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产力低下，劳动人口的多少，对一个王朝的税收、军事乃至综合国力都有直接影响。所以，中国古代各朝代都提倡早婚早育，促进人口增长。受到其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早婚早育甚至已经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更有意思的是，汉、唐两个最为人称道、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却是一种“早婚”成为社会主流，另一种是“晚婚”。那为什么汉代多为“早婚”，而唐代多为“晚婚”？
“早婚”在汉代成为主流，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汉初经济衰微，两汉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底层民众，“早婚”都是一种正常现象。在贵族方面，汉灵帝十五岁立皇后成婚，汉桓帝十六岁立皇后。女子亦是如此，如《汉书》所记载的汉宣帝外婆王媪“十四岁”便“娶为同乡王更得妻”。下层百姓的“早婚”甚至被纳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如古诗《孔雀东南飞》中所说的“十七嫁为妇，心常悲”。汉代“早婚”实际上主要受汉代早期婚姻制度的影响。
当时全国人口约为二千万，但经过秦末天下大乱，全国人口损失惨重。史书上有“方之六七国，无损其二”，《汉书》也说：“汉初，接秦之弊，诸侯皆起，民不聊生。男人吃一半，女人吃一半。因此到了汉初，全国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万左右，而且此时新生的汉帝国国力衰弱，经济不景气，“民亡盖藏身，自天子不能有酒，而将相或乘牛”。
首先，汉代的税赋主要是租、赋，租是指地租，赋是指人头税，两者都与人口有密切关系，汉代以人头轻抵地轻，所以恢复经济的首要前提是恢复人口。如果是这样的话，政府重视和鼓励早婚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第二，汉廷运用法律和政令要求民众“早婚”
正如前面所说，汉初的情况迫使汉廷更加重视恢复和发展人口。但是如果朝廷不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仅仅依靠民间的自然恢复与发展，那么人口恢复的速度肯定会比较慢。于是汉朝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以促使民间男女尽早结婚.
汉高祖刘邦时就规定：“民产，复，不可事二岁”，意思是一般百姓生孩子后，可以免两年赋役。惠帝在位时，特别颁布法令，规定：“年过十五，三十岁不嫁，五算。”汉代的算赋，一般是按年一次计算，也就是每年一百二十两银子；在此法令实施之后，十五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必须按年交纳五倍于正常的算赋，这就使大多数百姓都迫于高算赋而提早把女儿嫁出去。
于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法令的约束下，“早婚”在汉朝时期成为主流。
唐代“晚婚”现象的出现，也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门第观念的影响；
其实唐朝“晚婚”现象的产生，并非是政府鼓励、命令所致，相反，唐朝的统治者，像中央朝廷和汉朝一样，也是在鼓励人们早婚多生。比如唐太宗就认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就可以“申以婚交，合而为一”。太宗还下令，“庶人男女无家室，且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不得抑娶”，也就是说，如果某地有男女未嫁，成了“剩男”“剩女”，地方官府就要出钱帮助这些人嫁娶。
虽然宫廷和统治者也提倡早婚多育，但唐时社会习俗仍受南北朝影响，特别是婚姻崇尚早婚多育。南北朝时，门第出身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婚嫁也是十分重视的，就像北齐颜推曾经说过的：“近世嫁娶，比量父祖”。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唐朝的许多人，特别是士人，宁愿晚婚也不愿娶他们眼中门第低下的女子。比如唐代有个士人叫郑氏，他“常有大志，不拘小节”，常常把“达则娶卿相”挂在嘴边，即是要娶大官之女，也就是不娶。就是“逾既立，未婚”，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呢。
此外，唐朝许多年青男子，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来达到一官半职的目的，获得升迁的资格，然后与这些有较大影响的豪族女子成亲，以换取仕途的顺利。因此，唐朝的男人到了三四十岁还不结婚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齐的颜之推也曾对当时结婚所需的巨额彩礼和花销发表过评论，说是“卖女纳财，买妇输绢”。受此影响，唐朝的婚礼仪式不仅特别繁琐，而且需要请人吃饭，对方家庭提出的“彩礼”也很重，即使是中等水平的家庭办完一场婚礼后还得给家里添麻烦。
事实上，许多唐朝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也曾经因为经济原因而导致晚婚，典型的就是韩愈。早年困苦的韩愈，又四次科举失败，直到他二十九岁时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帐下当上了幕僚，才娶妻生子。
也像唐朝扬州一家官吏，有两个女儿要出嫁，却先把妹妹嫁出去，究其原因，是妹妹嫁的人家“礼力未就”，即男方财大气粗。女方经济拮据，很难娶到下层百姓家的女儿。因为地位高的男人不惜晚婚也要娶豪门大族的女人，以求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而普通男人往往“没钱”娶不到。于是白居易写了一首诗：“穷女难嫁，嫁晚孝于母”。因此，在门第观念和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唐代“晚婚”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总体上看，汉唐两代提倡早婚早育，目的是增加人口，并借此最终提高国家实力。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汉朝政府的鼓励和运用法律和法令的干预，使“早婚”成为社会主流。唐人在结婚时，因受南北朝风俗的影响很深，在门第观念和结婚所需大笔开支的压力下，出现了“晚婚”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