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伯
上期回顾：
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主要以军事、政治为主，同时伴随着货币斗争。但货币斗争的胜负实际上影响着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胜负，是敌我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金史聊斋】继续邀请三位专家，从货币的角度，通过对根据地银行所发行的抗币、边币，聊一聊货币政策对敌对经济的斗争所起到的作用。
兴建银行 发行边币
《银行博物》：
雷老师和贺老师，一位是票证收藏家，一位曾是博物馆馆长，您二位一定也接触到很多这类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实物吧，有哪些特别值得向我们读者介绍的藏品，可以略举一二吗？
《抗战日报》与“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十元券启事”
雷晴波（票证收藏家）：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是1940年建立的。当年，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为进一步活跃市场，促进生产，解决党政军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侵略，更好地支持抗日，遂决定以原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于1940年5月10日在兴县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
西北农民银行开展纸币发行、储蓄、汇兑、贸易等业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解决了很多边区军民生产生活上的大问题，逐渐打破了日伪顽固派敌人的经济封锁。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我们简称为西农币吧，流通的扩大与缩小，直接影响着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
历史票证和历史资料，都是历史的见证，从我许多收藏品中，还真有几件能见证这段历史的小物什。其一就是我所收藏的西农币，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其二，是一份《抗战日报》，后改名为《晋绥日报》。这份报纸可算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最有名的抗报之一，因为这份报纸的报头是毛泽东题写的。后来毛泽东还向该报的编辑人员发表了著名的《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所以学术理论界和新闻界对这份报纸的评价一直很高，这份报纸对宣传我党抗日思想有卓越的成就。
我之所以拿这两件东西摆在一起讲，不仅是因为《抗战日报》和西北农民银行诞生于同一年，还因为西农币的发行广告就登载在我收藏的这张《抗战日报》上。
《新浙东报》刊载浙东银行的相关报道
贺永初（原宁波钱币博物馆馆长）：刚才雷老师说了西北的，那我就来说说浙东的——因为离我们博物馆很近嘛。
1945年4月，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根据地农工商业，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以奠定根据地经济基础，浙东行政公署依据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设立浙东银行并发行抗币。1945年4月1日，浙东银行在余姚梁弄成立，发布了《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设立了董事会，浙东银行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在经济方面采取与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行抗币总额200万元，作为浙东银行基金。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以圆为单位，分壹圆币、伍圆币、拾圆币3种。每圆币值始终保持在食米一市斤的价值，当时，以食米作本位币基础，要比金银作本位币基础更安全，所以抗币一经发行，即得到群众的欢迎。
浙东银行的抗币中有一种很特别，那就是浙东银行本位币的辅币，由余姚县浒山区抗日民主政府制造、发行流通，它是钢模打造，镴质制作的，正面上方铸有“浒山区临时辅币”字样。这种货币是全国抗币中唯一的金属货币，也是红色货币中的边缘性货币，与东北义勇军货币一样，具有独特少有的特点，是研究地方货币和金融史的稀品，弥足珍贵。这在上一期你们杂志的“极目四海”栏目也有过详细介绍。浙东抗币虽然只发行了五个多月，但它与全国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发行的抗日货币一起，既为新四军解决了源源不断的军费给养，又发展了根据地经济，稳定了市场。
浙东银行旧址
浙东银行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也是抗日政权的一部分，浙东银行及其抗币的性质是完全与全国红色金融的特征相一致的。同时，浙东银行及其发行的抗币在管辖机构，货币形式等方面与全国红色金融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浙东根据地虽然地域狭窄，孤悬敌后，但其战略地位突出，政治影响广泛，浙东银行虽然成立时间较晚，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加强浙东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打击了伪币流通，稳定了金融市场，平抑了物价，维持和保证了部队和行政人员的经费需求。
浙东银行及其抗币的历史是其实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共金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存世不多的红色遗存，包括图片、史料文献、录像带、旧址等，都与国家的文物一样宝贵，因此，抢救、发掘这些红色金融文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奔走呼吁 平抑通胀
《银行博物》：
由此说来，“官方”的主要动作是开设银行，发行抗币，相对的“民间”也一样不会干预坐以待毙，他们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人的应对方法，可能更多的是“呼吁”。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九位教授的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态度是层层递进的。
第一次，他们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一是通货膨胀，二是物资缺乏，三是投机活动；而通货膨胀是最根本的原因。论文中分析了三者的关系，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认为通货膨胀可以用增税的方法避免，增加由富裕阶层负担的租税，减少富裕阶级的财产，调整前线和后方为国出力者的待遇。这样才可以恢复社会的常态，改变人们的心理，纠正物价变动的恶果，因而使物价问题与通货相关的部份得到完全解决。只要通货能紧缩，物价能管制，则投机因素自然消失。
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增税，二是统制。增税是增加由富裕阶级负担的租税，从三方面着手：征一般财产税；厉行所得税和战时过分利得税；征奢侈物品税。统制即管制物资和统制生产，首先要使物价依照政府的规定，物资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其次要使后方生产合理化，对原料、资本、土地和劳动都加以全盘的管制。教授们要求政府下最大的决心，澄清吏治，铲除贪污，起用廉洁有为的干才，去负担财务行政与经济行政的责任，并赋予他们以强大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克服任何的阻力。认为这样则无论增税或统制，都不难顺利推行。
在第二次发表文章时，教授们强调了一部分措施，也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看到物价问题既已这样严重，政府应该下最大决心予以解决。在应急方面则可定三个月至六个月为转变期，在此期间应停止增发钞票，同时限制银行存款兑现，严厉限制银行放款及贴现。政府一面改革租税制度，一面实行强迫借款。各银行应将存款全数借给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指定若干大富户为“爱国富户”，每人每月要以一定数额贷给政府。政府还应举办三年期的物价指数存款及其他存款与储蓄。调查国民财产及国民所得，举行全国财产总登记。着手改善官兵待遇，策划调整公教人员薪给。实行这些办法可以停止通货膨胀。
转变期终了后，政府应进而彻底解决物价问题。在财政方面，要举办累进的一般财产税，改进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直接税；改革间接税，开征奢侈品税。务期做到租税总收入能达到国民所得总额的10%以上，并足供财政支出80%至100%的地步；财政支出方面，裁撤不必要的机关，节省次要的支出，但应提高军士及公教人员待遇，改善和扩大军事开支，“整军经武以收复失地”。健全行政机构，严惩贪污及任何舞弊情事。加强民众组织及监察制度，以杜绝贪污及非法征取。财政亏缺决不增发钞票；封存的存款准予逐渐提取，在适当时期取消限制提存办法；改革生产及交通；加强物价管制，对若干重要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分配。对以上措施，五教授还特别指出他们的建议是一套整的办法，不宜分别使用，因为分割以后，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弊端。
在新的形势下，五教授又在第三篇文章中作了一些补充建议：立即将后方大量囤积物资收归国家支配；征借后方私人重要工厂、矿场及主要交通工具，供国家使用；宣告外币资产国有；施行激进的累进制战时财产税，最高率为100%；对地主的田赋征实施行激进的累进税率；立即施行拟议中的综合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