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提出重建，是因为当前的人文学术价值标准相当混乱，甚至说已经有崩溃的趋势。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在当下学术界，我们很难判别一部(篇)学术成果的高下品质，以及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准。一般来说，人文学科评价虽然不像理工科那么明确，但在学术界内部，基本标准还是很清晰的。然而现在却是相当混乱。说起来，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很多。就学术成果而论，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奖励和项目评审，以及各种期刊、出版社的级别等；针对学者也有各种人才称号和奖励等。然而，评价机制虽多，结果却越来越让人困惑。比如，一些在高规格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或者获得高等级政府奖项的成果，实际水平价值却难以让人信服；一些学者获得了许多重大项目、称号繁多，但学术同行却并不是很认可。反过来，一些学者可能成果不多，文章发表的期刊规格或许不高，也没有获得政府奖励和大项目的支持，但在学界的口碑却很好……学术界内部与外在的管理体制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导致近年来的学术评价几乎难有标准可循，即使你身在学术界当中，要弄清楚究竟何为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和杰出学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前沿变得模糊。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在学术前沿非常清晰的状况下，学科的进展、不足、发展前景才能充分为人们所认知，学科也才可能有良性的发展，但是，近年来，学科的前沿性变得非常模糊。仔细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都以高速度闷着头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关注别人在做什么，更不愿意花精力去梳理学术进展情况，无暇顾及研究的前沿动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科研评价标准不重视综述成果，认为其创新价值低于一般论文——尽管大家都知道，这项工作需要查找大量资料，费时多，成果也出得慢。因此，愿意做研究综述方面工作的学者极少，更缺乏高质量的成果。这不是个别学科现象，而是很普遍地存在。以笔者所在的文学研究为例。这一学科属于人数比较多、研究领域也比较广的，每年的成果相当多，非常需要认真细致的综述研究，才能了解学术研究的前沿和创新。但事实上是各类研究综述文章越来越少，扎实认真之作更为少见。对学科前沿的判断，几乎很难有科学实证依据，而是完全要凭个人的感觉。
之所以学术评价出现这么大的问题，首先与现行学术体制，以及在体制激励下的急功近利学风有关。当前大的学术环境是鼓励学术“大跃进”，片面的量化要求，大规模的工程效应，以及机械而琐碎的晋升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学者们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其中，更有为数不少的推波助澜者。受此风气感染，许多学者都以数量为首要目标，不愿意投入精力去做细致扎实的基础工作，更无暇去关注其他人的研究情况。更有一些青年学者，抱着急于成名的愿望，只想通过种种方法走捷径，其结果是学术风气越来越差，学术环境更加混乱。现行的评价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政府奖励，学术外的因素太多；包括被列入学术评价重要标准的某些期刊、学术文摘选刊，运作方式也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学术评价机制或者说权力机构已经严重缺乏规范性和公信力，进一步推动了学术评价标准的无序状况。
其次，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风气也有重要关联。最典型是对“创新”的误导。当前学术研究貌似特别重视创新，包括本科生答辩时也要问一下“你的论文有什么创新？”创新当然重要，但是，我们更应该了解什么是创新，如何才能创新。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了解学术动态和前沿，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是新的，才能够超越前人。所谓“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很多人根本不重视学术的累积和总结，大家都自说自话，自我标榜，都宣称自己的成果是创新的，是开拓性的。其实，其中很多成果并没有真正的创新。创新并非易事，不是换了一个概念、用了一个新理论就创新了，只有这些理论和方法确实带来了新视野和新观点，突破了前人，才能算有创新。以笔者比较熟悉的鲁迅研究为例。鲁迅研究界近年来真正突破性的成果不多，其实并不是这一领域没有开拓空间了，而是鲁迅研究的前人研究成果太多，要有创新研究，首先就要充分了解前人的成果。但是，面对汗牛充栋的前人著作，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显然很难符合时代的量化要求。于是，学者们很难全方位地在整体上实现研究上的突破，更多只能依靠取巧的手段，运用一些新理论，或借鉴一些新方法，对某些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许可能在局部上实现了创新，但却很难推进鲁迅研究界的整体发展。事实上，还有部分研究，表面上理论新颖，富丽堂皇，剥开来看却丝毫没有脱出前人的窠臼，只是在“炒剩饭”而已。这一情况不只是存在于哪个具体领域，而是普遍地存在，个别领域情况更为严重。
所以，应该认识到“学术创新”是一项很严肃的高质量学术标准，应该郑重，不要轻易和轻率地对待。特别是对大学本科生，根本就不应该强制要求他们写作论文(虽然可以鼓励优秀学生往学术创新和论文写作方面发展)，更何谈“创新”要求？包括对硕士论文也是这样。因为本科和硕士阶段都属于学术基础和起步阶段，学生们最重要的是做好基本的学术积累，了解学术动态，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这些是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积累，也是以后做创新研究的重要准备。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博士阶段及以后的工作才是最需要强调创新的，能否具有创新能力以及是否具有持续创新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之前的基础积累。这与人文学术的特点有关，人文学术特别需要积淀，需要了解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推进，才能有真正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一般的成果鉴定，也要慎用“学术创新”，将这一判断建立在切实和有效的前提上。这样才能将真正创新的成果凸显出来，让创新实现其实质性意义。
匮乏具有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匮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要求，时代的学术环境必然受到严重影响。首先，它会严重影响学术的高度和学术的推进。因为大家都不关注学术积累，也就难以明白到底什么是创新和优秀的，这对学术的递进发展自然是大的阻滞。而且，学术评价的混乱，甚至让人难以明确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缺乏清晰的学术判断标准，自然难以让真正优秀的成果引领学术发展。近年来，人文各领域的研究成果虽多，但是学术上的真正发展却很有限——我们可以检视各个学科领域，大体无例外。一个典型标志是近年来民国时期的人文学术成果得到高度推崇。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现在很多成果尚没有达到民国时期的学术高度，更谈不上推进和发展了。在距离民国一个世纪之后来检视学术的进展状况，确实让人惭愧和担忧；其次，也是更深刻的影响，是在学术风气方面。它严重而广泛地影响学者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信心，进一步刺激了学术风气的浮躁。当前学术界，学者的生存和研究方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学者或者说大多数学者都是随波逐流，以盲目的或者说是追随浮躁的、表面的价值规范进行学术工作，这是一种情况，也是比较外在地伤害学术发展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反感当前的学术评价环境，于是选择拒绝、疏离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方式其实也会伤害学术和学者们本身。因为这些学者拒绝与现实学术合作，游离在现实学术之外，虽然可能避免受浮躁时风感染，却也可能导致学术视野受到局限，影响其立足学术前沿的能力，更会局限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力。当然，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年轻学者们。从学术成长来说，现行学术评价局限了他们了解和接触优秀学术成果的机会和能力，让他们很难接受到良好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前沿训练。久而久之，他们很容易丧失基本的学术评价能力。他们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什么是好的学术成果，什么是优秀的学者，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学术创新的能力。更主要的是，他们耳濡目染于混乱的学术评价环境，很容易丧失对学术的热爱和尊敬，进而将学术视作一种完全功利性的工具，将学术活动当作追名逐利的场所。这对于学术未来发展的危害是致命和根本性的。
价值标准建设中的几点建议
现行学术体制在管理理念、方法、措施等方面存在很多缺陷，需要大力改进，这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实施，这里不多做空谈。此外，我以为，学术界在价值标准的建设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具体说，我有这么几点建议：
其一，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评价责任。目前的学术评价基本上由管理机构完成，学术界自身的声音很微弱，二者之间也处于比较对立和割裂的状态。我以为，学术界应该在评价中强化自己的存在感，发出建立在真正学术基础上的、具有独立性的声音，在整个学术评价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方面，一些学术大家，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如行业学会、重要期刊等，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尝试，也取得了有意义的成绩，比如思勉原创奖、费孝通学术成就奖等。但影响力和广泛性还远远不够)。特别要强调的是，学术共同体的声音要真正立足于学术，严格遵从学术原则和标准。这是学术界的信心所在，蕴含的是学者对自己事业的尊重，非常需要学者们自律。
其二，要更重视对学术成果的总结，特别是基础性的学术综述写作。前面说过，学术综述耗时多，出成果难，而且也容易被认为缺乏创新意义。但实际上，做好研究综述并不容易，它需要高屋建瓴地针砭问题的关键症结，了解学术前沿，把握学术的发展动向，对写作者要求很高，对学术发展也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学术界应该充分重视这一研究工作。学者们应该花费更多精力去认真做好这一工作，为学界做出示范。同时鼓励、引导学生重视基础和学术积累，不要一味去追求新方法、新观念，而是重视学术的传递和传承。学术期刊则可以重视发表那些有水平的学术综述型文章，特别是约请著名学者撰写那种立足学术前沿、具有学术引领性的文章，进行大力的倡导和肯定。包括学术界的评价，也需要改变观念，给予更多的认可。当前很多学术评价机制看不上学术综述成果，将它看作低人一等。这种偏见一定要消除。只有在大家充分认识其意义、花大力气去做的前提上，才能让大家真正明白学术积累的重要性，进而养成尊重原创的学术风气。如此，学术的层递推进才能完成，学术的发展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其三，坚持人文科学本土化的原则。这一点有很多学者谈到过了，但我以为，学术界对此依然重视不够，或者说，这方面的匮乏依然很严重，值得重申。
表现之一是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过于西方化。近年来，人文学科研究评价上受西方影响很大，如在学科规范上，就有对量化、影响因子等的强调，对各种格式的规范和要求等；如在研究方法上，也特别崇尚西方理论，似乎只有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研究才是创新研究，一篇文章不引用西方学术大家的言论，似乎就是落伍于时代潮流。客观说，现代西方的学术研究水准确实比我们高，其方法、规范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但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都在国内本土，一些与中国生活和文化密切关联的特色不应该简单去掉，不能简单以西方要求来进行规范和限制。比如量化评价，与中国人文学术的“述而不作”传统就存在尖锐矛盾，将它来简单衡量学术水准显然是有悖于人文学术特征的。再如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基本标准，如重文本细读、重史料、重感悟能力等，对于当前人文研究始终是应该遵循的重要标准。简单舍弃这些规范，一味视西方理论和方法为圭臬，势必对学术研究造成长远伤害。
另一个表现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严重西方化，忽略了与本土生活、本土传统的密切关联。人文学科研究主要针对中国生活和文化，需要有强烈的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如此才可能切中要害，实现对真问题的追问和探询。现在很多学者完全受制于西方学术思维和立场，刻意以方法求新，堆砌学术术语，却忽略最基本的史料积累和文本阅读。从文学学科说，典型如对文学作品本质的认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文学既是时代产物，更是个人产物。但是，近年来的文学研究却严重西方化。1990年代曾经盛行过“个人化”观念，就是认为文学史纯粹个人产物，与时代和社会无关。近十几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文学创作完全视为时代和社会的折射，只是作为“民族国家”等理念来阐释，却完全忽略了文学与作家个人的关系，忘记了作家作为文学作品创造者的意义。再如对中国近年来社会生活的认识，许多人不是站在本土立场和历史真实上去考察，而是像西方人一样从抽象的、虚泛的立场上去体认，结果往往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对现实的扭曲。这种背离本土生活与文化的研究，不只是会影响学术自身的品质，而且还会对社会文化产生负面作用，并在根本上严重窒息学术的生命力。
作者 ：贺仲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副主编，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入选2006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现任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来源：原题《人文学术价值标准的重建——以文学研究为中心》，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