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别了，司徒雷登》，文章中毛主席运用辛辣的口吻，表面上把这老头讽刺了一遍，实际上是在讽刺美国政府和总统，当时自己还是一个学生，是无法理解本文的意思，只觉得这个老头挺可怜的，我就记得这一句。
“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而实际上司徒雷登在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可能还不如杜鲁门、艾奇逊的次数多呢。
为什么以司徒雷登为标题，司徒雷登是谁
“司徒雷登”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文名，复姓“司徒”，名：“雷登”，因为他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因此，有一个中文名字也不足为奇。文中说司徒雷登：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还坐过日本的人监狱，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文章中为什么把他给写了进来，成为全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
因为当时司徒雷登是美国驻华大使，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取得胜利，马上就要召开开国大典了，一来在文中对国际和国内形势进行了总结，二来也顺便提到司徒雷登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双方虽然进行了和谈，对于蒋介石而言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对于美国而言，则是看什么样的中国，让美国的利益能最大化。经利弊权衡，选择了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因为双方实力对比，国民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内战爆发前，美国政府不仅出动海、空军帮助蒋介石运送部队和武器弹药，还继续供应物资以完成帮助装备国民党军39个师的计划，为国民党军装备了空军部队，并直接帮助国民党军抢占中国沿海重要战略要地。
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南京政府打内战绝不是免费的午餐。美国需要的是一个亲美的中国，以构筑对苏联的战略包围。1948年3月，美国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对华政策文件，明确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以领导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对美国友好的、并能够作为有效防止苏联在远东侵略的中国”。
此外，美国在华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南京政府为了回报美国对其内战的支持，不断从经济、贸易诸方面给予美国实惠。
国民党政权为了赢得美国对其内战的支持，不惜牺牲民族利益，而美国利用中国内战发战争财、侵犯中国主权的做法，引起全中国包括国际社会的反对。
在此后 从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三月的内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呈现的弱势，在战场上迅速演变为败势、败局。其垮台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攸关国民党命运的三大战役已进入尾声。国民党军事的惨败，不仅宣告了它统治中国大陆即将成为历史，同时也使与美国的关系降到历史新低。南京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在全国的威信都降至冰点。
凭借军事实力取得政权的蒋介石，在军事溃败之际，其政治危机亦随之而来。
曾经积极支持国民党内战的美国政府，此时也对国民党从军队到政府的无能感到不满。为帮助国民党打赢内战，美国政府从经援、军援，到组建空军、训练部队、投送部队，可以说能做的都做了，只差派军队直接参战了。
到1948年，还派出了联合军事顾问团，指导国民党军作战。作为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巴达维将军，被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授权“能非正式地、秘密地向蒋委员长提供意见，同时中国方面如果希望改组中国陆军后勤部队，陆军顾问团可以就这方面提出我们的意见”。巴达维非常尽心地履行这一使命。
目睹国民党军从决策到执行整个过程近一年，巴达维将军丧失了继续指导国民党军战斗下去的信心。1948年11月，顾问团一致作出结论，“在中国现时这种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不论美国给多少援助，都不可能挽救蒋政权，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济于事”。
在整个战争胜利的天平不断倾向我党时，代表美国政府的司徒雷登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操作。因为国民党糟糕的战绩与美国人的期望渐行渐远，司徒雷登在努力挽回不利的局面。
最开始，美国对国民党、对蒋本人的看法也未改变。1947年6月1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再一次向国内报告说：“中共之显著成功，多由于国民党之无能与腐败，以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关于此信心之丧失，近有速率日增之势。政府方面，倘有真力弥漫之政治家，出而领导，更佐以精神改革之明证，当能恢复对于智识阶级及一般大众之掌握，此点殆无可疑。”
面对中国大地局面的改变，中美双方曾努力改善关系
后来蒋介石的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国人的看法也有相应的变化，蒋介石无能，那另一个领导人李宗仁会不会好一些呢？一是因为李是桂系首领，有一定实力；二是认为李宗仁是国民党的“开明派”，容易被国民党各派系接受。1948年春，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参加副总统竞选并取得胜利，使美国政府更加认定李宗仁是“建设性改革的象征”，相信李可以成为国民党内部团结“改革派”的核心，具有阻止对蒋不满的中间派人士转向共产党的能力。为此，马歇尔在蒋介石、李宗仁就职总统、副总统典礼之际，特意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支持选举结果希望蒋、李加强合作。司徒雷登还单独与蒋介石长谈，竭力劝蒋与李宗仁合作，进行改革。
1948年10月，司徒雷登正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我们是否会劝告蒋委员长引退，以让位给李宗仁，或其他更有希望组成非共产党的共和政府，······” 。显然，蒋介石这一次并没有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
让美国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基本宣告国民政府的失败，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来得之快，超出了中共最高战略设计家毛泽东的预料。
而其他民主党派因为前期参与反内战活动，反对美国人支持国民党内战。不断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但仍然止不住反美活动的发展，1947年5月4日，上海150余所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成立了“反美扶日联合会”，全称为“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助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开展反美活动。
这一活动引起了美国的关注。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不合时宜的书面声明，指责反美扶日运动是“阴谋”、“错误”和“歧途”，是“无理及不负责任地攻击美国政策”。声称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美国大使的声明，激起中国知识界的莫大愤怒，这应该是司徒雷登一生干得最蠢的一件事。
“反美扶日”运动愈演愈烈，美国国内也对司徒雷登的声明表示不满。美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亦斥责司徒雷登干涉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指出：“作为承认中国人民自决权利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人，我们为你胆敢告诉中国学生要他们对于影响中国的美国政策不要采取不同意和鼓动反对这一消息所震惊。美国大使 ‘以不幸后果’威胁中国学生，与战前日本帝国主义试图钳制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是一模一样的，对于美国政府公然协同蒋介石对学生进行恐怖镇压，我们感到愤怒。”该委员会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否认司徒雷登的声明。
进入1949年，司徒雷登回国就中国问题向国务卿马歇尔进行了汇报。司徒雷登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向马歇尔报告：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被富有生气的共产党取代。听完了司徒雷登的汇报，马歇尔立即与杜鲁门总统进行了磋商。杜鲁门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政府已经完蛋了，是陪同蒋介石继续流亡呢，还是承认北京新当局，已经到了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司徒雷登，授权他与中共接触，同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不要把话说绝。他告诉司徒雷登，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不能设想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候会全力以赴地对中国实施一项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部队在安排食宿时，不小心误入美国大使馆。
当天晚上美国就播出新闻，称解放军搜查了美国大使馆。
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后，马上指示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江渭清查处此事，并电示总前委“必须立即引起注意。”。
司徒雷登对此事反应温和。因为他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只要能继续待在南京，就有机会接近共产党高层以进行直接对话，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搞得很紧张而破坏对话机会。他还向拥护中共的民主人士透露，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美国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50亿美元。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这时也表示：现在是对共产党采取积极态度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向他们表明：“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只是准备同中国在相互满意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同时希望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美国发出的试探信息作出了积极回应。4月下旬，中共中央任命在天津从事外事工作的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中共中央为了发展与美关系，果断地调整了对美政策，由“不承认”和“不急于获得承认”，转向了“有条件”地保持接触，以至发展对美关系。这种灵活做法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善意。
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披露，1949年4月27日，司徒雷登开始在家中起草关于承认中共的备忘录。5月4日，司徒雷登与到访的英国、法国和印度大使一道，又仔细讨论了有关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以后几天，凡是有其他国家的大使来访，司徒雷登都要与他们就是否承认中共的问题展开讨论。最后，他们达成的共识是：承认新中国政权是大势所趋，可现在马上承认又有些为时过早。
5月6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去与黄华联系。傅泾波一见面，就替司徒雷登表白，说司徒雷登一年来渐渐了解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了。这次他决定不离开南京，就是希望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也已获得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他甚盼与黄华会见，因现在正是美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他本人希望能在其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还表示“中美商约”可以修改。
黄华告诉他，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但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带给中国人民极深的创痛，唱空调没有用，首先是美国要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 中国人民才能谅解美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蒋，不愿参与中国内战。建议待上海解放后即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移交我方，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
黄华表示，既然美国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撤走青岛等地的美国海军舰只和陆战队，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国在这一天，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提出了承认一个新政权的普遍准则及承认新中国的有关条件。
艾奇逊的电报宣告，美国不准备马上承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至多也是给予事实上的承认。它表明，美国不想在国民党政权被完全消灭之前而抛弃它，那样做行政当局将面临国会的强大压力，一方面会使亲蒋派势力因为绝望而挑起“是谁丢失了中国”的争吵；另一方面，会因为承认中共而背上鼓励共产主义的沉重包袱。在1949年的美国，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存在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
人们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与美国自由思想截然对立的一种信仰体系，是对美国人最珍视的价值——自由的真正威胁，是对美国立国基础的颠覆；人们相信美国与苏联的斗争是一场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你死我活的竞赛，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关乎自由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存亡；人们相信共产主义集团是铁板一块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指挥，组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鼓动世界革命，并企图最终统治整个世界。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承认中国，都将挑战民主共和两党业已形成的意识形态共识，这是谁也不愿触动的敏感神经。
艾奇逊的电报还表明，美国不愿意放弃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有美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苏联有几千公里的接壤领土，拥有众多的人口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是美国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因此，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开始探索一种能够避免国内政治争吵的方式来处理与新中国的关系。艾奇逊还搬出了《国际法》的有关条文作为法律依据，举出了泰国、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实例作为旁证，试图说服中共。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会接受这种。就是正式的承认，毛泽东也不会听从他开出的苛刻条件。按照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是“不承认”、“不急于”政策，后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中共采取了灵活的态度，正式宣布了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的两条原则：一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不支持国民党政权。而美国的条件恰恰违反我党的两条原则，第一，所谓事实承认，就是在不废除法律承认的国民党政权基础上的承认，实质是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第二，要求新政权履行所谓的“国际义务”，实质上就是要求新政权承诺它同国民党旧政府过去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
事实承认
中美在建交问题上认识的巨大差异，注定了司徒雷登与中共的接触只能是无果而终。这时美国与中共的接触只能起到为日后与中共发展关系作个铺垫的作用。
司徒雷登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当日，他向国务院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关于美国驻华使、领馆地位问题的六点意见。其中第二条声称：只要国民党政府还存在，没有灭亡，美国只限于“美国人的福利、财产方面的咨询与抗议”与中共进行接触。
6月6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晤。话题很快转到中美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选择停止援助国民党逃亡政府，断绝与他的关系。
可是司徒雷登迟迟不愿在停止援蒋问题上松口，但他表示：各国大使馆都没有撤离，选择继续留驻南京，本身就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举动，暗示我党引起重视。
而我党在会谈中的既定原则是，谈判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先同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停止援蒋。而美国则没有决心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坚持着反共立场，要求我党应该停止反帝反美的宣传活动，疏远同苏联的关系，甚至背弃共产主义。
此时，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司徒雷登认为要求中方与苏联疏远关系这个路线很有希望，他决心亲自北上，与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实现在南京谈判达不到的目的。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司徒雷登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目前很难有正式的结论，需要自己返美后去努力做各方面的工作。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领导人的确切意见，这样回美国讲话才有力量。所以他希望在返美前，能在北平会见周恩来一次。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大使是得到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魏伯指示，产生去北平的意图的。
黄华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6月28日，黄华正式通知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北上。
实际上在此之前，司徒雷登已得知中共的态度。后来公开的司徒雷登日记记载，5月末和6月初，司徒雷登与民革中央的领导人陈铭枢进行了接洽，并请求陈在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时给中共领导人带一些口信。6月10日，陈应邀来到南京，同司徒雷登进行了交谈。
6月23日，陈铭枢电告司徒雷登，任务进行顺利。称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他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
6月24日下午5时，司徒雷登致电华盛顿报告说：“我已间接地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 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能迅速决定接见自己，并同意自己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官员都倾向于赞成司徒雷登成行。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一定要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坚持坐自己的专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准备好应付国内反对派的说辞等。
美国人自己关闭了进入新中的大门
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已经发生变化。6月2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当局在没有与外交委员会充分磋商之前，不得承认未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同一天参议员威廉·诺兰向杜鲁门递交了一封由16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总统澄清目前没有考虑承认问题。这种情况使得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向国会表示：保证在考虑承认之前与外交委员会磋商。
在此情况下收到司徒雷登的请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7月1日，美国“最高层”经过考虑，向司徒雷登发出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就这样，美国自己关上了进入新中国的大门。
毛主席则在1949年8月18日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司徒雷登则在中国成了家喻户晓的美国人。
后续
尽管司徒雷登的和平努力最终失败，但出生于中国的他，对中国却有着与美国其他要人不同的复杂感情。回到美国以后，司徒雷登曾撰文指出：
“中国人了解我热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福祉……但我辜负了他们。”
1962年离世前，他留下遗嘱，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国。但是，司徒雷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段历史，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敏感而复杂。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司徒雷登魂归中国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司徒雷登对中国其实真的有善意，只不过无法说服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后也只能
“‘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