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2020年佳士得香港秋拍《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拍卖中，最惹人瞩目的拍品为威廉·克里夫利·亚历山大（William Cleverly Alexander）旧藏的，《北宋晚期/金早期，定窑刻莲纹大碗》，此件北宋晚期/金早期定窑刻莲纹大碗即是亚历山大绅士传给女儿，并由女儿的名义出版在前述1923年重要中国陶瓷文献之中。
大碗尺寸硕大，品相良好，刻划有力，且碗心所刻莲蓬图案，较常见莲纹，品级高上，经过多轮竞价，最后以2785万港元成交，成为最大黑马。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定窑是如何跻身成宋代“五大名窑”成为唯一的白瓷？又为何没落了？
NO.1
定窑的历史渊源
定窑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辖区内，曲阳县宋属定州，故称定窑。
再往南250公里左右，就是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那是邢窑的产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定窑窑址就已被发现，这比邢窑窑址的发掘早了近60年。
定窑从邢窑而来，有邢窑这个老大哥撑场，定窑的出身自是极好的。
虽然在中晚唐开始烧造时，定窑的定位并不明确，白釉、黄釉、黄绿釉、黑釉等等都有烧制，质地粗松，属于民用窑的范畴，但到了五代时期，定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确定以烧制白瓷为主，并全方位革新了白瓷的烧制技术。
NO.2
定窑的兴起
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成为当时士大夫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许多定窑瓷器被选为宫廷、官府，供皇帝贵族使用，使其风靡一时。
随后，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四川的彭县窑，山东的博山窑，山西的霍州窑、平定窑、介休窑，安徽的萧县窑、宿州窑、宣州窑，江西的临川窑、南丰窑、吉州窑等，都仿制过定窑的产品。
这种仿制风的盛行，还催生了很多“行话”，专门用来称呼不同窑口的仿品。
比如，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是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
NO.3
宋徽宗
正在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宋徽宗随口一句“定窑有芒不堪用”，于是定窑逐渐入冷宫。
在他之前，皇家更偏向的是洁白秀美的定窑器物，然而宋徽宗本人迷信道教，相对于儒家的理想化，佛教的神圣性，道教提倡的自然朴素之美，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宋徽宗期间定窑被汝窑替代。
当然，仅凭宋徽宗个人好恶，并不足以推翻定窑的历史地位，定窑在宫廷内仍是主要用器。
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
不仅如此，定窑再次被金朝皇室选中，继续生产御用瓷器，但金人的审美和要求相比于宋人却差了很多，所以金朝定窑基本延续了北宋晚期的风格，他们更追求印花上的繁缛，烧制质量却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也再无突破性创新。
NO.4
是什么比宋徽宗还可怕？
按理说，蒙古人尚白，在宋代青瓷系的包围中都能杀出一片天的定窑，为什么到了元朝走向没落了呢？
究其主要原因，极可能是定窑优质原料即将枯竭。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开始定窑首创覆烧工艺，主要烧制碗盘类器物。覆烧瓷器底足满釉而口沿无釉，称为“芒口”或者“涩口”。为了克服芒口器的弊端，往往在口沿处镶嵌金银铜等材质的边圈。覆烧采用支圈叠烧的方法，与同时期的匣钵正烧法相比，装烧量增加了，而且同样能起到匣钵保护坯件的作用。覆烧既能增加装烧的密度，以提高产量，又能减少器物的变形。
但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浪费瓷土资源。
由于支圈与瓷器的接触极为紧密，为了防止器物的破裂和变形，烧制过程中支圈的收缩率必须与瓷器本身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支圈必须与瓷器使用相同的原材料制成。
烧窑一次，仅窑具耗损的原料，就要大于瓷器本身所用原料的约三至四倍。再加上支圈为一次性用品，一次次烧制下来，浪费的瓷土资源不可估量。
定窑能烧出优质的细白瓷，得益于当地优质的瓷土资源，而随着优质瓷土资源越来越少，定窑的质量日益下降，加上景德镇的强势崛起，定窑在元朝逐渐没落，并于元朝中后期最终走向了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