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迷信行为？
过去几年，发达国家饱受邪教和阴谋论的冲击，已经激发出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充分说明，迷信行为不仅仅源自“贫”和“愚”，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
很多科普工作者，或者反邪教工作者仍然认为，迷信不过是低知识阶层的问题，给他们讲讲科学知识就行。在这里，我举两个身边的例子。
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附体”现象不可不信。他亲眼看到一位死去的长辈附体在表姐身上，通过她向亲属们喊话。这位朋友不仅文化程度高，本身就是电视台的科教节目制片人。
还有一位海归博士，工科专业，回国后出任一家科普杂志主编。我最初一批心理科普文章就发在他的杂志上。没几年他就辞了职，专事传教，每次见面都拉我入教。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导致迷信行为的原因远不只是“没文化”那么简单。然而到目前为止，对迷信现象的研究主要还是从邪教制造者和传播方式入手，缺乏对普遍的迷信心理规律的研究。国内尤其如此，只有一些个案分析，或者反邪教的经验总结，系统研究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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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而言，缺乏此类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个体迷信行为往往不违法，更没有形成邪教组织。国内研究邪教问题的学者要么来自公安系统，要么是宗教学专家。前者主要以案例为素材，只有涉案的迷信行为才会进入视野。后者主要从建制角度研究邪教。这样一来，都会忽视广泛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个体迷信行为。
从邪教治理工作角度来看，社会上大量迷信群体的存在，正是邪教传播的土壤。一个人一旦加入邪教，投入了时间成本，甚至经济成本，再转化他们会非常困难。如果把工作做在平时，提高广大人群的心理素质，减少日常迷信行为，就会事半功倍。
而且在邪教传播过程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并非很清晰。很多基层信徒在迷信行为驱动下，积极主动地投身邪教。
当然，有关部门要掌握政策尺度，把打击重点放到主要的邪教组织者身上。但这样会无形中夸大邪教本身的影响力，仿佛他们的教义里有某些神秘力量，普通人只要接触到，突然就会沦陷。有的宣传工作者甚至形成草木皆兵的心态，以为随便什么人都会被拉下水。
事实上，面对邪教宣传，既有轻信的人群，也有完全不信的人群。在后一个群体里，邪教传播的粗糙教义，还有那些灵异事件，从来就被当成笑话看。到底是哪些心理因素造成这两个群体的区别？一直缺乏深入研究。
在最为相关的反邪教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之外，广大科学工作者不愿意研究这类问题。迷信行为在科学界一向不被认为是严肃的课题，更没有学科归属。在目前学科划分标准非常严格的情况下，迷信现象属于哪个学科呢？不解决学科归属，就意味着科学工作者把精力放到这上面，成果没处发表，也不能用于评职称，无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结果。
结果，研究迷信现象在科学界成了公益事业，只能是个别学者凭自身兴趣来推动。而一旦公益化，也就没有人员、设备和经费方面的保障。
如果不考虑这些功利因素，那么，对迷信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更像是个案调查，似乎不容易总结出普遍规律。学者更倾向研究具有普遍性的课题，而不是某处旧宅是否闹鬼，或者为什么有人会谣传艾滋病人在给公众扎针。
凡此种种，都是迷信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心理学角度的迷信现象研究
科学史上第一次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迷信现象，围绕着十八世纪末出现的麦斯麦术展开。麦斯麦是一名维也纳医生，他声称可以用磁力装置为病人治疗。当时，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科学家调查此事，从物质角度否认了他那种磁力装置的有效性。
然而，在那些被麦斯麦治疗过的病人当中，确实有人有明显的身体反应，甚至被治愈。这样，麦斯麦术就从一种物理现象变成心理现象。从这里引伸出对受暗示性的研究，结论是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更容易接受暗示。
由于心理学在一个世纪后才诞生，所以这并不是由心理学家主持的研究，但却是第一个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到今天，受暗示性仍然是了解迷信心理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初，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就是神经症。不过他很少从病例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更多是从哲学和文化角度进行思辨。
他的徒弟荣格出发到当时的非西方社会，实地研究各种宗教现象，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印度宗教、非洲巫术等等，记录下这些宗教的仪式或者符号。虽然荣格有大量实际研究，但他主要继承神秘学观点，认为这些宗教能唤醒沉睡在意识深处的某些神秘能量。所以，荣格的研究没有被主流心理学所继承，只算是心理学史中的一页。
荣格 图片来源：google.com
在超心理学课题中，有关专家使用了现代仪器，获得一些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上帝区域”。这是人脑颞叶上的一个部位，刺激它所激发的情绪，类似于宗教活动中的体验。这个研究既有可重复性，也有普遍性。但是要注意，宗教情绪的存在不等于宗教信仰对象的存在，只能说这项研究找到了宗教情绪的生理机制。
对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也属于这一类。某些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人称，他们在昏迷中出现异常生动的幻觉，并且，各种文化背景中的“濒死体验”大同小异。后来，科学家用白鼠做实验，证明在心脏停止跳动后，脑的活动水平会有短暂升高，类似于死亡前的挣扎。推断这是濒死体验的生理机制。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感知科学部常年研究“转世”现象，范围多达四十个国家，积累了2000多个案例。这项研究并没有对“转世”现象做明确结论，但是，案例中声称“转世”的几乎都是儿童，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一种特殊的儿童心理现象。
以上这些都属于第二阶段的研究，也就是针对发生在意识领域，并有普遍性的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最近，科学家开始第三阶段的研究。不再关注任何超自然现象本身，直接设计实验去研究迷信心理的产生过程。
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埃普利组织了一项实验，试图证明孤独感会令人更容易接受超自然现象。他们让三组被试分别看《荒岛余生》《沉默的羔羊》和《大联盟》三部电影，诱发孤独、恐惧和欣快情绪。然后，他们给被试出示一些超自然现象记录，有魔鬼、天使等等，让他们评估其可信性。结果，第一组被试明显比后两组更相信它们。这个实验似乎能解释，为什么现实中退休老人更容易陷入迷信活动。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人造鬼”实验。他们设计出一种连动装置，让被试用手操纵一个机械手去触碰自己的后背。当被试熟练掌握这种技能后，心理学家暗中切断操纵系统，让机械手随意触碰被试的后背，被试会被激发出明显的恐惧情绪。
这个实验表明，环境是否“正常”是一种习惯心理。一旦人们习惯的信号被干扰，就会形成“怪异”“惊悚”的感觉。这可能是人们接受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原因之一。
1979年3月，四川出现“耳朵识字”的报导后，4月份中科院心理所就对北京地区出现的“特异功能者”进行实验研究，并将其证伪。这是我国心理学家在第二阶段上对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实例。
2009年，中科院心理所成立行为科学实验室。它对迷信心理进行过第三阶段的研究，也就是直接研究迷信心理本身。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吉祥需求”，以“吉利日期”“吉利数字”为对象，研究消费者究竟愿意为它们支付多少溢价。
除去这些零星研究外，“国际科学探索中心”在成立时，“科学医学与精神健康委员会”是其中一个发起组织，这意味着从迷信心理角度进行的研究成为其工作重点。
不过，目前心理学界这些相关研究都比较分散，还缺乏对迷信心理现象的系统性研究。
应该建立“迷信心理学”
虽然到目前为止，心理学界，包括整个科学界零星有一些针对迷信现象的研究，但总体来说远远不够，特别是很少有人把邪教人群当成一个特殊群体来研究。
反邪教工作有条件收集邪教信徒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轨迹，这是一笔宝贵材料。但是，对这份材料的科学研究还非常不够。目前虽然有一定总结提炼，多是把他们当成普通人，认为是邪教的教义和宣传手法太厉害，才把他们拉下水。
可以思考一下，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区，是接触科学信息更容易，还是接触迷信信息更容易？显然是前者。报刊、图书、广播电视，都在向公众传递科学信息。再思考一下，生活在现代社区里的人，是接触正常人群更容易，还是接触邪教传播者更容易？显然是也前者。我们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正常人。
也就是说，接受邪教宣传的人，是那些对邪教信息更敏感，更主动的人，他们并不是我们。当然，目前的研究也会提示一些外在原因，比如有可能长期患病，有可能生意受挫，家庭解体，或者失业下岗等等。邪教传播者确实会瞄准这些人群下手，但是，所有受过类似创伤的人，绝大多数还是选择正常方式去应对。
因此，我们更应当把邪教信徒当成一个有心理问题的群体去研究。美国心理学界就曾经长期研究一个有美国特色的邪教群体——UFO崇拜者。他们不仅相信外星人存在于身边，而且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绑架。由于反复报案不被受理，进而相信美国政府隐藏外星人的信息。他们互相串连，搞集会，做宣传，要求社会正视他们的“遭遇”。像“天堂之门”这样的邪教组织，正是扎根在美国社会广泛的外星人迷信当中。
天堂之门信徒自杀案件现场
(图片来源：google.com)
自上世纪中叶，这类现象在美国经久不衰。盖洛普民意调查经常以“是否相信外星人存在”为题进行研究，发现民众的相信率呈明显波动性，一段时间升，一段时间降，反复不已。它并不因为科学宣传而根绝，最近又处在上升周期。
荣格晚年生活在美国，也参与这类研究。他认为“飞碟”形象与自己在世界各地收集到的某些宗教符号类似，推测这是某种普遍宗教心理的外化。另有医学家研究外星人绑架案例，认为大多数是“睡眠瘫痪”所导致，也就是人在半梦半醒时的精神恍惚，另外一些来源于吸毒后产生的幻觉。
社会心理学家对此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复魅”现象。某些特定性格的人执着地追求超自然现象，这一些被揭穿，他们就去相信另外一些，乐此不疲。
要注意，所有这些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外星人，而是“为什么有人相信外星人在身边”，是把它当成心理问题来研究。UFO崇拜只是一种特定的现代迷信，但这种研究角度值得借鉴，它是建立完整的“迷信心理学”的前提。
对迷信人群进行研究，首先要从人格心理学入手。从感知、记忆、思维、情绪等方面，分析这些人与正常人群有哪些差别。其次要从发展心理学入手，研究这些差别是怎样在漫长生涯中逐渐形成的。
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完整的“迷信心理学”，从普遍意义上揭示迷信心理规律。而不再是逐案分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然，这项研究的前提是有关迷信群体的资料。在中国，这类资料基本掌握在反邪教机构手里，而不是在心理学家手里。希望由反邪教机构牵头，分析和消化这些资料。
进行这类研究并非开几次研讨会，出几本书就可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稳定的机构。以美国“蓝皮书计划”为例，它成立了专门机构，对1952年到1969年间一万两千多件UFO事件进行研究，分门别类。整个过程据说花费十四亿美元。弗吉尼亚感知科学部对“转世”的调查则持续了四十年。
总之，迷信行为并不因为是迷信，就可以轻易对待。要把它们的前因后果彻底揭示出来，同样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科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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