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封建王朝之中，能擅于求谏、敢于纳谏的君臣，当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被历代王朝当成是明君与贤臣的典范。二人的关系笼罩在这种光环之下，其中的缘由必须要探究一番，而且在魏征死后，其墓碑还被毁掉，背后更透露出李世民与他的复杂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魏征原本是李建成的旧属，为何在李世民当政后，能被如此重用呢？李世民为何偏偏选中魏征来做这个头号谏官？若将魏征与李世民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探索，能发现一些非同寻常的因素，魏征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他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历来也充满了重重假象。
李世民继位后拉拢原东宫属官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悍然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了皇位的继承权。随后李世民逼迫李渊退位，君临天下的李世民，深知自己的帝位来得不合法，也不符合伦理道德。所以他让人修撰国史，让天下人认识到自己的正统性，同时也为减轻自己弑兄逼父的心理压力。随后李世民为了缓和即位之初的复杂形势，对原东宫李建成部大肆重用，原东宫太子洗马魏征，也是在此时青云直上。那么为何李世民对待东宫旧部，没有像对其兄弟子侄那样赶尽杀绝呢？当真是因为李世民知人善任爱惜人才？答案没那么简单，因为一些原因，李世民必须要对东宫与齐王府部属，采取安抚怀柔措施。
东宫从党反叛震动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与李世民为了争夺权力，在国内拉拢朋党明争暗斗，当时山东一带的势力，被李建成收拢，在当地豢养死士培养忠于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同样在山东开文学馆招贤纳士，还派部下张亮到山东招纳山东豪杰，欲以此削弱李建成的影响力。后来李世民在争夺战中胜出，李建成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薛万彻等东宫旧属，带着大批将士逃到了山东以图东山再起。接着早就与李建成“眉来眼去”的幽州都督李瑗，也起兵对抗李世民，天节将军李艺，与李建成相交莫逆，同样在泾州作反。这些反叛事件，对李世民有着很大的震动，促使他必须着手处理，原东宫与齐王府的从党，而且他也意识到，仅仅靠杀戮并不是上策，也不能解决此问题。
即位之初的复杂局势
李世民即位之初，唐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与全国经济凋敝引发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有学者曾研究称，从三国到唐初，关中地区普遍比较干旱，以致于百姓收成锐减饥民遍地。梁师都等割据势力，也未彻底被消灭，李建成的旧党更是散布各地，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大患。而且河北与山东等地的矛盾更加尖锐，隐藏在两地的反唐势力蠢蠢欲动，时刻威胁着李唐的统治。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之下，若李世民对东宫、齐王府大肆清洗，势必会加剧各地的矛盾，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动荡。在外东北地区高丽人对辽东虎视眈眈，西北突厥人与吐谷浑，更是屡次犯边，《资治通鉴》记载梁师都，勾结突厥人骚扰泾州，以致于“进军至武功，京城戒严”。但当时李世民深知，他未坐稳皇位，还没有到与突厥人正面硬“刚”时候，不具备与突厥人大规模作战的条件。
破局的关键在于山东问题
在此复杂的情况之下，李世民必须要先处理好西北问题，将关中经略牢固，而后方可挥师东进，去解决辽东高丽人的问题。而若要破西北难局，又必须依赖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一环扣一环，李世民需要采用正确的策略安抚山东，才能达到稳定关中，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而东宫旧属魏征幸而未死，并非是因为李世民善于纳谏，而是与山东问题紧密相关。在隋唐时期，山东有两大关乎王朝兴衰的集团，即士族集团与豪杰集团。陈寅恪先生就曾评价，说山东士族是一群擅战斗与耕种，有严密组织的集团，历来是各方政治势力的拉拢对象，在唐初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自从宇文泰立关中为本位，到隋炀帝定都洛阳兴修运河，山东的地位与重要性便愈发凸显，关乎到了王朝的兴衰命运。
李世民对山东崇慕又疑惧
李世民在隋末南征北战，见识过山东势力的厉害，一直对其有疑惧心理。特别是在皇位争夺战之中，李世民看到了山东的重要作用，与李建成都极力拉拢山东势力。同时李渊也对山东势力心存疑惧，李世民利用此特点，以山东问题攻击李建成，而自己则“常论山东人物”，能看成出李世民对山东集团，又崇慕又疑惧的心态。早在南北朝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就矛盾不断，虽然最后关陇集团胜出，但在地理与文化上，都是山东集团占优势。所以关陇集团得势之后，对山东集团极力压制。那么山东集团，便与原先的反隋势力结合，加剧了山东一带的动荡局势，影响李唐王朝对西北的经略战略。所以李世民必须要消除山东集团，对朝廷集权的离心力。
山东豪杰集团的“代言人”魏征
最能牵制山东士族集团的势力，就是山东豪杰了，他们由隋末各农民义军头领组成，与山东士族有着利益上的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两方势力的矛盾，令他们互为牵制，那么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安稳。魏征便是山东豪杰的关键人物之一，无论是瓦岗寨起义，还是东宫的上层集团，都不缺魏征的身影，这种身份既是东宫集团的代言人，也是完美的山东豪杰联络人。所以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势必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与反对，也失去了山东豪杰集团这个大助力，到时候山东问题便更加无法解决。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背后的复杂原因，就是与山东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李世民非常需要魏征这个“工具人”，来稳定山东局势。
魏征维护山东集团利益
魏征在山东有着很强的影响力，《旧唐书》记载魏征随李密降唐之后，久不见知就“自请安辑山东”，随后发一书就让李世勣与窦建德部下，接连归降了李唐。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派魏征安抚河北，他一到磁州，就释放了东宫与齐王府的两名罪人，还多次前往山东，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极力保护山东集团的精英人物。可以说魏征是山东豪杰集团，在朝廷的代言人。魏征多次同李世民讲解，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引以为鉴。这句话很有深意，因为隋朝灭亡与重役山东、征高丽有关，一旦唐朝对高丽开战，那么山东的徭役势必会增加，这是山东集团不愿意看到的事。魏征还坚决反对李世民泰山封禅，理由是“伊洛以东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然而事实是山东集团，不愿意关陇集团过早染指山东罢了。
李世民大事专断独行
而且为了扩大山东集团在朝廷中的实力，取得一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还举荐了侯君集、杜正伦、诸遂良等人，使得他们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李世民对魏征的心理也很清楚，看到了他背后有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刚刚继位，迫切需要协调各方势力，所以在魏征屡次直言进谏，让自己下不来台之时，还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魏征的进谏直言，还能抬高李世民的声威，但在一些大事上，李世民都是专断独行，不会接受魏征的意见，例如选定皇位继承人，在高昌设立州县的问题上，虽然魏征意见与声音都很大，但李世民却未加理会。
魏征高明保全自身
李世民执政前期与中后期，风格可谓是判若两人，对旧臣的疑心越来越重，魏征当然知晓，所以在自己举荐的侯君集、杜正伦等人，接连遭到罢黜伏诛之后，也采取了一些保全自己的措施，史载魏征：“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把自己的谏诤与奏折，编辑成册给史官诸遂良看。如果李世民像对待侯君集、杜正伦一样处理魏征，有这魏征的记录册子存世，李世民就要三思而行了，这正是魏征的高明之处。魏征看到了李世民内心的疑惧与残忍，也看到了李世民的伪装，迫切想掩饰自己弑兄逼父的行为。所以李世民在执政后期愈发喜爱玩弄权术，在意自己的名声，多次亲自翻看起居注，作为一名帝王，如此在意历史的评价，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恐不多见。
尾声
在李世民功成志满，与解除了山东集团威胁之后，就杀掉了侯君集，罢黜贬掉了杜正伦与李世勣，还在魏征死后“踣所撰碑”，毁掉了魏征的墓碑。到了此时我们看出了，李世民与魏征君臣关系的“真面目”了。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在侯君集被诛，杜正伦被罢黜之后，才怀疑魏征是其朋党，而是一直在观察，不过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始终没有合适的机会收拾魏征，而一直选择隐忍不发罢了。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假象，主要就是受山东势力关系的影响，李世民在动荡的局势下继承皇位，他必须扫灭李建成残部势力，又必须笼络山东豪杰，对付山东的士族集团，达到稳固关中的目的，为东进高丽提供条件。所以魏征以关键人物踏上了历史舞台，然而专断的李世民，本来就无法容忍山东集团与魏征，对自己的制约，所以在解决各大棘手问题之后，李世民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参考资料：《旧唐书》，《资治通鉴》，《魏征真实作用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