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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更应该从心理学角度研究

为什么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迷信行为?

过去几年,发达国家饱受邪教和阴谋论的冲击,已经激发出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充分说明,迷信行为不仅仅源自“贫”和“愚”,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

很多科普工作者,或者反邪教工作者仍然认为,迷信不过是低知识阶层的问题,给他们讲讲科学知识就行。在这里,我举两个身边的例子。

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附体”现象不可不信。他亲眼看到一位死去的长辈附体在表姐身上,通过她向亲属们喊话。这位朋友不仅文化程度高,本身就是电视台的科教节目制片人。

还有一位海归博士,工科专业,回国后出任一家科普杂志主编。我最初一批心理科普文章就发在他的杂志上。没几年他就辞了职,专事传教,每次见面都拉我入教。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导致迷信行为的原因远不只是“没文化”那么简单。然而到目前为止,对迷信现象的研究主要还是从邪教制造者和传播方式入手,缺乏对普遍的迷信心理规律的研究。国内尤其如此,只有一些个案分析,或者反邪教的经验总结,系统研究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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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aidu.com

就国内而言,缺乏此类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个体迷信行为往往不违法,更没有形成邪教组织。国内研究邪教问题的学者要么来自公安系统,要么是宗教学专家。前者主要以案例为素材,只有涉案的迷信行为才会进入视野。后者主要从建制角度研究邪教。这样一来,都会忽视广泛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个体迷信行为。

从邪教治理工作角度来看,社会上大量迷信群体的存在,正是邪教传播的土壤。一个人一旦加入邪教,投入了时间成本,甚至经济成本,再转化他们会非常困难。如果把工作做在平时,提高广大人群的心理素质,减少日常迷信行为,就会事半功倍。

而且在邪教传播过程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并非很清晰。很多基层信徒在迷信行为驱动下,积极主动地投身邪教。

当然,有关部门要掌握政策尺度,把打击重点放到主要的邪教组织者身上。但这样会无形中夸大邪教本身的影响力,仿佛他们的教义里有某些神秘力量,普通人只要接触到,突然就会沦陷。有的宣传工作者甚至形成草木皆兵的心态,以为随便什么人都会被拉下水。

事实上,面对邪教宣传,既有轻信的人群,也有完全不信的人群。在后一个群体里,邪教传播的粗糙教义,还有那些灵异事件,从来就被当成笑话看。到底是哪些心理因素造成这两个群体的区别?一直缺乏深入研究。

在最为相关的反邪教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之外,广大科学工作者不愿意研究这类问题。迷信行为在科学界一向不被认为是严肃的课题,更没有学科归属。在目前学科划分标准非常严格的情况下,迷信现象属于哪个学科呢?不解决学科归属,就意味着科学工作者把精力放到这上面,成果没处发表,也不能用于评职称,无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结果。

结果,研究迷信现象在科学界成了公益事业,只能是个别学者凭自身兴趣来推动。而一旦公益化,也就没有人员、设备和经费方面的保障。

如果不考虑这些功利因素,那么,对迷信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更像是个案调查,似乎不容易总结出普遍规律。学者更倾向研究具有普遍性的课题,而不是某处旧宅是否闹鬼,或者为什么有人会谣传艾滋病人在给公众扎针。

凡此种种,都是迷信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心理学角度的迷信现象研究

科学史上第一次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迷信现象,围绕着十八世纪末出现的麦斯麦术展开。麦斯麦是一名维也纳医生,他声称可以用磁力装置为病人治疗。当时,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科学家调查此事,从物质角度否认了他那种磁力装置的有效性。

然而,在那些被麦斯麦治疗过的病人当中,确实有人有明显的身体反应,甚至被治愈。这样,麦斯麦术就从一种物理现象变成心理现象。从这里引伸出对受暗示性的研究,结论是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更容易接受暗示。

由于心理学在一个世纪后才诞生,所以这并不是由心理学家主持的研究,但却是第一个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到今天,受暗示性仍然是了解迷信心理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初,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就是神经症。不过他很少从病例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更多是从哲学和文化角度进行思辨。

他的徒弟荣格出发到当时的非西方社会,实地研究各种宗教现象,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印度宗教、非洲巫术等等,记录下这些宗教的仪式或者符号。虽然荣格有大量实际研究,但他主要继承神秘学观点,认为这些宗教能唤醒沉睡在意识深处的某些神秘能量。所以,荣格的研究没有被主流心理学所继承,只算是心理学史中的一页。

荣格 图片来源:google.com

在超心理学课题中,有关专家使用了现代仪器,获得一些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上帝区域”。这是人脑颞叶上的一个部位,刺激它所激发的情绪,类似于宗教活动中的体验。这个研究既有可重复性,也有普遍性。但是要注意,宗教情绪的存在不等于宗教信仰对象的存在,只能说这项研究找到了宗教情绪的生理机制。

对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也属于这一类。某些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人称,他们在昏迷中出现异常生动的幻觉,并且,各种文化背景中的“濒死体验”大同小异。后来,科学家用白鼠做实验,证明在心脏停止跳动后,脑的活动水平会有短暂升高,类似于死亡前的挣扎。推断这是濒死体验的生理机制。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感知科学部常年研究“转世”现象,范围多达四十个国家,积累了2000多个案例。这项研究并没有对“转世”现象做明确结论,但是,案例中声称“转世”的几乎都是儿童,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一种特殊的儿童心理现象。

以上这些都属于第二阶段的研究,也就是针对发生在意识领域,并有普遍性的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最近,科学家开始第三阶段的研究。不再关注任何超自然现象本身,直接设计实验去研究迷信心理的产生过程。

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埃普利组织了一项实验,试图证明孤独感会令人更容易接受超自然现象。他们让三组被试分别看《荒岛余生》《沉默的羔羊》和《大联盟》三部电影,诱发孤独、恐惧和欣快情绪。然后,他们给被试出示一些超自然现象记录,有魔鬼、天使等等,让他们评估其可信性。结果,第一组被试明显比后两组更相信它们。这个实验似乎能解释,为什么现实中退休老人更容易陷入迷信活动。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人造鬼”实验。他们设计出一种连动装置,让被试用手操纵一个机械手去触碰自己的后背。当被试熟练掌握这种技能后,心理学家暗中切断操纵系统,让机械手随意触碰被试的后背,被试会被激发出明显的恐惧情绪。

这个实验表明,环境是否“正常”是一种习惯心理。一旦人们习惯的信号被干扰,就会形成“怪异”“惊悚”的感觉。这可能是人们接受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原因之一。

1979年3月,四川出现“耳朵识字”的报导后,4月份中科院心理所就对北京地区出现的“特异功能者”进行实验研究,并将其证伪。这是我国心理学家在第二阶段上对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实例。

2009年,中科院心理所成立行为科学实验室。它对迷信心理进行过第三阶段的研究,也就是直接研究迷信心理本身。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吉祥需求”,以“吉利日期”“吉利数字”为对象,研究消费者究竟愿意为它们支付多少溢价。

除去这些零星研究外,“国际科学探索中心”在成立时,“科学医学与精神健康委员会”是其中一个发起组织,这意味着从迷信心理角度进行的研究成为其工作重点。

不过,目前心理学界这些相关研究都比较分散,还缺乏对迷信心理现象的系统性研究。

应该建立“迷信心理学”

虽然到目前为止,心理学界,包括整个科学界零星有一些针对迷信现象的研究,但总体来说远远不够,特别是很少有人把邪教人群当成一个特殊群体来研究。

反邪教工作有条件收集邪教信徒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轨迹,这是一笔宝贵材料。但是,对这份材料的科学研究还非常不够。目前虽然有一定总结提炼,多是把他们当成普通人,认为是邪教的教义和宣传手法太厉害,才把他们拉下水。

可以思考一下,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区,是接触科学信息更容易,还是接触迷信信息更容易?显然是前者。报刊、图书、广播电视,都在向公众传递科学信息。再思考一下,生活在现代社区里的人,是接触正常人群更容易,还是接触邪教传播者更容易?显然是也前者。我们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正常人。

也就是说,接受邪教宣传的人,是那些对邪教信息更敏感,更主动的人,他们并不是我们。当然,目前的研究也会提示一些外在原因,比如有可能长期患病,有可能生意受挫,家庭解体,或者失业下岗等等。邪教传播者确实会瞄准这些人群下手,但是,所有受过类似创伤的人,绝大多数还是选择正常方式去应对。

因此,我们更应当把邪教信徒当成一个有心理问题的群体去研究。美国心理学界就曾经长期研究一个有美国特色的邪教群体——UFO崇拜者。他们不仅相信外星人存在于身边,而且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绑架。由于反复报案不被受理,进而相信美国政府隐藏外星人的信息。他们互相串连,搞集会,做宣传,要求社会正视他们的“遭遇”。像“天堂之门”这样的邪教组织,正是扎根在美国社会广泛的外星人迷信当中。

天堂之门信徒自杀案件现场

(图片来源:google.com)

自上世纪中叶,这类现象在美国经久不衰。盖洛普民意调查经常以“是否相信外星人存在”为题进行研究,发现民众的相信率呈明显波动性,一段时间升,一段时间降,反复不已。它并不因为科学宣传而根绝,最近又处在上升周期。

荣格晚年生活在美国,也参与这类研究。他认为“飞碟”形象与自己在世界各地收集到的某些宗教符号类似,推测这是某种普遍宗教心理的外化。另有医学家研究外星人绑架案例,认为大多数是“睡眠瘫痪”所导致,也就是人在半梦半醒时的精神恍惚,另外一些来源于吸毒后产生的幻觉。

社会心理学家对此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复魅”现象。某些特定性格的人执着地追求超自然现象,这一些被揭穿,他们就去相信另外一些,乐此不疲。

要注意,所有这些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外星人,而是“为什么有人相信外星人在身边”,是把它当成心理问题来研究。UFO崇拜只是一种特定的现代迷信,但这种研究角度值得借鉴,它是建立完整的“迷信心理学”的前提。

对迷信人群进行研究,首先要从人格心理学入手。从感知、记忆、思维、情绪等方面,分析这些人与正常人群有哪些差别。其次要从发展心理学入手,研究这些差别是怎样在漫长生涯中逐渐形成的。

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完整的“迷信心理学”,从普遍意义上揭示迷信心理规律。而不再是逐案分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然,这项研究的前提是有关迷信群体的资料。在中国,这类资料基本掌握在反邪教机构手里,而不是在心理学家手里。希望由反邪教机构牵头,分析和消化这些资料。

进行这类研究并非开几次研讨会,出几本书就可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稳定的机构。以美国“蓝皮书计划”为例,它成立了专门机构,对1952年到1969年间一万两千多件UFO事件进行研究,分门别类。整个过程据说花费十四亿美元。弗吉尼亚感知科学部对“转世”的调查则持续了四十年。

总之,迷信行为并不因为是迷信,就可以轻易对待。要把它们的前因后果彻底揭示出来,同样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科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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