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明末清初清朝著名将领，曾以福建水师提督之职率领清朝水师收复台湾，由此完成清朝一统之大业，凭此功绩，施琅被康熙皇帝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
其实收复台湾并不是施琅最大的功绩，因为随着清朝入关后统治地位的逐渐稳固，相比于台湾的郑氏，清朝自身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收复台湾的水平了，而施琅只是让清朝收复台湾的时机更恰到好处，收复台湾的局面更加完美一些。
事实上，施琅最大的功绩在于收复台湾后向康熙皇帝提出的保台之论，他以自己的的经历和见识说服了康熙皇帝在台湾设立一整套完善的官民体系，由此将台湾牢牢的控制在朝廷之手，杜绝了西方列强对台湾的企图之心。
所以说，施琅的远见卓识是他最大的能力体现，而这种远见卓识除了体现在他的保台之论上以外，还体现在他收复台湾后向康熙皇帝提出的另一项军事计划——进攻日本本土。
如今我们很难从有限的史料中获取施琅进攻日本的具体原由和详细计划，但若单纯以当时两国的国力比较而言，进攻日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很多人拿出当年忽必烈远征日本作为前车之鉴来说明清朝进攻日本的可行性很低，但他们忽略了几点因素。
首先第一点，当时远征日本的蒙古军队不仅有蒙古骑兵，还有投降的南宋军队和朝鲜军队，这就导致了蒙古军队内部极其的不稳定，军心亦非常不稳，像投降的南宋士兵根本就是出工不出力。
第二点，蒙古军队擅长平原作战，对于海战和山地作战并不熟悉。
第三点，蒙元时期不管是对海况的了解还是出海作战的能力都无法与清朝相比。
第四点，两次征日时，元朝内部都不稳定，而日本却恰恰相反，他们内部军心稳定，所以两次战争，日军都能够同仇敌忾，击溃蒙古军队。
基于以上四点，忽必烈远征日本自然是很难取得胜利的。
而相比于元朝，清朝远征日本的条件就相对很成熟了，但即便如此，康熙皇帝还是予以了坚决否定，那么这其中又有什么原因呢？其实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原因无非以下三点：
首先，清朝在收复台湾后已经将军事重心转移到西北准噶尔汗国身上，当时噶尔丹蠢蠢欲动，康熙皇帝已经决心消灭噶尔丹，因此对于远征日本这件事康熙皇帝并不上心。实际上，噶尔丹对清朝的威胁要远大于清朝远征日本所带来的回报，而且准噶尔汗国的实力之强完全超出了康熙皇帝最初的预料，直到乾隆时期，准噶尔汗国才被消灭。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康熙皇帝放弃远征噶尔丹而选择日本，那么噶尔丹完全有可能趁机出兵使清朝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而以准噶尔汗国如此之强大的实力，清朝也极有可能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甚至威胁到朝廷的统治。
其次，康熙皇帝应该考虑到了当时的日本与清朝的关系已经趋向于缓和，虽然两国当时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清朝完成对全国的统一，日本方面已经默认了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康熙皇帝是不想用武力去改变现状的，甚至为了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康熙皇帝还曾向日本派去考察官员，这也足以看出康熙皇帝对日本的策略是以“和”为主，而非“战”。
最后一点，基于施琅个人的经历。施琅虽然是收复台湾的功臣，但他毕竟是汉人，而且还是一个曾效力郑氏的前明将领，在清初甚至整个清朝的前中期，汉人包括汉族大臣是很难在朝廷上得到公正且较高地位的，原因这里就不细讲了，几乎都懂，这是历史发展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民族矛盾”吧。
而施琅除了是汉人、汉臣之外，他还曾在前明效力，不仅如此，他还曾先后两次投靠清朝，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看来，施琅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历史再一次告诉了康熙皇帝，这种人只能选择性的利用而不能信任。
虽然施琅并非“小人”，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时机下，康熙皇帝的内心或多或少还是有些抗拒施琅的。
就比如施琅提出的远征日本，康熙皇帝的担心除了极有可能出现的失败之外，便是对施琅个人的不放心。
其实抛去最后一点可能出现的原因，前两点才是康熙皇帝拒绝远征日本的主要因素，但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即便一个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拒绝某件事，也不能排除这个人隐藏在道义之下的私欲。