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这个节日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晋书》中第一次记录了它。元是凡数之始，旦即是日，合起来取“初始之日”的意思。毫无疑问，在古代，元旦特指正月初一，但关于“元月”到底从哪个月算起，在汉武帝时期之前并不统一，所以元旦这一天日期并不一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正月初一定为“新年”。新中国成立后，公历1月1日被定为元旦。
新年是最为重要的节日，自然会激发文人无限激情，自古以来关于新年的诗歌很多。然而，最出名的，恐怕还是要算王安石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诗很美，作者没有夹杂个人情感，仅用了白描的手法描述了新年的场景，却能神奇地激发读者的共鸣，使我们沉浸在欢乐祥和之中。同时，诗歌的字里行间，跳跃着欢乐的节奏，洋溢着新春的喜庆，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诗歌的意思更简单，它说的是在爆竹声中一年过去，春风算暖，一家人饮尽屠苏酒。温暖的阳光洒向千家万户，也在提醒大家要摘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谁都能理解诗意，但是，由于作者是王安石，由于这首诗写于敏感的北宋神宗时期，它便有了更深的含义。
北宋立国以来，经济日渐繁荣，文化迅速昌盛。但是，表面的盛世掩盖不住严重的社会危机。它的军事机构庞大而无能，对外屡战屡败;它的官员严重超编，财政捉襟见肘;就连引以为豪的农业生产，也因土地兼并的加速而尽显危机。
这种状况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开始了短暂的庆历新政。只不过那次变革胎死腹中，并没有什么成效。实际上，庆历新政也只是针对吏治进行封建阶级的自我完善，即便成功也不能从根本上上解决问题。
宋神宗继位之后，苦于寻找救国的良方。偏偏这时他听到了王安石的大名，并且提拔为江宁知府，不久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他与王安石可谓是君臣知遇的典范，仅仅一年多时间，他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副宰相的身份主持变法。
这首诗正是写于当年伊始，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王安石自然意气风发，他即将奉献个人所学给这个伟大王朝。如果能够成功，他必将像商鞅一样，奠定大宋富国强兵的基业，注定能青史留名。
但是，王安石却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他的变法太过先进，是当时社会所不能承受的。他借鉴前人经验，又天才般地创造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等等，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不仅让后来的张居正、康有为得以借鉴，就连现代社会也在使用其中的某些制度。
可是，先进的制度并不带便适合当时的北宋。这就像大学教授去当幼师，注定会手忙脚乱。北宋毕竟是农耕文民的封建社会，许多带有资产阶级的制度，根本无法让人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更是束手束脚，让人无法大展手脚。一句话，花盆里栽种不了参天大树的种子。
另外，变法中急功近利用人不当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安石个人的道德操守不用怀疑，即便是对手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人品。然而，王安石一下的变法派，包括吕惠卿、邓绾、蔡京等等，大多都被列入《奸臣传》。他们参与变法，要么是为了捞钱，要么是为了升官。上梁不正下梁歪，变法由这些人主导，基层自然混乱不堪，官吏自然借此鱼肉百姓。
王安石不是不知道用人的重要性，但他在朝廷根基浅，也没有时间观察考核合适的人才。他用人的标准只可能是谁拥护自己就用之，不拥护自己就排挤，这也直接导致了纠缠北宋王朝到灭亡的党争。变法固然是伟大的尝试，但失败的变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
当然，这一切的后果，当时的王安石并不知道。他只是看到气象万千，满怀将国家变得更好的雄心，完成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