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论”是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提出的理论。虽然是一个中国哲学概念,但也概括出了古代宗教意识的某种核心成分。而在今天,一些人正在试图借生态学与环保科学的概念将它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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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论”是指“天意 ”和“人事 ” 的互相影响。这些影响当然有好有坏,“天人感应论”的提倡者最终都会提出“天人合一”的理想。反过来也都要抵制他们认为导致天人失和的行为。

中国古代没有统一信奉的创世神,“天人感应论”中的“天”指自然环境,但被认为拥有意志,就可以主动发起行为,类似于后来西方的自然神论。如果人类行为触怒了“天”,后者就会以各种“灾异”作为惩罚。

大部分“灾异”对人类能造成真实的损害,如地震,水灾等等。也有一部分是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食和陨石撞击,甚至超新星爆发。因为不常见才令人恐惧,也被视为对人类不端行为的警告。

古代西方人相信有位格的创世神,但他几乎不与异教徒面对面接触,而是用灾难来惩罚异教徒。通读《圣经》后你会发现,神只在相信他的先知面前现身。对于异教徒,就直接用各种灾难予以毁灭,手段包括洪水、瘟疫、地震,以及从天而降的硫磺火。

如果只看后一类行为,这里的神就是自然灾害之神。讨论信神与不信神的不同后果,就是宗教版本的天人感应论。

不仅古代官方说教里充满天人感应论,民间更是如此。封闭的村社环境充满各种禁忌,以及严格的伦理要求,很大程度是担心触怒“天”。比如,村子里有人发生非婚性行为,很可能导致全村庄稼绝收,必须严厉惩罚以挽回天意。

人类行为当然会影响环境,并且承受环境的反作用。按季节播下种子就会有收获,没处理好粪便污水就会暴发传染病,这都是人与环境之间真实的互相影响。但是古人缺乏科学知识,把人与环境的作用夸大化,成为封建迷信的重要基础。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正确解释了环境与人类行为到底有哪些相互影响,破除了传统的天人感应论。比如,科学告诉人们,恒星组成的星座十分遥远,人类既影响不到它们,它们也影响不到人类。

科学知识普及之处,传统的天人感应论纷纷破产。再借传统术语抒发对“天”的恐惧,会成为社会的笑柄。然而,这种对环境的莫名恐惧仍然在很多人的心头残存。进入二十世纪中叶后,他们借用生态学、环保科学提供的术语重新包装这种心态,在舆论圈里流行开来。

美国宇航专家布劳恩曾经遇到一名神职人员,指责他搞火箭发射,导致佛罗里达陷入干旱。实际上,一次火箭发射使用的能源差不多相当于十次远途民航飞行。释放这点能量不可能导致大面积干旱。但是无论神职人员,还是很多普通民众,并不能理解能量守恒定律。

再比如厄尔尼诺现象,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严重影响全球大气,导致各种气象灾难。 这个概念在科学界形成于60年代后期,一些人马上借来指责人类正在触怒大自然,声称它是工业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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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科学界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成因仍在探讨中。比较集中的一个推测是太平洋中央海岭的火山周期性爆发,加热上部海水,最终影响大气环流。而那些借用厄尔尼诺现象抒发“天人感应”之怒的人,甚至不清楚它发生在地球的哪个位置。

新天人感应论者发展到今天,也有强与弱的区别。“弱天人感应论者”主要是反感人类行为影响到其他物种,希望收缩人类在地球上的行动范围。“强天人感应论者”不赞同任何“反自然”的行为,包括从月球上取样带回地球。

生态科学与环保科学产生于20世纪,专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真实影响,并提出具体的对策。与其它科学一样,它们需要长期调查研究,得出量化的结论。有关科研院所为此设置专门的实验室,组织专门的野外环境勘测人员。

当代天人感应论者既不参与这些科学研究,也不阅读有关学术专著,只是拿来几个名词,以便让天人感应论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由于完全不懂这些科学概念,他们的文字里总是充满“极有可能”“非常危险”之类的词汇。用煽情的形容词,代替对“人—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而其结论却异乎寻常的明确,那就是不要再搞科学,不要再发展工业,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在这方面,他们忠实地继承了古代天人感应论者的基本诉求。那就是社会不要变化,不要发展,一切都保持在他们能够适应的那种古老状态。不要被他们使用的科学概念所欺骗,这和科学没有半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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