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曾有至少两位鼎鼎大名的“狗肉将军”：一红一黑，妙趣横生
中国的饮食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蔚为大观。在半坡遗址的挖掘中，人们就发现了啃食过的狗骨头。半坡遗址距今6000余年，这充分证明中国饮食文化里的吃狗肉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史记》里，曾经记载过一个帮助刘邦开创汉王朝的大将军樊哙，此人在没有跟随刘邦起兵造反之前，是一个屠狗的。能够将屠狗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这也说明在秦汉时期，吃狗肉已经普遍化，是人们餐桌上较为常见的肉食来源。
在北方农村，迄今仍然流行一句俗语“狗肉上不了抬盘”。“抬盘”是重大祭祀或者宴饮活动的时候，用来上菜的工具，比普通盘子大许多，需要两到四名壮汉才能抬得起。“狗肉上不了抬盘”是一句骂人的话，是讽刺一个人上不了正式或者隆重的场面，或者经不起人敬重，稍微类似“烂泥扶不上墙”的意思。
这也从侧面说明，狗肉虽然好吃，但正式的宴饮场合是没有狗肉的“名额”的。例如古代祭祀典礼中用的“三牲”，就是牛羊猪三样，又称作“太牢”。史书记载，南宋的时候，清河郡王张俊曾经邀请宋高宗赵构去家里吃饭，菜单上列了主菜102碟，另加18碟点心、水果、干果等小吃，总计120碟，奢华至极、排场至极。可偏偏就是这120道菜里，厨师想方设法“绕”过了狗肉。
狗肉上不了正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就是来源少。狗似乎天生就不是产肉的动物，生长速度慢，吃得多、长肉少，饲料转化率过低，让养殖者明显感觉划不来。其次就是自从狗被从狼群里驯化分离出来之后，多数家庭养狗的目的是为了狩猎、放牧和看家护院，除非万不得已，人们还是感觉上述功能是大于口腹之欲的。其三就是一些宗教思想和人们的情感因素“挽救”了许多狗们的悲惨命运。
虽然上不了正席，但也没有阻止狗肉以一种“非主流”的途径跻身美食榜，并成为古今中外无数饕餮们的最爱。例如，在我国的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人们就有吃狗肉的传统，并且“研发”出了以狗肉为主要食材的美味佳肴。广东的美食家们曾经戏言：“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而在广西，唯有那些交情特别过硬，感情最为深厚的朋友，才会相互之间称对方为“狗肉朋友”。关系最好的朋友才会一起享用狗肉，这也反面说明狗肉的“江湖地位”该有多尊贵。
有意思的是，在近代史上，曾经出现了“一红一黑”两位将军都是非常嗜好吃狗肉的。这两位“狗肉将军”，也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事迹。
“红色将军”就是“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粟裕将军老家是湖南人，爱吃狗肉估计与自幼受到的家乡传统濡染有密切关系。粟裕将军戎马一生，即便是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将军带领军队每到一处，他就会掏出五元钱的伙食费“请客”，派人与当地群众商量“打狗”事宜。但前提要求必须是群众自愿、公平交易，不能强买强卖、欺压百姓。
属下熟悉粟裕将军的这个爱好，每逢逮到了野狗美餐一顿的时候，也不忘给将军留一份，将军也会欣然笑纳。将军有时情绪不好甚至怒火万丈的时候，参谋部工作人员便会偷偷向下传令：“打狗！打狗！”这既是下属们抚慰将军情绪的一个良方，也给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战斗时光增添了一抹温情。
“黑色将军”就是在北洋时期当过山东军务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宗昌。张宗昌有一个著名的“三不知”：不知道兵有多少，不知道钱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小老婆有多少。但“三不知将军”的名号依然不如他另外一个绰号更加响亮。张宗昌因为对狗肉“用情”甚深，所以背地里被人送了一个“狗肉将军”的绰号。
张宗昌为人糊涂，给自己的下属和当地的百姓造成了很多负担甚至祸害，苦不堪言的老百姓就私下里给张宗昌编排了一个段子，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形象贴切到了极点。段子是这么说的：“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是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是张宗昌。”“狗肉将军”因为热衷吃狗肉而误国误民，百姓在愤恨之余，也只能在民谣里表达一下对他的不满。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危害社会或者触犯法律，更没有因为嗜好而给他人造成麻烦和负担，那么爱吃狗肉就仅仅是一项个人爱好，与阶级立场、道德水平、社会贡献等挂不上勾。“爱狗人士”也罢，“狗肉饕餮”也罢，只要守好自己的底线，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丝毫没有必要去搞人身攻击和道德绑架，如此则双方都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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