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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楼“被逼当老道”质疑——刘新阳
长期以来，在京剧界一直流传着“武生泰斗” 杨小楼先生在清宫承差时因拿过两包赏银而被人怀疑与慈禧太后有染，最终被迫出家做道士以躲灾避祸的掌故，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李洪春先生的遗著《京剧长谈》。在《京剧长谈》中李先生谈到：“事情的起因是西太后的‘特赏’。别的演员都是一包银子，唯独给杨老板是两包，为什么单给他两包呢？这就是人犯猜忌了……因为杨老板与谭鑫培进宫当供奉，每逢特赏时，一般是一包一百两银子，别人领完就交跟包的拿着，谭先生就交给义子杨小楼。一经传开，再加别有用心的人添枝加叶就变成西太后和杨小楼有什么风流韵事……这事情一传开，对杨老板真是无情打击。他也不敢解释，一解释必然涉及西太后……唱也不是，不唱也不是，逼得他再也不能进宫当差演出，到西便门外白云观挂单当了老道，道号杨佳年、德丰子。他当老道是出于无奈，更出于避嫌。可宫内不知道他的苦衷，还一传再传……他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装疯，借此躲避宫中的传差……宫内见他疯癫也就不传他了。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他才重新登上舞台。”①
此外，关于这一说法，刘东升先生也在《杨小楼无奈出家当老道》一文中有所涉及，文中谈到：“光绪年间某日，杨小楼与其义父谭鑫培（也就是小楼的恩师）同时被召进宫演出。演毕，慈禧大悦，赏给每人一包银子（100两），在‘叩谢老佛爷的恩赐’时，谭鑫培转身把自己领到的一包银子顺手递给义子杨小楼代拿。此时几位素好无事生非的王爷恰好看见……误认为慈禧破格加倍恩赐杨小楼……于是互相猜测，暗中议论，而且到后来越来越离奇，越说越神秘……再以后就连两包银子也传成了两包金子，一时间沸沸扬扬风靡朝野，成了童叟尽知的宫廷风流韵事。杨老板……听此谣传有口难辩，有话难说。他既不能解释更不敢声张……于是终日闭户不出。慈禧丝毫不知外面的谣传，仍不断传差杨小楼进宫唱戏。杨越是托病不去，宫里传唤越勤……后来杨小楼苦于无奈又忍无可忍，只得弃艺从道，去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出家当了老道，并取法号“杨佳年”，终日诵经拜祖不问世事。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室覆灭，他才重作冯妇，二次出山，再返京剧舞台演出。”②
这一传说可谓流传广泛，对待这样一种长期流传且又并非一人口谈的说法，正常是不需要怀疑的，因为杨小楼先生在清末曾入升平署和他一生信奉道教的这两点实事可谓无人不晓、尽人皆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要想讨论甚至考证这一看来毋庸置疑的问题，还应该客观、冷静、科学地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查证和分析。
首先，是杨小楼先生作为“民籍教习”入升平署是在什么时间？检戴淑娟《杨小楼艺术活动概略》，可知最初在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的“十月十三日（农历九月初五日）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朱素云、王瑶卿等在颐和园承差。”③而杨先生被升平署以“民籍教习”的身分正式挑选入宫的时间则是在1906年12月30日（光绪三十二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且“首日演出武戏《长坂坡》”④。同时，杨先生正式入升平署的这一时间还在王芷章先生的《清升平署志略》（见第578页）和丁汝芹女士的《清代内廷演戏史话》（见第249页）等书中得到了印证。因此，确定杨小楼先生入升平署的时间在1906年应该没有疑问。
其次，是杨小楼先生有没有出家做过道士？如果有，则是在什么时间？戴淑娟女士经过考证在《杨小楼艺术活动概略》一文中写道：“一八九五年 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十八岁。因搭班困难，家境贫寒，常去京师西便门外白云观与道士交游。观主为他摩顶受记，发给衣钵、戒牒，取法名为‘嘉年’。除了常在白云观打坐外，并常去西山戒台寺参诣。”⑤由此我们不难获知杨先生确实曾出家修道，时间是在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
这样一来所要探求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此前我们已获知杨小楼先生入升平署的时间是在1906年（即便把杨从进宫承差作为他见到慈禧的起点开始算起，也不过是在1904年），而杨先生出家的时间却是在此前的1895年。两下对比，不难发现事实上光绪年间的杨小楼先生是出家悟道在先，做“民籍教习”在后。换言之，杨先生是在有可能见到慈禧的十年前即已出家悟道了，这样至少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说明，杨小楼先生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家的真正动机实际与后来他和慈禧之间所谓的“风流韵事”无关。
除了前面对比杨小楼先生出家和入升平署的时间先后认定杨先生出家与慈禧无关，还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杨小楼先生在被人怀疑与慈禧有染之后而“被迫”又一次出家？对待这种假设至少在逻辑上应当承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所谓“被迫二次出家”的假设成立，那么杨先生为了避嫌，采取装疯、出家等办法“躲避宫中的传差”和“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室覆灭，他才重作冯妇，二次出山，再返京剧舞台演出”理所应当也就应该成为事实。可是，杨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二次出山，再返京剧舞台演出”又是事实吗？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杨小楼先生在以“民籍教习”入升平署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民国初年（1912年后），特别是在慈禧死前的这段时间里，杨先生在内廷和民间有没有演出？
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初一日南海传差的戏单中载有“水帘洞 杨小楼 三刻十”⑥，在同年八月初十日南海传差的戏单中分别载有“金钱豹 杨小楼 三刻五”、“长坂坡 杨小楼 五刻”⑦。这样至少证明，杨先生在光绪三十四年还在被传差到“南海”演戏，并没有“托病不去”。可是我们又知道，光绪皇帝与慈禧皇太后事实上分别死于光绪三十四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和十月二十二日，这也就是说杨先生在光绪、慈禧相继病亡的前两个月还在内廷演“双出”。由此可见，杨小楼先生在慈禧生前曾“躲避宫中的传差”无法成立。
此外，笔者还见过一张宣统二年正月初十日（即1910年2月19日）杨小楼先生在中和茶园演出《贾家楼》戏单的影印件⑧。另查戴淑娟《杨小楼艺术活动概略》，杨先生在慈禧死后的宣统年间（1909—1911年）分别在北京的中和茶园和天津的下天仙茶园演出，至于具体的时间、场地及剧目读者可以参见《杨小楼艺术评论集》的第280—281页。总之，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在慈禧死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杨先生依然往来于京津等地做营业演出。这样杨小楼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再返京剧舞台演出”的说法也就同样不能成立了。
因此，缘于杨小楼先生出家与入升平署时间的先后相悖，和杨先生于慈禧死前还在宫中唱戏及他在辛亥革命前仍在民间演出的事实，笔者认为“杨小楼被逼（或无奈）出家当老道”一说虽流传广泛，但缺乏事实依据，无法成立，当属长期流传的梨园掌故、趣闻中的误传而不足为史所取信。
2007年7月1日于沈阳
原载2008年5月号《中国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