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朱光潜先生的书，对他讲的“套板效应”一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什么是“套板效应”呢？
简单地说，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是有惯性的。思维就像一个人，总偏爱他走过的、熟悉的老路。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这代表着经验和稳当；但从消极的一面说，它又可能滑入故步自封、先入为主的偏见。
对“套板效应”最精彩的演绎，要算《三国》里边儿的“败走华容道”了。有炊烟处必有埋伏，这是普通人的经验，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套板”。
曹操狐疑狡诈，惯于疑人所不疑，而不疑人之所疑，这是曹操高出凡庸之辈的见识，但也是为他独设的“套板”。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正是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套板”，才命关羽升起一缕炊烟钓来了诡诈的曹操。
“套板效应”在做学问的时候常常是碍事儿的，因为一旦这种思维在头脑中发酵，再精明的学者也很难不为成见左右，陷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误区——这其实和法庭上的“有罪推定”类似：
法官事先假定了这个嫌疑人有罪，然后千方百计地罗织证据来坐实他的罪行。“莫须有”！历史上数得着的冤案，不少都是这么酿成的。而公正的司法程序必须反过来。你得从证据出发去寻找有罪或无罪的结论，而不是把结论预先搁在证据的前边儿。
在我读过的书里，大概没有哪本书比《诗经》更能引发学者的“套板效应”了。
汉代传下来的《毛诗传》，言必称教化之旨、美刺之意。毛亨、毛苌这两位学究就像随身揣着一支高倍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那些古代民歌里寻找孔圣人删《诗》的微言大义。《毛诗序》里因此频频出现的“文王”、“后妃”云云，初次点读《毛诗正义》的时候，几乎把我读书的兴致败了个干净。
后来我换了道儿了。参读《先秦诗鉴赏辞典》，希望藉助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绕过《毛传》的套板，直入《诗经》的真意。
可是《诗经》札记一篇篇地做，读《诗经》专栏一篇篇地写下来，我才发现，原来爥幽探赜的现代学者们也是有套板的，而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套板竟然是——反对《毛传》。
比如下面这首小诗：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诗·邶风·柏舟》
对这首小诗的主旨，《毛传》解释说，它描写了一位卫顷公时的志士仁人的悲惨遭遇。因为卫顷公远贤用佞，肖小当道，以至正直的官员遭到打击、排挤。
在这里，《毛传》又一次展露了它固有的思维方式：惯于用没有直接证据的历史事件来比附诗意；惯于将诗意朝政治性的方向做出解读。
这两点在过往的许多篇目中造成了《毛传》对《诗经》的误解，因此很容易引发后来学者们条件反射式的心理排斥。反对《毛传》的学者们本着“去政治化”的惯性思维，更愿意将诗意朝着家庭化和生活化的方向进行解读。
像这首《柏舟》，伏俊连先生为《先秦诗鉴赏辞典》撰写的文章和程俊英、蒋见元二位先生所著的《诗经注析》都判定它的主人翁不该是一位男性士大夫，而该是一位怀愁蓄怨的妇女。只是他们判断的理由未免有点儿“玄妙”：主人翁说话的口吻不似男子。
口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文气”。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抽象的理论了。“文气”之“气”，指的是一个人说话的口吻、语气和表情。是他附着在语言符号上的情感特征。如果这个人正当面与我们交流，我们对他的语气、表情的感受是直接的。
可是，面对那些已经作古的作者，面对作品中可能是虚构的人物，我们要体会文气，就得想法儿从死的文字里读出活的表情来。“文气”的这种重现有赖于读者的想象，而要合理地展开想象，就必须重现作品的情境。
只不过，当我把这首《柏舟》的情境重现起来以后，我却无论如何也读不出它的口吻像一个女子。
要重现这首小诗的情境，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只在开篇的前两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上，《毛传》和《郑笺》就已经出现了理解的分歧。《毛传》对这两句兴象的解释是：
柏木，所以宜为舟也。亦泛泛其流，不以济度也。
——《毛诗正义》
《毛传》说，柏木本是造船的好材料。可诗人笔下这只柏木做成的小船却似乎无所用武——它只是漫无目的地漂流在水里，失去了作为一只渡船应有的作用。这幅场景很容易使人将这只精致的柏舟看作是抱道君子的象征。他被冷遇，遭到放逐，彷徨江岸，蹈踞无所。
这是《毛传》根据《柏舟》的开篇两句构筑起来的画面。可是为《毛传》作注的郑玄却不这么理解。《郑笺》说：
舟，载渡物者，今不用，而与物泛泛俱流水中。
——《毛诗正义》
解释《毛传》的时候，郑玄加入了两个《毛传》里没有的字——“与物”——泛泛俱流水中。不再是舟自漂流，而是与物漂流。因为《毛传》为《柏舟》所作的小序里说，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所以郑玄索性将此漂流的柏舟比喻为“仁人之不见用，而与羣小人并列”。
如果说《毛传》的解释可能让人联想到被罪流放、行吟江畔的屈原，那郑玄似乎是把屈原拉回了朝堂，正跟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吵架呢。主角虽然还是同一个，但戏码已经是别一场了。
《毛传》、《郑笺》孰是孰非，要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也可以：《郑笺》的关键词“与物”是原诗里中没有的，所以他的解释属于添字为释。从解释技术上说，不如《毛传》。
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判断方式不一定可靠，我们要灼见“泛彼柏舟，亦泛其流”究竟描写的是一幅怎样的兴象，关键还在理解接下来的四句：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严格地说起来，这四句诗和“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两句的关系，后者该是对前者的比喻。只不过按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讲，“泛彼柏舟”两句因为安放的位置不同，会产生“比”、“兴”的差别。
这两句诗如果后置，让主人翁先抒情，再喻以柏舟，如此由心及物，柏舟便是喻象，是为比；如果这两句诗前置，由柏舟引出主人翁的感叹来，思路转为由物及心，柏舟便是兴象，是为兴。无论比、兴，“柏舟”总是同上面四句诗交融在一起的。
在这四句诗里，诗人说主人翁在夜深人静之时却醒如白昼。他心中的压抑之深，冥思之苦，就像身体正承受着剧烈的疼痛一样。“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主人翁的如鲠在喉，诗人特别强调，绝不是因为缺了美酒佳酿的缘故。
言外之意，主人翁此时正拎着一壶好酒，在浓重的夜幕下漫无目的地游走，就像逐水漂流的柏舟。假如这首诗的主人翁是一个女子——一个女子深夜里挈着酒瓶四处游荡，那她怕不是流莺吧？
可主张这是一首女性之诗的学者们又大半认为她已经嫁了人，是因为和丈夫的关系不睦以至于如此的。那我只能双手一摊，报以无奈了，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主妇在深夜里“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该是一幅怎样的情境。
“以敖以游”让我第一次对《柏舟》的主人翁为女性的观点产生了怀疑，而更让我生疑的，还在下面：
一个人如果心有郁结，那他最渴望的该是什么呢？或许该是找个能倾诉的人。《柏舟》的主人翁正是这样。他在游走彷徨之中想到了他的亲人，他的骨肉同胞。可惜，“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你急急忙忙地去找人诉苦，人家非但不报以同情之意，反而对你撂了脸子。
《柏舟》读到这儿，不禁让我想起了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在那封家信里，陶渊明说自己秉性刚烈，不能虚与委蛇，所以应付不来名利场上的人情世故，无奈退身田园。
可惜的是，甚至连他的夫人也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生选择——“室无莱妇”，陶渊明多希望自己能像古代的隐士老莱子那样有一位贤妻，在他的隐居之志产生动摇的时候鼓励他，更坚定他的选择。可惜，陶渊明没有这样的福分。
连枕边的爱侣都不堪为知音，遑论他人？陶渊明的这份孤独与寂寞，就是“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一个人被逼到了众叛亲离的穷巷，仍能择善固执而不自我怀疑，是很不容易的。非有刚毅不挠的性格和通彻明达的见识，绝不能办到。而无论陶渊明，还是《柏舟》的主人翁，似乎都是这样的人：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磨石虽然坚硬，仍可以圆转；席子虽然平整，仍可以卷起。可是我的心志比磨石还要坚硬。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它都不能苟且，不能蜷缩。”——伏俊连先生撰文说，《柏舟》只有幽怨之音，而无激亢之语，故不似男子的口吻。难道像上面这样的自白，还不够激亢吗？
古语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一个有才能、有品德的贤臣如果遭到小人的排挤，心生愠怒，以至于到了夜里都耿耿不寐，捶胸顿足，那他为什么还不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高蹈远举？
为什么还要说“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毛诗会笺》对这两句诗的解释是：“奋飞，借鸟为喻。（中略）国事如此，则可以去矣。顾以心忧君国，虽时不可为，而终欲委曲以图济，不能恝然而奋飞。非不能也，不为也，所谓仁也”。——如果这首诗真像《毛传》所说，是诞生于春秋。那我们倒似乎不难理解主人翁的苦衷。
当然，这个苦衷恐怕不尽如《毛诗会笺》所说是出于道德的义务与政治的忠诚，而更可能是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春秋不像后来的战国，当时虽然也有“楚才晋用”一说，但游士各在诸侯国间的流动还远不战国时代那么频繁。
春秋各国当权主政的，多是世卿世禄的土著。外来的和尚想要进庙念经，甚至喧宾夺主，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儿。你可以离开祖国，但外国也不见得有你的舞台。或许这才是《柏舟》的主人翁既不愿与小肖同列，却又无力摆脱的隐衷吧？
要是这么读来，《毛传》纵然愚者千虑，至少也明智了一回。这次，我选择了相信它。
参考文献：
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
孔颖达《毛诗正义》；
《先秦诗鉴赏辞典》；
竹添光鸿《毛诗会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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