中了。Spotnitz和Meadow(1976)描述了这种强大的链接:

前语言期障碍患者的心理对他人有一种强烈的力比多依恋,以及对他人所能提供的温暖和亲密的强烈渴望。这是一个人在生命第一年中期待的那种亲密——被抱着,被带着,被摇着,被逗着,总的来说,被亲密的抚慰着。正是这些渴望在自恋性移情中被重新激活了。

D太太把这个精神分析师看作是她自己的一部分,一个好的部分,一个好的客体,因此D太太也是好的。但她的善良依赖于优秀的分析师形象。这种与好的客体的链接,也像生命线一样,为来访者提供舒适和安全感,保护来访者免受可怕焦虑的折磨。有了这种链接,她才觉得自己能够成长。没有这样的完美链接,来访者就会感到“孤独”和“孤立”,这对于依赖着这个内在形象的自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当自恋破灭发生时,(通常在分析中有一个点它确实发生了)当来访者经历了精神分析师的某些误解时,可能会有以下几种后果:1.来访者发现伤害太大,无法弥补,于是离开了精神分析师。2.来访者通过自我攻击、合理化或其他方式来保护客体,以维持正向移情。3.来访者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向分析师说出实情,明确表达自己的情感,并继续进行分析。

5.

案例片段:P女士

P女士是第一种可能性的绝佳例证——在危机时刻,她感到自己被前任分析师“抛弃”了,于是她就跟随破坏性冲动见诸行动了,离开了分析师。

在回顾那段时间时,她并没有表现出要切断她与前精神分析师的思想领域的链接,可能是因为见诸行动取代了断裂的感觉。但几年后,在对这件事进行了更多分析后,她推测:

这是一个问题,她不再是我所认为的那个人了——我需要她仍然是那个我所以为的人,即使这意味着我的分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让她成为一个虽然带给我一些失望,但仍然是我所认为的那个人,总比成为另一个混日子的,有缺陷的人要好。

P女士显然处于一种退行的状态,不能容忍客体关系中产生的一些感觉,比如失望的感觉。她也无法意识到到这种感觉在关系中是不可避免的。这位来访者离开了她的精神分析师,希望能找到一个永远不会给她这些失望感的客体。P女士与一位无所不能的分析师处于一种自恋的移情状态中,她需要这种状态维持更长的时间,才能容忍承认她的分析师的缺憾。她宁愿离开(外部的)分析师和分析工作,也不愿改变她内在的那个分析师的全知全能的形象,那是她当时无法放弃的形象。

6.

案例片段:A女士

第四名来访者A女士是第二种可能性的一个例子,她回避对分析师的攻击体验,以维持关系。

A女士与我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分析工作。她最初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是一个情绪低落、有自杀倾向和冲动的年轻女性,充满了痛苦和愤怒。多年来,她经常把自己的负面情绪用行动来表现,但最终还是学会了用语言来表达。最近,她透露,现在她不想对我有任何负面的感觉,因为当她感受到这些指向我的负面感觉时,她会看到自己“没有任何固定的飘到空中去了”,或者只是“迷失在空中”。她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她的愤怒切断了她与我的所有链接,而这就会导致她,迷失在空中的感觉。对这位来访者来说,此时此刻,她与我的关系链接让她能够脚踏实地。

7.

讨论

在这两种情况下,拥有和感受对分析师的愤怒的后果,都是与自恋性移情下,与客体的融合体验的过早中断。因此这些来访者就会使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工具来保护自己的内在形象并维持情感纽带。而现代分析师的角色就是帮助他们维护好这些,直到他们做好抛弃它们的准备。

在这种自恋性移情状态中,就像Goldberg(1995)所描述的那样,仿佛来访者“处在一个温暖的浴池中……因此,他/她的身体和外物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后两名来访者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更客观的分析阶段之中。她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成长,而自恋性移情能给予她们所需的时间。

然而,事实证明,前两位来访者(D夫人和R夫人)代表了第三种可能性。她们准备离开这种融合的自恋状态,进入客体世界。对她们来说,排除内化的分析师形象是走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第一步。

即使是迈出这第一步也耗费了一段时间来进行演变。D夫人在经历了与我关系断裂之后的那次访谈中充满了对这件事的反应,她来来回回的抱怨,一会对我感到生气,一会又没有对我生气,感觉被切断了,又感觉重新链接起来了。很明显,她正在努力克服那“错误”干预的影响:

说到挫折……我感到自己与外界隔绝了……但这种感觉并不糟糕。我只是没有想到过你。我以前每晚睡觉前都会想起你。但我不会再那样做了。昨天晚上是周日(那是她对链接的需求变得最强烈也是最恐惧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没想起你。我感觉自己已经独立了,就像一个突然不需要母亲的孩子。我知道我和你一起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她的个性化也在对客体关系的渴望和对分析关系局限性的不满中显露了出来。她多次对我说:

来访者:挫败感来自于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没有让我满意。

分析师:我该说些什么?

来访者:你不会说我在分析中很努力,表现出色,现在干得也不错吧。我似乎是需要你的批准或确认。为什么?为什么?只是现在,我希望你对我说的话和之前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不是两分钟前的我了。我想听的是——我说不出来——太丢人了。我的理智不允许我这样讲话。我想听的是你说你爱我,听你说我很特别。

D太太现在显然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客体,一个她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东西、一些爱和认可的人。事实上,在把她的要求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她就像一个青少年一样,放弃了最初的目标,在这个世界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客体:她清晰的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丈夫时的特殊感觉。然后她意识到,她想再次体验那种感觉。她想找个人一起去度假,一起吃饭,一起做爱。这是她第一次认真考虑想要另一个伴侣的可能性。她放弃了我,这个令人沮丧,无法满足的客体,转向了潜在的,真正的满足。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R夫人身上,她对我的愤怒切断了她与我的链接。后来她说,她推迟了是继续分析还是离开的决定。随着下一次访谈的临近,R太太感到“异常强烈”和“独立”,所以她决定来进行这个访谈,和我谈谈。在访谈过程中,正如她自己解释的那样,我感觉R夫人确实更强大了,因为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感情,充满了自信。她同意继续进行分析。几次访谈之后,她透露自己已经接受了我的缺点,并即将原谅我,于是我又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但是换了一种方式:不像以前那么必要了。她还说,她不再感到抑郁了,这并不罕见,因为她确实也有一段时间是不抑郁的,但是,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不再感到强烈自我批评了。她真正经历了变化。

几个月后,R太太报告了另外一种变化,她将其也归因于这一事件中。她一生都觉得自己的行动受限。没有别人的允许或鼓励,她不能随意做任何事情。这并不是说她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只是她感觉到一种压抑,一种对所有冲动的抑制,这导致她只能做“别人同意的”事情。但是现在,她觉得这种抑制已经消失了,她能够出于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了。她为这一进展感到高兴,并确信这种抑制的释放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拥有所有的情感,包括愤怒的感觉,R太太不得不忍受带来的孤立体验。这使R太太的性格发生了一些主要的变化:它解除了她的一些自我批评倾向,消融了她的抑郁带来了的最后打击,也永久地解除了她的自我压抑。

通过允许自己发怒,即使这意味着要将分析师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逐出来,会让自己孤独,至少是暂时的孤独,D夫人和R夫人都完成了向成熟和客体关系前进的重要步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每个人的都会经历的任务,为了成长,个性化,并立足于自己的双脚,必须愿意容忍自恋性链接的丧失,并接受客体的差异性。在分析中,这需要从自恋性移情过度到客体移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次退行到自恋性移情中。来访者将在这两种移情之间来回切换,直到能够建立安全而稳定的客体关系。

8.

自恋性移情

这四个来访者的共同点是她们都处于一种自恋性移情中,她们觉得精神分析师和她们没有分别,是她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与婴儿心理发展的前语言阶段相对应,在这个阶段,婴儿不区分自我和客体,也无法进行明确的区分。正如Margolis(1981)所描述的那样:

对于保持了早期自恋时期的,自我和客体形象之间的混淆的来访者来说,他会将自己和精神分析师混淆在一起,来证明精神分析师对他的重要性。

现代分析师鼓励这种退行,这样来访者就可以回到当下,回到恋母情结之前的固着和冲突之中,而这一次,他们有机会把这些冲突用语言表达出来。无论移情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这都能让来访者发展和成长。作为现代分析师,我们要考虑到引出负性移情的重要性[cf。Spotnitz (1976, 2004), Epstein (1999), Kirman (1986), Liegner (1980), Meadow(1996)]。

也许我们一直没有充分强调正性自恋移情的强大影响。在融合的移情状态中,来访者会将他/她需要的所有特质都投射给分析师,以便增长和整合那些为了成长所需要的特质。正如Spotnitz和Meadow(1976)所言:“合一的和谐感是一种治疗的感受,而孤独的,孤立的状态,仅仅是一种防御和保护”。

然而,正性自恋移情,以及在来访者和精神分析师之间建立的链接,本身就会成为一种让人难以放弃的快乐来源。Spotnitz和Meadow解释说:

当一个正性自恋依恋形成时,我们就已经看到,来访者会寻求精神分析师的批准,并且只有在很大的困难下才会才放弃对正性依恋的享受。在这段时期之前,自我和主要客体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因为所有良好的感觉都来自于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共生关系。

Margolis(1981)也认为这种快乐是分析阻抗的根源:

当融合的自恋性移情获得充分了的发展时,来访者就会体验到与客体(分析师)融合的舒适的同一感,然后他就会极力抵抗任何改变以求维持这种愉快的体验。

既然自恋性移情可以是这样令人愉快的状态,那么来访者为了从自恋性移情转向更面向客体的移情,往往会需要与分析师度过一个不和谐的、令人不快的体验。前两位来访者D太太和R太太便是如此。

然而,另外两个来访者,P女士和A女士,则找到了避免离开自恋性移情的方法。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除了它的愉悦之外,有些来访者很难放弃自恋性移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于那些更加退行、自我意识更加薄弱的来访者来说,放弃这种共生关系是无法忍受的。就像没有母亲的照顾和支持就无法生存的婴儿一样,这些来访者经历了失去精神分析师带来的威胁感,和无法忍受的焦虑。这也代表了自我的枯竭。来访者自己的一部分,从分析师那里内射的那一部分,也会被逐出她的内在世界。

9.

自恋性防御

这些来访者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她们一开始都有强大的自恋性防御,也就是说,为了保护被攻击的客体不受她们破坏性冲动的影响,她们宁愿攻击自己或自己的思想,或做出自我毁坏的行为。自恋性防御的产生是无意识的:


  1. 客体对个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的丧失会带来无助感、依赖感和难以忍受的焦虑。来访者对分离的恐惧似乎超越了“分离焦虑”,或者说它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指向生命的丧失的原始焦虑。个人面临着她所认为的,根本无法忍受的,完全的孤立和孤独。

  2. 负性的、攻击性的感觉被来访者认为太过危险,因为它们会威胁到关系。对这些来访者来说,愤怒,也许是因为它太强烈了,也许是因为它被压抑了太久,但无论如何,它们只能被当作是完全有害和致命的体验。


在任何情况下,当愤怒被允许上升到表面时,它都必须消除,驱逐,杀死客体。

必须强调的是,被保护的客体是内部客体。正如D夫人所说:“你是我的创造物。我创造了你。你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脑海里。”

A女士明确表示她不想有任何负面情绪,而P女士则离开了原来的分析师,她们仍在自恋性防御的影响下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实施了防御:A女士自觉的维持与分析师的关系,而P女士则结束了她的分析关系。

如果说P女士通过离开分析师而保留了她与客体的链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我们能区分内在客体和外在客体,那就完全说得通了。P女士牺牲了她与外部客体(分析师)的关系,以保持她所需要的内在客体。她离开分析师的部分原因是报复行为,但主要是为了保持对这位分析师全能幻想。许多处于前俄狄浦斯期退行的来访者,宁愿相信精神分析师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拒绝为来访者的利益使用他或她的全知全能,也不愿相信精神分析师毕竟是一个脚上沾着泥土的凡人。

尽管P女士和A女士都需要维持这种自恋关系,但她们都在努力克制对客体的攻击性冲动。在P女士的案例中,一些破坏性的冲动被见诸行动,于是分析关系就结束了。然而,P女士表示,她一直在内心深处想着,并希望有一天她能回到她的老分析师身边,与之和解——这表明即使在结束分析之后,一些力比多的链接依然存在。

在A女士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推测她的破坏性冲动仍然过于强大而无法控制,或者她的自我意识仍然太弱。结果,她害怕过于接近会激起这些攻击性的冲动,被迫诉诸自恋性防御,以保护她与精神分析师的链接。这是对来访者的损害,因为她在无意识地限制她接近真实的自己。

相反,前面描述的两个来访者,D夫人和R夫人,则阐明了当来访者放弃自恋性防御时会发生什么。为了解决阻抗已经进行过的许多工作,会使来访者做好准备迎接这一成就。而且,就像任何精神变化一样,它不是突然发生,也并非直接以最终形式出现的。在一段时间内,退步和进展,来回移动的游戏会反复发生,并将这些变化逐渐融入人格中。

然而,这两个来访者都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个体放弃自恋性防御的那一刻,当一些攻击被释放并转向分析师的时候发生的改变。在愤怒感能够被体验之前,攻击性的冲动已经产生了影响:精神分析师的内部意象已经被消灭,被清除,从来访者的思想中被驱逐出去了,因此与精神分析师的情感链接也被切断了。此时来访者就只能靠自己了。隐藏在驱逐分析师意象背后的无意识冲动,显然是毁灭的愿望。那个内在的分析师已经被杀死了。

因为,不像P女士和A女士,这两名来访者都经历了这种痛苦,但不是无法忍受的状态,她们能够容受这些情感,并最终感受和表达了愤怒,然后回到分析师那里,说出之前无法说出的想法。也就是说,把她们此刻所怀有的负性情绪和想法都用语言表达了出来。结果,来访者和分析师的关系得到了更新,获得了不同的基础。两名来访者都谈到了一个独立性的成长,通过认识到分析师可能与她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她们步入了客体关系的世界。

对D太太和R太太来说,这都是巨大的飞跃。她们从抑郁中解脱出来,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开始对从世界上获得精神分析师所无法提供的满足和精彩感兴趣。对她们来说,精神分析师的意象从她们的精神生活中被驱逐的现象带来了非常积极的结果。

参考文献见原文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2004). Modern Psychoanalysis, 29(2):2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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